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人们就像飞蛾作茧一样。面对着不断变化的世界，人们总是会强化自己的成见，通过不断给自己的心灵加固堤坝来抵御。我们的确是安全了，但是我们的茧却越积越厚，最后把自己给深深地束缚了。
进取的另一面，就是剥开心中的茧，不断地解放自己。
蚁与蝶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需要很多人在你的旁边支持你、保护你，因而对外的交往必不可少。从经济学上来说，与人交换往往可以换得比较优势，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也就让大家各自的消费者效用达到最大。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事情却往往比这要复杂得多。我们需要人的帮助，需要与人唇齿相依，然而就像有人感叹“夫妻本是同林鸟”一样，对于交往同样需持有慎重态度。
生物史上有一件事情足以说明上帝造物的复杂性：曾经在英国的田野上长期出现的一种蝴蝶，突然不见了。这种叫“欧洲蓝蝶”的美丽蝴蝶，以往春天都会在原野上尽情飞翔，但是如今它们的翩翩倩影在暖春的晴空里消失了。谁也猜不透，这种会飞的美丽“花朵”上哪儿去了。
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终于发现，那蓝蝶已经在英国绝种了。而引起蓝蝶绝种的原因，又与两种蚂蚁的灭绝息息相关。英国人没有想到，由于他们破坏了两种蚂蚁种群的生活习性，导致了它们的灭绝。更让许多自然爱好者们感到难过和震惊的是，蚂蚁的死，也把欧洲蓝蝶送上了绝路。因为这种蚁与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成熟的蓝蝶个头较小，差不多只有一张邮票大小。在它们的幼虫阶段，其腹部有很多类型的腺体，所分泌的挥发性物质，具有诱惑蚂蚁的香味。
蓝蝶幼虫实际上成了蚂蚁的食品供应站。闻到特殊的香味时，蚂蚁就爬到蓝蝶幼虫那里去尽情享受。如果是普通蝴蝶的幼虫，对蚂蚁是毫不客气的，它们会拼命地扭曲和摇摆躯体，以便把蚂蚁从腹部赶走。但蓝蝶幼虫却很欢迎蚂蚁的入侵，并为入侵者提供可口的食物。
当然，蚂蚁并不是白吃白拿，蓝蝶也需要蚂蚁帮忙。当蚂蚁在草地上发现蓝蝶产的卵时，便马上派工蚁来照顾这些幼小的生命，等待它的孵化。不仅如此，还派兵蚁守卫在幼虫的周围，唯恐幼虫被其他昆虫掠去。蓝蝶幼虫是吃树叶的，每吃完一张，众蚂蚁就把它抬到另一片新叶上，让它吃个饱。蚂蚁的行为很像牧人把牛羊赶到更绿的草地上。很明显，蚁与蝶之间的这种生死与共的搭档关系，是经历了漫长岁月考验的。例如，一些蓝蝶成年后，必须得到这种蚂蚁的刺激才会在植物上产卵。甚至，一些蓝蝶幼虫的表皮要比同类幼虫的表皮厚60倍，这也是长期形成的一种适应，能防止蚂蚁那铁钳一样的上颚刺穿它的表皮。
每逢北风呼啸，冬天来临，蓝蝶的幼虫经不住严寒的袭击，蚂蚁就把它们搬进自己温暖舒适的蚁穴里。蚂蚁吸食蓝蝶幼虫分泌的蜜露，而把它们自己的幼虫作为食物奉献给这位贵客，招待得如同上宾。
但是，当春天的脚步声响起时，这曲田园牧歌也就结束了。这时，刚从蚕茧中钻出的蝴蝶，可能会受到蚂蚁的攻击，那些细心照顾蓝蝶幼虫的蚂蚁，也已经变成可怕的肉食者。幸运的是，在新生蝶的体表部分附着一层细小的鳞屑，当蚂蚁用颚去攻击它时，那些鳞屑很容易纷纷剥落。由于鳞屑像滑石粉一样保护着蓝蝶的足、触角以及上颚，进攻的蚂蚁只有踉踉跄跄地在空中乱抓一气，而在这时候，蓝蝶已经不慌不忙摆脱困境，自由自在地飞走了。
大自然是这样复杂而有趣，人世又何尝不是如此？就像诸葛亮闻听周瑜死讯便失声痛哭的那样，恐怕现实中的得失权衡总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些人可能你一直在同他们斗，但同时也一直在相互依存。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在了，或许你的一切也就结束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既为自己而存在，也为别人而保留。像蚁与蝶的博弈一样，生存中藏着永远无法穷尽的辩证法。成功的过程也是发现与争取的过程。我们永远需要交换，需要运用，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判断。
滑铁卢战役的赢家
在军事学的课程上，每次分析某次战役，历史老师总是会分析许多军事之外的因素，比如经济、舆论、人心，等等。小的时候总是对于这种思路持有疑义：军事战争应该比拼交战双方的势力、头领的计谋、军士的士气，等等，为什么要宏观地考虑这么多的因素呢？
后来的哲学帮我解答了这个问题。今天，当需要重新反思这个问题时，我把下面这个故事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挑了出来，供我们进行再思索。
19世纪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打败法国拿破仑军队，英法战争局势逆转。滑铁卢大战在英国的投资市场上产生了两个富豪：其中一个是英国商人罗思财。罗思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在大战将起之时，他就已预先布置手下在战场附近收集信息。英军获胜后，他的手下从战场用白鸽将英军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递给在伦敦的罗思财，罗思财立刻大量买进股票。不久，股市暴升，罗思财就这样发了财。
