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评林徽因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细数起来，林徽因的女性朋友，似乎真是不多。夸她的几乎都是男人，骂她的几乎都是女人。她的身边从来都围绕着各式样的精英男士，她是女神，他们是神之臣仆与骑士。女人们呢，冰心写《我们太太的客厅》暗讽她做作，凌叔华因为徐志摩八宝箱的事跟她闹得满城风雨，更别提一些说不上名字的潜在的妇女。
其实不难理解。对于才女们来说，林徽因是个威胁、劲敌；对于普通的家庭妇女来说，林徽因更是个遥不可及的女神级对象。林徽因最讨厌家长里短，她从来都痛恨家务，觉得那是对生命的无谓消耗与浪费。婆婆妈妈从来不是林徽因的专长，每时每刻，她都是紧绷的，急着要去做什么——她渴望精神的交流与释放。她追求美与自由。诗歌、演讲、建筑，都是她施加情感的对象。在建筑学者和诗人角色之外，林徽因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家，负责把人生艺术化，她绝不允许自己堕入凡俗与庸常，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活出自我，活出精彩。
林徽因曾不止一次谴责过“家务”：
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哀，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和重要的人们。这样我总是匆匆干完手头的活，以便回去同别人‘谈话’，并常常因为手上的活老干不完，或老是不断增加而变得很不耐烦。这样我就总是不善于家务……
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吗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林徽因就是如此的艺术化，她需要在艺术实践里，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她热衷于与人“谈话”——她需要交流与沟通，因此才有了太太的客厅之繁盛。在她的客厅里，她是永恒的风暴眼，男人、女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随着她转。她是不变的女主角……所有这些，往往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妇女，不能够达到的。林徽因在性格和追求上，更像是一个男人，她追求精神上的平等，而非雌伏。因此，她和普通的中国妇女搞不好关系，太正常不过。她前驱太多，自由洒脱，根本顾不上身后千千万万麻缠在厨房和卧室的姊妹们。她注定不是大多数女人的闺蜜。
费慰梅却是个意外，一个西方的美丽意外。1932年，这个美国女孩，宿命般从天而降，与林徽因结缘。费慰梅叫林徽因Whei（徽）。她们刚认识时，费慰梅将将与费正清结婚。夫妻俩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走到一起，结婚地点也选在了中国的北平。两个月后，两对夫妇在聚会上相遇。一询问，才知道两家住得那样近。1932年的北平，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是闹中取静的。早前的动荡才过去，更大的动荡还没有来，民族危机的黑云压在城头，但雨点究竟还未落下。灰的红的墙，黄的瓦，绿的树，和煦而多风的春天，费氏夫妇为自己能在北平遇到梁思成和林徽因而惊喜。Whei（徽）是那样美丽活泼，思成则相对沉稳，更重要的是，林和梁都精通两国语言，通晓西方文化。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了友谊。
1932年，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太太的客厅，如日中天。各路名流如织，谈笑风生。费慰梅蓦然闯进去。闯进这个西化与中式融合的“沙龙”，对她来说无异于在远东的荒土上找到了一片绿洲。林徽因的神采，林徽因的健谈，林徽因流利的英语、机巧的话锋、诱人的故事，无不让费慰梅沉醉。她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在北平，竟然有这样一位精灵般的女子，能为她开启一扇窗，让她看见那片雍容清芬的“人间四月天”。
费慰梅忘不了林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客厅里挤满了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佣人外，还有门亲戚串进串出。她还忘不了林徽因身处其中的样子，她记得林徽因总是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话题宽广，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而林徽因，也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沙龙里的一切，都被费慰梅记得清清楚楚，停驻，一刻变永远。
