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日的一个午后，阳光很温和。东山的启园里游人不多，偶尔还能听到树丛里鸟儿的鸣叫声，那份安宁竟显露出些许山林野趣来。
太湖微波柔漾，湖水轻拍着御码头。高高的石牌坊中央刻勒着康熙手书“光焰万丈”，因为新修，花岗岩明显夹带着“火气”，连同面前这座新修的园子，宁静中透出几分寂寥。
这个园子最先的主人席氏家族，从明朝中叶直至上世纪中叶这五百年间，曾和一个名叫“洞庭商帮”的商人集团一样，让小小的洞庭东西山红遍九州……
二
十五世纪中后叶的人类社会，正孕育着一场激动人心的革命，一种以资本为本位的全新生产方式将使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时，东方古老帝国正是大明朝的天下。1465年登基的明宪宗朱见深和先祖朱元璋已完全不同，大概从小在后宫的奶妈怀里长大，自然威猛不足，仁慈有余。经历了快一百年风风雨雨的大明朝，已然四海归一，江山稳定，一派歌舞升平。皇上除了遵从先帝遗志，每日按部就班之外，似乎也没啥大事可做。到宫门以外的自家土地上巡视巡视，一定还交了几个沈万三那样的朋友，抑或玩玩古董字画，偶尔闹出点“绯闻”，也是“与民同乐”嘛。
宽平的政务往往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而流动催生了一个原先在历朝位居民生之末的阶层的迅速崛起，那就是商人。史载，成化年间（朱见深年号），各地逐渐形成了晋、徽、陕、闽、粤、龙游、洞庭等十大商帮。以弹丸之地而赢得“钻天洞庭遍地徽”之称的洞庭商帮，在历史上曾留下了一部大书！
三
明末著名的苏州籍文学家冯梦龙，在其“三言”之一的《醒世恒言》中，有一段经典评论已被各类文章著作广泛引用——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却做“钻天洞庭”（卷七）。小说反映生活，市井话语或许比正史更为鲜活。事实上，北宋神宗元丰年间，便有了洞庭商人活动的记载。那个在清人笔记中留名的商人叫夏元富，“年十六贾于四方，三十八而赀产丰积”。于是造豪宅买游艇（“治第置舟舫”），做了二十二年行商，夏商人已然一个大款。元代，洞庭出现了有头有脸的商人家族，王家老三王敏（字惟贞）还有经商经验之谈留世，说是“有所藉而致富，非善理财者也。无藉而财自阜，斯谓之善理财。”这其实就是王家白手起家致富的“战略管理”要诀。元末，另一个商人家族陆氏也很显赫，据说和“资累巨万万，田户遍三吴”的沈万三齐名。但陆氏掌门人陆道原不像沈万三那样给朱元璋又是筑城，又是犒军，恰恰相反，他最后散尽家财，遁入道门（“暮年对为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道原遂为黄冠师”）。正因此，陆家流传于世的经商故事就远没有沈万三那样离奇。
明清两代，洞庭商人更加活跃，出现了大批经商世家和致富大户，他们终于在江湖上举起了自己的旗帜，成为声誉与晋商、徽商相当的著名商帮。
感谢明中叶以来江南社会那种“士商相杂”的风气，才使后人能够在归有光、归庄、顾炎武、董其昌、钱谦益、汪琬、王鏊等众多“大手笔”的文集或其他碑刻史料中，读到有关洞庭商人的故事。“翁百万”、“许首富”、“席商人左右源”……泛黄的文字变成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在眼前晃动……
翁许两家均发迹于万历年间。翁家原有些家底，到了“翁百万”（名笾，字文夫，号少山）时，他靠老父翁参在商圈打下的人脉基础，“挟赀渡江逾淮”，在晋商的老家——百货聚集之地山西清源扎下了根，从事棉花、棉布和青靛的批发贸易，生意几乎遍布全国，“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海内有‘翁百万’之称。”许家的发迹则完全靠“许首富”（名志问，字冲宇）白手起家。