很显然，罗思财成功的关键是在信息传递不畅的时代能够快人一步获取信息。但是在当代通信技术发达、即时信息瞬间传遍全球、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的条件下，罗思财的优势就变得很难维持。
需要指出的是，罗思财虽靠信息取胜，但他当时所获的绝非“内幕消息”，而是公开的消息。如果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要千方百计打听“内幕消息”，则犯了投资中的大忌……如果英国人告诉你的“内幕消息”是英国将获胜，法国人更加自信地告诉你他们一定能赢，你该怎么办？在不成熟的市场，所谓“内幕消息”最容易带有主观因素并受人操控；在成熟市场中获取“内幕消息”，并据此操作获利，更加会被监管当局检控而获罪。
另一个是著名经济学家太卫·李嘉图。英国政府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在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前几天发行了一笔巨额债券，数额之大竟超过了当时英国经济总量的10％。那时拿破仑屡战屡胜，不可一世，人们担心英国战败，因此债券虽然以低于面值13％的价格发行，但认购并不踊跃。李嘉图没有派人去战场，但他精心研究了英法双方的对阵形势，并作出英国极可能获胜的大胆判断。于是李嘉图倾尽所有的财产购入便宜的政府债券。英国战胜后，这一批政府债券立刻飙升超过面值，李嘉图获利近百万英镑。有趣的是，李嘉图事前曾将购买债券的“贴士”告诉他的好友——著名人口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在他的鼓动下也小心翼翼地入了5000英镑的“货”。但是马尔萨斯担心英国战败自己会血本无归，因而彻夜难眠。第二天就把债券卖掉了，白白丧失了发财良机。
第二年，李嘉图就宣布从股市上退休，从此潜心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成为经济史上著名的一代大家。如今，他曾经赚取的金钱早已不在，但是他经济学上的光辉思想依然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没有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和准确的判断，恐怕是无法想象的。军事学者永远无法单纯用兵法去解释历史，经济学家也不能总靠最大化和均衡去获取利润。天地万物总是相互联系的。获取成功同样无法排斥专业以外的知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更宽一些。在精通专业的基础上广取博览，对于成功往往能够起到事先无法预料到的效果。海之所以大，在于它能纳百川；天之所以高，在于它能容万物。
人之所以能成就事业，也往往在于他们深广的知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
大不了从头再来
刘欢唱了许多歌曲，有人爱他那极有特色的嗓音，有人爱他宽广的音域，但我最喜欢的却是一首歌——《从头再来》。歌词写得很简单，旋律也比较质朴，但是唱起来却是气度非凡，激情汹涌。
没别的，就是喜欢它的歌词，喜欢歌词里面重新开始的巨大决心和勇气。对于经常遭受挫折、备受了失败打击的人而言，如果听到这样的歌曲，是多么大的鼓舞呢？
不过，随便在历史上选几个事实来看，让我们去衡量一下我们所遇到的挫折有多大。
明朝末年时，史学家谈迁经过20多年呕心沥血的写作，终于完成了明朝编年史《国榷》。面对这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巨著，谈迁心中一阵狂喜。然而，他没有高兴多久，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天夜里，小偷进了他家偷东西，见到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以为锁在竹箱里的《国榷》原稿是值钱的财物，就把整个竹箱偷走了。从此，这些珍贵的稿子就下落不明。20多年呕心沥血的成果转眼之间化为乌有，这样的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对年过六十、两鬓开始花白的谈迁来说，更是无情的重创。可是谈迁很快从痛苦中奋起，下定决心再次从头撰写这部史书。
谈迁继续奋斗10年后，又一部《国榷》重新诞生了。新写的《国榷》共104卷，500万字，内容比原先的那部更翔实、更精彩。谈迁也因此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无独有偶。英国史学家卡莱尔也遭遇了如此厄运。他经过多年的艰辛耕耘。终于完成了《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他将这本巨著的底稿全部托付给自己最信赖的朋友米尔，请米尔提出宝贵的意见，以求文稿的进一步完善。