林徽因的机敏与直接，在含蓄的中国人那里，可能是个不小的缺点，但在西方女子费慰梅这里，则成了沟通的捷径。她们无话不谈，用英语。林徽因也乐于用英语说出日常生活中的奇想，觉得很有意思。在中英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中，林徽因总能够灵巧地“一键切换”，她用飒爽的气质，巧妙的故事，迷住了费慰梅，引导西方友人在“太太的客厅”登堂入室。她和林徽因那么像，对生活都充满热情，健谈无比。
有一次林徽因讲了这个故事：陈妈有一天惊惶地跑来说，在梁家西边的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缝，因为在那里居住的穷房客穷得修不起屋顶，托徽因向房东去求情，让房东出钱修补，林马上去找房东，得知房客住的三间屋子每月只付50个铜板的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在乾隆年间就租用这处房子，已经200年了，每月的房租是固定的，始终没有变过，因此房东也没有钱来维修。最后呢？最后林徽因捐给房东一笔修理房子的钱财把这个故事结束了。费慰梅听罢激赏：“徽，真有你的！你向我们证明了过去的北京仍旧赫然存在！”
不难看出，费慰梅眼中的林徽因是慷慨的，幽默的，有名士风度的，这与她期待的理想中的友人形象，不谋而合。林徽因也感谢生命中有费慰梅出现：“遇见你真是我的幸运，否则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和享受到两位女性之间神奇的交流。”她们像两生花，一朵在东，一朵在西，却因为命运和缘分，跨过了一整片大洋，开到一块去了，迎风摇曳，朝着光和希望的所在。她们能交流、谈话，分享彼此的发现与喜悦。
随着友谊的加深，费慰梅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一个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她就径直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的一个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她和徽因都会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用流利的英语讲出来。
用英语交流，或许是林徽因和费慰梅成为相知好友的绝佳途径。脱略了母语与生俱来的细碎，林徽因操着英语，直达一种抽象的、思辨的、艺术的境地。她们的谈话里没有家长里短，她们的语言都是提炼过的，好像沙里淘出的金，闪着光，徜徉于艺术之海。
费慰梅曾提到，林徽因当时时常跟她谈起徐志摩——林徽因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在汉语的世界无从表达，或者羞于表达的思念，躲在英语的世界里，反倒自然。费慰梅这样写道：“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那些充满激情的话语，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生动的对话的回响。”
徐志摩永远地走了，带走了林徽因心里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感觉仿佛是灵魂被割掉一片，精神世界被损毁一块，而现在，费慰梅不经意地来了，轻轻的，和善的，耐心的，她虽然没有徐志摩的激情与善辩，但她能听，能体会，能交流，她比林徽因小5岁，更像是林徽因的一个知心妹妹。费慰梅的到来，让林徽因内心空缺的一部分，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充实。
费慰梅是林徽因的一颗救心丸。
林徽因是费慰梅的一粒活络丹。
费慰梅和林徽因，一个白皮肤，一个黄皮肤，样貌迥然，但有趣的是，她们人生中很多地方相似得厉害。只不过，林徽因更骄傲，更热烈，也更加倾倒世人。她们的父亲，都是一代名流。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政治家，在文化圈的名气很大；费慰梅的父亲卡农，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生理学家，“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知道他”。她们从小都经历过游学，林徽因是随着父亲去欧洲，费慰梅16岁便被送去墨西哥学习艺术，而后，她又来北平结婚，在中国生活。她们都具有宽广的视野，民主的态度，热情的心。
对待丈夫，她们都有点强势，有点“不由分说”，当然那前提是，她们吃准了丈夫死心塌地的爱。在客厅里，她们总是乐于扮演活泼的太太，而她们的丈夫，则是内敛含蓄，忠厚幽默。她们在艺术上，都追求一种和谐完善之美。林徽因的诗歌，费慰美的水彩画，都是那么清润、明朗、秀雅，仿似人间四月天，有暖，有爱。她们都爱装饰设计。林徽因是学舞台美术出身，虽然后来搞了建筑，但自留学时期起，她卓越的天赋就已经开始显现，她帮助过的同学，后来成了百老汇著名舞美设计师，林徽因对于装饰的爱延续一生。1935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悭吝人》，就是林徽因担任舞美设计。在北总布胡同时期，太太的客厅的窗，就特地挂了一层纸帘，古雅别致，又能透光。费慰梅也是，画画得一流，装饰起屋子来，也别具一格。抗战结束后，林徽因造访费慰梅重庆的住所，便气喘吁吁地感慨道：“真像走进了杂志中。”
