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泄密案一波三折，大小官员白忙一场（一）
华盛顿埋下棋子
1874年8月2日，紫禁城乌云密布。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东暖阁内空气凝滞。身处东暖阁的恭亲王奕，内心深处更是翻江倒海，惴惴不安。要知道，自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后，慈禧太后便很少过问朝廷之事，如今却以一道十万火急的口谕将自己传召至此，一定是出大事了。果不其然，慈禧太后愤怒地将一份报纸丢给奕，斥责道：“荒唐，军机处密文都上报纸了，日本人在台湾能不猖獗吗？”
奕战战兢兢地接过报纸，一看，当即目瞪口呆。原来7月11日出版的《汇报》将军机处5月14日的一份密件全文刊登，内容大致如下：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日军已经占了台湾牡丹社（牡丹社为当时台湾一个原住民部落），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战死。军机处下令船政大臣沈葆桢带兵以巡阅为名，妥善处理台湾“牡丹社事件”。该报不仅全文刊载了清廷对“牡丹社事件”的处理谕令，还刊载了沈葆桢上奏的策略等重要文件。
台湾“牡丹社事件”令北京朝廷焦头烂额，而军机处泄密案则令国际局势更加波谲云诡。
1840年，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国门。随后，英法联军又火烧了圆明园。此时，美国也妄图横插一脚。自其南北战争结束后，在亚洲一直毫无建树的美国人，也将国际战略的重心放在了东北亚。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埋下了一颗致命的棋子——李仙得。
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一位出生于法国，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崛起的少壮派将军，退役后出任美国驻中国厦门领事。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盯紧闽浙地界及周边的一举一动。由此可见，美国华盛顿方面的战略意图相当明显，他们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原住民势力错综复杂，又跟琉球、日本一衣带水，只要台湾异动，美国人的亚洲策略就能完美实施。
早在1870年，时任厦门领事的李仙得就截获了闽浙总督英桂调兵的军事密函，此举震动了大清朝廷，也令华盛顿方面相当被动，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甚至准备将李仙得调任阿根廷大使。而美国鹰派政客、驻日本公使德隆（Charles E.DeLong）却力邀李仙得赴日，并图谋将台湾通过李仙得推荐给明治政府。德隆的如意算盘是：由于李仙得手上有大量的台湾情报，而且曾与原住民部落的多位酋长歃血为盟，只要日本方面对李仙得掌握的情报动心，那么日本就将成为美国实施亚洲策略的马前卒。
1872年10月，德隆非常得意地给华盛顿的******写信，内容如下：“在目前形势下，我深信已经发现了一个执行我这些计划的机会，可能用不着流血，但是，如果要动干戈，可以使那个战争成为把台湾和朝鲜的庄严的领土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列强的国家（指日本）的旗帜下的战争。”[1]德隆希望格兰特总统另外派驻阿根廷大使，因为他认为李仙得将会是美国实施亚洲策略的重要执行者。
1873年5月1日，奥地利银行疯狂抛售其持有的美国铁路股票。此前，整个欧美都陷入购买美国铁路股票的疯狂之中，奥地利银行的举动犹如向烧红的烙铁泼了一盆凉水。接着，持有美国铁路股票多达50%的英国投资者也开始抽身。1873年9月8日，华尔街崩溃了，全美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公司相继倒闭，美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萧条之中。此时的华盛顿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当时，华盛顿政府将明治政府视为一只稚嫩的猎犬，这只“猎犬”有着狂傲的基因，但暂时没有称霸的实力。明治维新后，明治功勋们掀起了狂热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导致那些寄生在封建土地上的大名、公卿、武士失去了俸禄，于是政府以公债作为补偿，试图将特权阶层顺利转变为工商资本家。
不过，明治政府的功勋们很快发现，那些腰悬宝剑的武士根本就不是经营银行、铁路、土地的料，他们手上的公债最终落到了商人与放高利贷者手上。
改革中的明治政府