然而不久，米尔万般无奈地告诉卡莱尔：《法国大革命史》的底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之外，已经被她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烧为灰烬了。
卡莱尔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异常沮丧。当初他每写完一章，便随手把原来的笔记、草稿撕得粉碎。他费尽心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竟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挽回的记录。
但是卡莱尔还是重新振作起来，他又买了一大沓稿纸，开始又一次呕心沥血的写作。我们现在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便是卡莱尔第二次写作的成果。
这样的大起大落，可能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但是，我们应该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期待的一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无事时，应像有事时那样谨慎；当有事时，应像无事时那样镇静。因为在这个漫长的旅途中，总有崎岖和坎坷随时降临。
只要出现了一个结局，不管这结局是胜是败，是幸运还是厄运，从客观的角度看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只要厄运打不垮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
这是另一种崇拜
参加了今天北京春季4场大型招聘会的朋友，大概都会为这一届的所有大学毕业生捏一把汗吧。人员之多、场面之壮、规模之巨，恐怕周杰伦的首体演唱会也未能望其项背。大量的博士、硕士和本科学生挥汗如雨，那求职若渴的神情，那挤上前去投一份简历的精神，着实把市场经济买方市场的繁荣演绎得淋漓尽致。
文凭的竞争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几乎没有人不想尽量提升自己的学历等级，也没有不希望自己的简历看起来比别人厚实沉重得多。这种学历的急剧膨胀和价值贬值，一开始就在就业市场发挥巨大的负面效应。
在中国很多人眼中，文凭是增加自身砝码的重要武器。不管是不是有用，也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能力真的能够获得文凭，人们总是从各种不同的途径去获得文凭。想想《围城》里那个自负而虚弱的书生方鸿渐吧：他的克莱登大学毕业的文凭在国内人眼里显得多么耀眼，然而实际上呢？
不能不提及的是，许多发达国家对于文凭的重视程度已经开始大大下降，对于实际能力和真实水平的考察更加突出。
日本“经营神童”、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在总结自己的管理经验时，曾写过一本《让学历见鬼去吧》的书。书中明确提出要把索尼的人事档案全部烧毁，以便在公司里杜绝学历上的任何歧视。在索尼公司1.7万名雇员中，科技人员有3500多人，相当部分的人并不是“科班出身”。在工作中，大家不论学历高低，只比能力大小。从而使得“世界第一”的新产品不断问世且畅销世界。
日本西武集团的主席堤义明，也是一个不重视学历，只重视真才实学的人。他认为，学历只是一个人受教育时间的证明，不等于一个人有实际才干。西武集团中2/3的高层职员，不仅没有可以炫耀的学历，而且都是从低微的小职员做起的。“西武”没有人会拿着读过什么大学来夸耀自己，甚至从不提自己的学历，而是视文凭为废纸。
以色列的一家公司老板凯奇，曾对中方经理说过一番中肯的话：“一次高考和短短的4年大学教育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企业任人唯贤必须要面对公司所有的员工，就连那些根本没有进过学校的人，也要给他们以平等的竞争机会，而不应该在观念上有厚此薄彼的看法。”
犹太民族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在历史上完全能够与之媲美的中华民族，反而无法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的窠臼呢？“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成功的权术
成功事业的开拓，总需要借助许多力量。但是大凡能够打出江山的，无人不知权术这一类东西。想想中国的东周列国吧，一部《史记》就是跨越了上千年的谋略斗争史。然而在现代许多人的眼中，权术、谋略反而成了封建时代留下的遗毒，务必除之而后快。但是权术和技巧一样，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所谓的善恶之分。问题在于，运用的权术方式和目的。
古今中外，无论是在军事界还是政界，以及现在成为显要地位的经济界，权术的运用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