费慰梅说，她和林徽因几乎“一见钟情”。套用张爱玲经典的一句：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那一年，友谊花开；这一世，感谢有你。友谊未完，费慰梅走进客厅，与林徽因成为知己，而后，林徽因走出客厅，费慰梅同样一路相随。1934年8月，费正清夫妇向好友亚瑟·哈默博士借到了一座磨坊，在山西汾阳城外峪道河畔。他们请林徽因和梁思成前来消暑，那里也可以作为林梁野外建筑考察的根据地。如果说，费慰梅和林徽因在北京的交往，是来去匆匆的，片段性的，那么在山西共处的一段，则是朝夕相处的、线性的、全方位的。她们既在一处住，一张桌子吃饭，欢声笑语，妙语连珠，也一同去野外考察。他们既徒步，又骑毛驴。工作中，他们也是完美的搭档，费正清和费慰梅做丈量工作，梁思成拍照和做记录，林徽因则抄录重要的碑文。那段日子，几乎成了她们彼此心中最值得纪念的生命岁月，林徽因甚至在手术前，还对当年的相聚念念不忘。8月的山西，她们的“行宫”，隔着重重叠叠的时光，一切都变得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青春和友谊。林徽因曾这样写：“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是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使人心慌心痛。”那山，那人，那段流光。有一张相片里，林徽因俏皮地站在一尊佛像下，对望。不期然的相遇，最美。
费慰梅也“不甘落后”，她用旅游照片做成一个纯手工照片册，照片由梁思成、费正清拍摄，文字由费慰梅撰写：“我们的山西历险记包括了四位主人公：两位科班毕业的建筑师，两位天才烹饪大师，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画家，一位卓有成就的摄影师，一位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一位行李打包专家，她在艺术上的死对头……最早起床的人，第二名起床的人，两位第三名起床的人……”有趣的命名，只属于当年的几位当事人。
他们还被山西的村民围观，沿路不断，村民问梁思成和林徽因从哪国来，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怎么和外国人同行。在林徽因他们贪婪地看着古代中国杰作的同时，村民围观着他们的福特汽车。呵，混沌又妙趣横生的四人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次出行中，费慰梅也发现了林徽因情绪上的烦闷：
徽因一如既往，对周遭事物极端敏感。当她休息够了的时候，对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迎之以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因为某种原因情绪低落，这时的她可能很难对付。其实，这一次碰到的一些事，我们感觉都不太好，可是她在这时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从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随时保持风度”的我来说，颇受刺激。
为了给林徽因排忧解难，费慰梅便带林去骑马，去野餐，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费氏夫妇离开中国。骑马这项活动，给了林徽因信心和“坐姿”。她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回来，两颊潮红，黑眼睛发亮。这种体育运动完全没有损害林徽因的健康，反而有益于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也在自然中得到了陶冶。林徽因买了一对马鞍、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骑马让林徽因变得有活力了。林徽因在北平那些朋友，大都比她年纪长，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乐趣，反而总是从林徽因和梁思成身上寻求灵感和某些新鲜东西。林徽因常有枯竭之感。而费慰梅夫妇的到来，无疑是为林徽因的生活，打了一剂强心针。在他们进入北总部胡同3号之前，林徽因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在他们到来之后，林徽因能感觉到一种充实。
林徽因和费慰梅夫妇有一张经典合照：费正清坐在石墙顶上，费慰梅倒在他怀里，林徽因抱着费氏夫妇的孩子们，闭眼，陶醉，像一只美丽的猫。
所有的聚会都有别离。青春散场，像一朵蒲公英被风吹破，流离四方。费正清如此回忆1935年的12月：“我们不需要坚忍不拔。Wilma和我即将动身到一个比较幸福的世界去了。离开思成、徽因让人黯然神伤，共度的日子让我们已不分你我，难以割舍。徽因成了我和慰梅最亲密的朋友。分别令人心碎。”
