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我们看到了人们如何共享记忆，也看到了有礼仪经验的老人们如何通过记忆的排演手段解决仪式困境。我们还也讨论了族谱文本及口述记忆如何影响到供品的命名，同时了解到来自古典教育的背诵知识如何体现在祭文的使用之中。我们的讨论证明，口耳相传的往事、基于文本的历史知识以及积淀在躯体的记忆惯习发挥着交错作用。
在孔家人对仪式语言的回忆中，文本的影响显然很强，但不能夸大。愿主们幼时对古典文本的记诵和不断的书法联系使得关键性文字在他们的身心刻有烙印。在三十多年的激进社会主义之后，孔家人的大量文档已经散失，但在一些断简残篇的帮助下，集体记忆的碎片得以拼贴，最终编辑成为一部祭孔礼仪手册。然而，细心誊写的文字并不意味着人们仅仅根据文本就可以朗朗上口。咏唱祭文正是典礼的核心，人们只有在排练和生动的表演中才能把握如何控制语气、如何提高音调或如何抑扬顿挫的分寸。这就是说，这些技能的传世超越文字，要活在人们的言语与身体动作相互结合的记忆之中。
在即将结束针对仪式语言的讨论时，我们应该提到沃特·昂与杰克古迪的研究。
他们的著作涉及了口述与文字的记忆法意涵，所提出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但在两人对文字影响的概括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其中之一涉及中国的书写制度。如沃特·昂所言：“汉字拼音化的普及将会相当快，将不可避免。”他补充说：“普通话现在正强制性地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上）的每一个人，同时也在教给台湾人。这将有一定的效果。一旦所有中国人学会普通话，汉字消失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
沃特·昂还引用了古迪的观点解释，中国的象形文字早晚会被拼音文字所取代，原因在于《康熙字典》共收录40，545个汉字，但很少有中国人能够认全，所以这在实质意义上属于消耗时间的精英文字将被普通人容易学会的拼音所取代。
沃特·昂以及古迪显然忽视了两个问题。首先，在中国的识字标准如果是四万多个汉字，那么就没有几个中国人识字；这个说法当然十分荒谬。其次，普通话并没有取代方言，部分原因在于方言与地方习俗或认同紧密相关。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传统语言，包括繁体字和文言文，在当今中国各种各样的宗教文本中到处可见。尤其由于文字改革，繁体字被保存在宗教文本，从而获得了一种从前并不具备的神圣特性。借用撒利·莫尔及巴巴拉·梅尔霍夫提出的概念，繁体字在当代中国反而变为某种“传统建构工具”。
在广大的农村，那些可以用繁体字结合文言文从事写作的人们因而获得一件彰显神圣权威的特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