在人口研究中使用过中国族谱资料的学者都清楚，这些资料多么令人头痛。郝瑞在研究台湾族谱之后说：“除去对某些地方群体或特殊群体的人口统计外，中国文献中很少有人口统计信息能符合剑桥学派式的家庭重构。倘若我们想在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研究人口变化，我们唯一可用的材料就是各种族谱。”但族谱也会相当让人失望。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殇子、鳏者、僧人皆不入族谱。麦斯基尔也给出了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难以在族谱的基础上计算人口的死亡率，因为中国人的族谱从来不记录入赘的女婿或在外姓人家长大的孩子。
当有些学者试图通过中国族谱得到人口之外的信息，他们会遇到其他棘手问题。族谱编纂者对于族中的每个人都会使用全名，也许还会用图表，将一排排的人名分开，每一排为一代人。但很少学者，特别是人类学家，会天真地认为，亲属标签代表着人际关系的现实。这种犹豫与人类学中的一个争论有一些关系。这个争论是针对族谱术语是否代表了直线世系中个人的社会范畴的。对这场争论有一个简要的概括。中国族谱中偶尔会蹦出某些具有启发性的材料，如有关族产的记录。但研究者最终仍然好像在观看被一张破烂幕布挡住的折子戏。幕布的窟窿足以让观众猜到到底哪出戏在上演，但看不到演出的全貌。的确，大量族谱保存在大陆、台湾、香港、日本及美国的图书馆。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族谱数量之繁多、内容之复杂，而且时时游弋出有意义的记录，足以让学者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中国的族谱如果如此飘忽不定、难以把握，那为何撰写族谱呢？显然族谱撰写不是为方便科学研究。宗亲共同体的利益才是编辑家谱的动力。常规性的修谱始于公元三世纪，最初限于统治阶级——贵族家庭和士大夫。这种独占延续到宋代，只是大约到了十一世纪，地方祭嗣群体才开始编修私谱。
族谱编修的标准由理学家欧阳修、苏洵等学人所开创。
理学强调蒙学及家规的重要并特别关注修身的问题。在理学家看来，三者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理学家还认为，修谱达致家庭和睦，而家庭和睦自然会帮助社会稳定。但在宋代只出现一小批族谱。其中大多属于显赫家族，且只限于世系图。
中国人撰写族谱的高潮发生在明代后期。此时，所谓“宋明理学”传播甚广，所以族谱一般包括道德格言、家族史、婚姻典式、继承规则、仪式规章。到满清时期，如此的编谱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族谱作为民间私人所有，在三十年代以前未曾公之于众。
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成千上万部族谱沦落到坊间，逐渐进入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图书馆。Taga Akigoro在1960年作了一项文献研究，列出了将近3000部族谱，其中有大约500部藏于中国大陆图书馆，近一千部藏于美国图书馆，1200多部藏于日本图书馆（转引自Meskill 1970：139）。针对三十年代这么多私人族谱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麦斯基尔（Meskill）用战乱解释（Meskill 1970：140）。但中国大陆一位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泰斗人物张秀民却提出另外的看法。他认为，这些族谱的出现是因为国内书商疯狂地进行族谱买卖，从日本和美国图书馆中牟取暴利（张秀民[1962]1990：200）。他指出，1949年，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族谱数量就远远超过了北京国家图书馆的藏量，那时侯北京国家图书馆只藏有353部族谱（同上，206）。目前，北京国家图书馆有2250部族谱，副本不计在内（刘黎明199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