她们常常写信，传情达意。林徽因常常是大声疾呼的狂喜的调子：
我最最亲爱的正清和慰梅（脸都红了：）
我刚刚收到了好棒的一堆信！
但是我最最亲爱的傻瓜朋友，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不让信通过“西伯利亚”邮路，
你们知不知道这三封信每封都走了五十天？？？！！！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林徽因、梁思成被迫带着一家老小，偕同金岳霖以及清华的两个教授，南下流亡。到天津时，梁思成给费慰梅留了一封信：“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就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径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然而，日子没那么好熬过。一路奔逃，向南。林徽因一路给费慰梅写信，即使隔着万水千山，她仍旧需要与好友“交谈”，哪怕只是对逃难生活的描述，也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她写自己如何遭遇胆战心惊的空袭，写沿途的难处——破车，意外的抛锚，臭烘烘的小客栈，还写一路壮丽到令人心疼的风景，那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发白的茅草，飘动着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国小城，所有的一切，她都想细细向费慰梅诉说。她依旧那么乐观、积极，依旧抓紧一切空隙时间，力图让生命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战火连天，物资匮乏，连寄信都变成一件奢侈的事。费慰梅收到林徽因寄来的信，信纸是各式各样的，但都很薄，发黄、发朽，看上去像是刚刚在菜场包过一些肉或菜。这些信还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每页信纸上的每一点空间都被写满了，没有任何空隙，信的最后一页总是半张或三分之一，其余部分被裁去干别的了。
巨大的消磨损耗着林徽因的生命。在李庄的四年，是林人生中最灰暗最抑郁的一段，身体的病痛，一天胜似一天，更可怕的还有精神的消磨、沉闷、闭塞、思维的停滞，没有谈话、交流、沟通，她只能盯着眼皮底下那点令人厌烦乏味孤寂的生活，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旧式的家庭妇女，仅靠自己的一点感觉打发日子……生活的摩擦，连她的母亲在她眼里，都成为了最不可理喻的角色之一。
除了几次朋友的造访，能给林徽因带来欢乐之外，她生活中最敞亮的事，可能便是收到费慰梅的来信了。读着费慰梅用打字机写的家信，林徽因不禁泪流满面，纸面上的每个字都仿佛有脚的音符，顽皮、跳宕，字里行间如此丰富有趣。
林徽因如此需要朋友，不仅仅是朋友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好确认自己，并未孤绝，心中默念，我们还在一起，在一起，能挺过去，能挺过去。李庄时期的林徽因很瘦，像一缕诗魂，但只要朋友来访，她仍旧会充满活力地张罗家中的一切事务。用餐次序井然，饭后大家开始滔滔不绝地聊天。徽因还是主讲。傍晚五点半就靠蜡烛照明了，所以八点半是睡觉时间。没有电话，有一个唱机和一些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暖瓶没有咖啡，有不少毛衣但没几件合适的，有床单没有肥皂，有笔没有纸，有报纸但是过期的。一切都那么寥落，却出奇的昂扬，就仿佛一只鹤，冲破了落网，高翔。林徽因有自己的坚持，费慰梅夫妇几次写信劝她和思成去美国，那里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优渥的工作环境、优厚的工作报酬，美国的光明等待着。可他们婉言谢绝了。
梁思成在回信中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费慰梅说：“思成和徽因对政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们在艺术熏陶中长大，崇尚理性，一心一意要在他们痴心投入的建筑史和艺术领域有所建树。”但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林徽因的民族感情达到了费慰梅想不到的深度。她经历的艰辛和病痛，使得她沉了下来，她原来是豪情万丈，现在却成了潜气内转，她变得深刻了。