没有更多的史料叙述洞庭商人的经商传奇，翁百万也没能留下一座富丽堂皇的“翁家大院”供后人发思古之幽情，但冯梦龙的“三言”和凌初的“二拍”，讲述了许多商人的离奇故事，他们中或许就有翁少山、许志问和席家兄弟们相似的经商经历吧？
明末，洞庭席家兄弟端樊（号左源）、端攀（号右源）接过了“洞庭商帮”的旗帜，他们“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不二十年，赀累巨万。凡吴会之梭布，荆襄之土靛，往来车毂，无非席商人左右源者。”
席家这一兴起就是四百年！
四
漫步在花果遍野的洞庭东西山，听着太湖水不绝的涛声，总有一个疑问萦绕于心头：
两乡狭地，为何成就了一个著名商帮？明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洞庭东山人王鏊在详细分析了家乡的人口社会状况后断言，“土狭民稠”是洞庭山人“习商行贾”的主要原因。
但“土狭民稠”是江南社会的基本特征，为什么商帮偏偏会出在洞庭山呢？这其实和那个从小和尚做到大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有关。
元末乱世，苏州福地被泰州盐贩张士诚占据。朱元璋二十万大军围城十月而不克，吴民从此和朱皇帝结怨。大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仇恨吴民支助张士诚那么尽心尽力，《明史·食货二》载：“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顾炎武统计称“其重十倍”。沉重赋税，加上人多地少，经商成了人们活下去的最大理由。
不久，朱元璋在苏松地区推广种棉桑的政策，重新激活了江南经济。“衣被天下，万户机声”的家庭手工业为洞庭商人的贸易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货源，那些经商领军家族几乎无一不是以“棉布”而“做大做强”的。
当晋商、徽商的店铺开满苏州大街小巷的时候，洞庭商人却凭借太湖天生孕育的水性，娴熟地驾驭着十五世纪最时髦的交通工具——船，从家乡出发，行走在大江南北了。
和苏州人的“守”不同，“山浪人”中的大姓本身都是因中原战乱迁徙而来的大户人家。他们的血液中流动着创业的激情，骨子里蕴藏着争先的底气，而天性中明显带着融合上流社会的精神。经济史学者马学强博士分析说，洞庭商帮“亦儒亦商”的性格比徽商有过之而无不及。给“翁百万”、王惟贞立传的是苏州两位状元申时行、施。有明一代苏州第一位状元、洞庭东山人施在为那个王家老三王惟贞写表时，引经据典说明经商的好处。据说，董其昌还受聘许家当过塾师。四民之首的“士”和四民之末的“商”如此和谐，被余英时先生称之为中国近代商人精神的范例。
五
晚清政局动荡。
“船坚炮利”裹挟着全新的贸易形态轰开闭锁的国门。几乎垄断盐业资源的徽商和大清朝一起衰落了，晋商的票号也在战乱中风雨飘摇。而洞庭商帮却在急剧的变动过程中融入国际化的潮流，完成了自己的转型。
临近苏州的上海，在中英鸦片战争后开埠，并迅速成为中外商贾云集的中国第一商埠。洞庭商人“群趋沪江”，搏杀洋场，上演了近代商帮最后辉煌的一幕。“吾山人犹得争为先声，占金融界一部分雄厚势力。”据《洞庭东山志》载，在1850年代的上海，仅洞庭商帮背景的传统钱庄就有近三十家。
洞庭商人的大手笔不在这里，他们的目标是当时几乎所有在上海滩开办的外资银行的CEO，并把这个称之为“买办”的职位长期把持。
席氏家族再次成为洞庭商帮的领头羊。
商人们终于留下了一座雕梁画栋的“春在楼”（雕花楼）让后人追忆商帮五百年的历史沧桑，它昔日的主人金锡之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棉纱大王”。
李嘉球先生为此分析说，亦商亦工，工商并举，成为洞庭商帮经商理念实现转型的最大特色。
太湖涛声依旧。五百年商场搏杀，而今留下的却是启园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