一开始，明治政府的改革令民众兴奋不已，可是经济的快速下滑却令明治功勋们措手不及。于是，1871年11月至1873年9月，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首的勋臣分批到欧美考察。远赴欧美的日本使团不断地写信回国，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明治政府的改革方略。明治政府于1870年12月成立工部省，于1873年11月成立内务省。在经济方面，明治政府强推“殖产兴业”政策，希望通过国有资本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明治政府将矿山、工场、纱厂、铁路都收归国有，在西方技术的帮助下，建起了一批批的模范工厂、模范产业，但也导致那些向工商业转型失败的贵族、武士迅速破产。于是，明治政府内部出现了保守与改革两派。依靠地方武装起家的明治勋臣西乡隆盛开始同情没落的武士阶层，提出日本东亚战略，实施对外扩张。
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帮明治大佬开始琢磨：到底是攻打朝鲜，还是攻打台湾。而明治政府认为，朝鲜只是大清帝国的属国，台湾却归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所以打朝鲜更容易得手。美国人听说后相当高兴，德隆希望华盛顿政府能够支持自己，让自己来驾驭日本这只小猎犬。
副岛种臣，“佐贺七贤”之一、明治政府勋臣，和西乡隆盛一样，都是扩张主义者。1872年8月，在副岛种臣的强推之下，明治政府居然把驻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转归日本外务省直接管理。但就在此时，前往欧美访问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回到日本，他们想将从欧美学来的、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一体的现代化改革全面推进，让日本先强大起来再对外扩张。于是，西乡隆盛与副岛种臣进兵朝鲜的计划便一拖再拖。
欧美之行令岩仓具视等人深受刺激，他们发现，不仅英、法、德、俄等欧洲大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连丹麦、瑞典这些弹丸小国也都拥有不可小觑的军事实力。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在与日本使团把酒言欢后提道：“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罗马角斗场，普鲁士从一个小国走向了统一的大德国，唯一的诀窍就是通过军事强权去获取国际上平等对话的权利。”[2]
俾斯麦酒后的一通慷慨陈词令岩仓具视一行激动不已。岩仓具视在德国考察期间意识到，德国人先是通过战争勒索了法国人50亿法郎和矿山，然后又将大量的战争赔款投入到银行和矿山中，令德国经济以火箭般的速度直冲而上。因此，岩仓具视认定德国的军事强权是“富国之本”，而英、法的工商业经验则是军事改革的重要保障，日本要成为大国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
岩仓具视在欧美考察期间听到不少关于中国的言论。例如，俾斯麦就根本不看好中国的改革。没错，在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清政府就开始摸索着国有资本的改革，成立以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厂等军工厂为代表的军事工业改革拉开了大清帝国改革的序幕，到欧洲考察的大清帝国官员也对军工产品的设计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俾斯麦看来，中国的改革只注重技术层面，对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改革却重视不够，失败早已注定。
俾斯麦对中国改革的悲观态度令岩仓具视感到振奋。他觉得日本一直活在大清帝国的阴影之下，一旦通过改革超越中国，东亚强国之远略指日可期。不过，岩仓具视很快就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以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开始将改革从国有资本扩大到民营资本，中国富国强兵的全面改革也已经开始了。一旦日本出兵朝鲜，中国为了维护龙兴之地东三省的利益，一定会出兵帮助朝鲜这个属国，日本扩张的锐气将受到严重打击。
身为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的西乡隆盛对岩仓具视的谨慎很不理解。他认为，英国、美国、俄国都盯着朝鲜这个弹丸小国，日本一旦失去了先机，扩张的第一步都难以迈出，何谈立足东亚，成为世界大国？西乡隆盛视以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为羔羊，急于将那些流浪的武士推向血腥的战场。