对林徽因来说，1945年6月10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年前的这一天，是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日，而今，又是6月10号，她得到了费慰梅要抵达重庆的消息，恰巧6月10日又是她的生日。李庄四年，林徽因的心境是多么悲凉，因为找不到人交谈，她在病榻上读了大量的书，她最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还喜欢《米开朗琪罗传》，硬是熬过了四年。是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了。消息传到重庆，又传到李庄，很快，费慰梅坐着飞机来了，来到分别已久的朋友——Whei的身边。她看见林徽因躺在床上，苍白，瘦削，宛如那首叫《静坐》的诗：“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但林徽因的精神很好。她们长谈许久，相互诉说一别多年，彼此生活中的事。林徽因坐轿子晃呀晃的到茶铺喝茶，费慰梅则在一旁跟着走；有时候，费慰梅还开着吉普车，带林徽因出去玩，去美国大使馆餐厅用餐。林徽因热切地和美国武官谈话。费慰梅还带林徽因去看过几场电影和戏剧。
友情里也有忧伤。当时重庆有一个人叫李欧·艾娄塞，他是美国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听说林徽因长期患有肺病后，慨然答应去招待所看望她。他用听诊器听了听，又询问了病情，便告诉费慰梅，他断定林徽因的两片肺和一个肾已经感染，最多只能再活五年。林徽因没有问过，费慰梅也没告诉她。都是坚忍的女子。林徽因应该猜得到自己的病情，身体是她自己的，但她恐怕更加明白，人生的意义不仅在长度，更在深度。
费慰梅给林徽因画过一张素描。简单，清爽，算不上绝世美人，但自有一种清雅，细细的线条勾勒出林徽因的上半身，图画中，她穿着窄高颈旗袍，头发向后梳，眉似柳叶，嘴唇微张，一双眼睛黑黑的，盛满了认真、好奇与疑问。这眼神的确应该属于林徽因。费慰梅抓住了林之神韵。一生向上，认真，充满热情。时时刻刻都准备激情迸发的林徽因，就应该是这情态。
在费慰梅心中，林徽因永远不老，即使身卧病榻，年华逝去如流水，她依旧新鲜，提着精气神，营造出强大气场。其实细问内心，我们也不难发现，时至今日，林徽因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还依旧是少女扶花，精致美丽。林始终没过青春期。她最怕浪费时间，她要与时间赛跑。林徽因有点像西方神话里的西西弗，明知道石头会滚下来，还是不断地努力，向前，向上，林徽因从来都是个志存高远的女人。她的精神与志向，让她超越女人这个性别的阈限，而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表征，而不仅仅是一代名媛。独立、民主与自由，这些在彼时中国女人身上较少看到的质素，在林徽因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此，林徽因才和费慰梅谈得来。
1949年后，由于两国关系的变化，费慰梅不可能再回到中国做考察，她与林徽因、梁思成的联系，也就此中断，但她从未忘记中国，以及中国北平的那方客厅里的轻倩背影。费慰梅没有博士学位，因此她无法走上讲台。但她似乎领会到了当年林徽因组织的“太太的客厅”的妙处，在美国，有近30年，费慰梅有属于她自己的“太太的客厅”——每到星期四下午，费氏夫妇都要为哈佛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举办一个茶会。简约的，清谈的，食品也只有茶、黄瓜三明治和巧克力饼。有的客人硬是坚持了近20年。只是，与健谈的林徽因不同，在哈佛的客厅里，女主人费慰梅更多的只是聆听。
1972年，费慰梅出版自己的论文集《复原历史的探险》，扉页上赫然写着：“纪念林徽因——艺术家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三个汉字，还特别取自林本人的笔迹，下面还有一行英文：“One out of many——many in one”。1984年，费慰梅编辑了梁思成的英文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林梁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举荣获全美出版奖。自1979年起，费慰梅多次访问中国，她特地去过山西。她忘不了那个夏天，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建筑……
2002年4月4日，费慰梅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告别尘世，享年92岁，据说她的追思礼的程序单内页，印有自己年轻时的照片，以及林徽因的一首小诗。林徽因比她早走了将近半个世纪，而她，远在重洋的朋友，却用后半生的追忆，来纪念自己在最好的时光里，遇到的那个最美的人。1994年，费慰梅出了一本书，叫《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温柔恰切地叙写了林梁当年之种种。她在序言中说：“对于这一代的中国读者，梁和林的那个时代可能也是陌生的，似乎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是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感人的。”
记忆的光，时间的蜜糖，慢煮慢熬，熬出半出佳话，半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