岩仓具视从欧美考察回来，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西乡隆盛自然辩不过，他一生气便回鹿儿岛兴办军校去了。副岛种臣也辞去了外务卿的职位，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很快又将目光瞄向了台湾。这时，李仙得带着详细的台湾情报到了日本，这让副岛种臣心花怒放，当即提出：日本如果能够统治台湾，便由李仙得任总督代表日本行使统治权，并答应给李仙得提供与驻日公使一样的优待——每年一万两千元美元的高薪。不久之后，明治政府便授予李仙得“准二等出仕”头衔，专门襄助副岛种臣办理台湾事务。
1873年，副岛种臣带着李仙得来到北京，参加同治皇帝的亲政大典。到北京后，副岛种臣大半夜跑到总理衙门，要求享受与欧美使臣一样的觐见礼遇，结果遭到奕的拒绝。期间，李仙得不断在北京活动，拉拢欧美各国公使，为日本出兵台湾寻找借口。
日本把美国也拖上了“台湾战车”
虽然德隆已将李仙得推荐给副岛种臣，可是进兵台湾毕竟是明治政府海外扩张的第一仗，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日本还是很难跟庞大的清政府对抗。于是，副岛种臣决定试探一下德隆的口风。德隆一听明治政府有出兵台湾的计划，就很无耻地说：“美国是不占别国土地的，如果友好的国家占有这个地方，这是我们所欢迎的。”[3]
副岛种臣非常清楚华盛顿政府的算计，决定将计就计，将美国也拖上台湾问题的战车。1874年3月15日，李仙得发电报与美国政府交涉有关日本雇用美海军少校卡塞尔（Douglas Cassel）和陆军中尉华森（J.R.Wasson）一事，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同意。美国政府的决定足以向世人证明：美国军方已经默认了日军进兵台湾。
雇用美国军人只是明治政府的第一步。副岛种臣让李仙得以日本政府代理人的身份，与美国商人签订购买武器弹药的合同，还让他发电报到厦门，为日军购买军粮。不仅如此，李仙得还积极奔走，雇用花旗公司的轮船“纽约”号（New York），用于运送日本兵，并代日本买下了商船“沙夫茨堡”号（Shaftsburg）。被任命为“总指挥”的西乡从道亲自将该船改造为日军战舰，并改名为“社寮丸”号。
为了让欧洲各国认定日本出兵台湾是由美国支持的，西乡从道密令李仙得与美军东印度舰队联系，让军舰“蒙诺加赛”号（Monocay）舰长康兹（A.Kantz）承诺，到时会率领美国军舰尾随日军军舰，在日军军舰计划停靠的台湾琅峤湾地区为日军助威。李仙得还向日本政府提供了1872年3月美国海军绘制的“社寮”附近港湾地图，以及航海和气象方面的情报。[4]
西乡从道是只狡猾的狐狸，他深知英国跟清政府的密切关系。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一直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因此，日本进兵台湾不能绕开英国。西乡从道决定高价买下英国商船“台尔塔”号（Delta），将其改名“高砂丸”号，作为军队的旗舰。
台湾气候炎热，西乡从道下令李仙得寻找一位热带医学方面的医生。于是，在台湾打狗（现高雄）海关做医官的医师梅森（Dr.Patrick Manson）成为西乡从道的首要人选。在台湾期间，梅森除了完成医疗事务，还要负责气象监测，对台湾政商以及气象相当熟悉。更为重要的是，梅森是英国人，只要他以翻译身份随日军入台，再加上英国的售船行为，欧洲方面就会认定英国支持日本进兵台湾。
五天后，李仙得就雇用梅森为日军进兵台湾的中文翻译。
很快，英国驻日本公使巴夏礼发现不对劲，立即找日本外务大臣寺岛宗则问询。[5]日本当年炮击英国舰队时，寺岛宗则被英军俘虏，对英国人一直心存忌惮。此人一看纸里包不住火，立即跟巴夏礼会晤。[6]巴夏礼见面就问寺岛宗则，日本进兵台湾是否征得清政府同意？寺岛宗则回答：日军进兵台湾没有通报清政府，但是清政府在1873年明确告知副岛种臣：“蕃地乃政令教化无法达到之地”。
曾经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巴夏礼骨子里关心的是英国的利益。台湾的樟脑、煤炭、糖是欧美国家垂涎的资源。[7]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放通商，英美资本控制了整个台湾的商业。仅1873年，台湾就出口樟脑143万磅，糖6749万磅，煤炭47447吨。因此种种，英国岂能容忍日本染指台湾？
巴夏礼担心的是美国，他认为华盛顿政府同意本国现役军人当日本的雇佣兵，而岩仓具视使团又在华盛顿处心积虑要修约，因此东京跟华盛顿一定是达成了密约。一旦日本军队跟美国雇佣兵进入台湾，到时候英国的政治影响力将迅速下滑，英国资本也将失去对台湾经济的控制力。巴夏礼希望寺岛宗则能够明确地告诉他，日本进兵台湾能否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