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慷慨悲歌: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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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时不我待

这天,翁同龢在隆宗门前下了轿,满怀心事的走进养心殿。

北京城从外城朝里走,有三座大门,中间的是正阳门、左边的是宣武门、右边的是崇文门。进正阳门直往里走,就是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由天安门再直往里走,就是午门,午门是一,座成上边包抄形状的大建筑,正面是一座大楼,两边是四座角楼。它的前面,空间很大,可容纳两万人。明朝清朝的国家大典、常在这块地方举行。当然这块地也别有他用。例如明朝的“廷杖”,皇帝发威,当场打大臣屁股,就在午门;又如清朝的“申饬”,皇帝发威,叫宦官做代表把大臣臭骂,也在午门。还有大臣们向皇上谢恩,一群人满地下跪,也在午门。

进了午门,就是金水桥,过桥一直走,是太和门。太和门是人和殿的正门,进了这门,皇城内最伟大的建筑出现了,就是外朝的正殿——大和殿。殿前面围着三层龙墀丹陛,第一层二十一级,第二层第三层各九级,每层都围有白石雕成的云龙栏杆,曲折而上,再上面就是金碧辉煌的中国最大的木构大殿。殿基高二丈(约六公尺)、殿高十一丈(约三十三公尺),是用八十四根楠木大柱做骨架造成的。

太和殿因为是外朝的正殿,所以国家大典及元旦、冬至、万寿等节日,都在这里隆重举行,这个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和后面的中和殿、保和殿,形成了三大殿,是外朝的政治中心。再往前走,就是乾清门。紫禁城的外朝与内廷之分就在这道门上。进了这门,就是内廷了。进乾清门往前直走,就是乾清宫,这是皇帝的寝宫。但是,皇帝日常真正的活动中心却不在这里,而在乾清宫前右侧的养心殿。养心殿是皇帝日常办公的所在,召见臣属、举行宴飨,都在这里。这个殿有皇帝的小套房,在偌大阴寒的紫禁城里面,是比较温暖的所在。养心殿取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典故,但是,“寡欲”固然太难,“养心”自也不易,这处神经中枢,其实倒是最扰人的地方。

这天,皇帝在养心殿里单独召见了翁同龢。

翁同龢概括的报告了中国已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请皇上从变的角度,盯衡大计。

“我们的国家也不是不变啊,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皇帝对翁同龢说。“同治元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章就在上海设立制炮局了,后来有上海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南京的金陵兵工厂、上海的江南机器局、福州的船政局、天津的诫器局、大沽的新式炮台,乃至成立招商局,这些都是先朝同治时代的变啊。即以本朝而论,从本朝元年举办铁甲兵船、在各省设立西学局开始,后来设立电报局、铁路、矿务局、武备学堂、北洋海军、汉阳兵工厂……直到今天……”

“皇上说得是。”翁同龢答道。“我们的国家,三十多年来,的确已经开始变了,可是,我们变的,多是在船坚炮利方面‘师夷之长’,想从这方面‘师夷之长以制夷’。船坚炮利固是‘夷之长’,但不是根本的,根本的长处是他们变法维新所带来的政治进步,这才是真正的‘夷之长’。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些,没有去学。结果,我们不但打不过真正的‘夷’,甚至在真正‘师夷之长’的日本变法维新以后,我们都打不过。这个教训告诉了我们:我们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伏请皇上圣裁。”

皇帝坐在宝座上,右手拇指支着下巴,其他四指揉着脸,他沉思着。他已经二十五岁,身体虽不壮硕,但是青春摆在那里、朝气摆在那里,从翁师傅的口里,他对变法维新有了具体的概念。但是变法维新需要新人、需要帮手,找谁呢?翁师傅吗?

“臣已经太老了!老的不止臣年已六十五岁,老的是臣只能看到时代,却己跟不上时代。”翁同龢力不从心的说。“不过,前一阵子臣向皇上提到的那个三十八岁青年人康有为,却是一把好手。臣愿大力保荐。康有为今年中进士第五名,表面看来,虽然不过是名优秀的进士,但这个进士却不同于别的进士,他其实是进士中的进士,学问极好,人又热情,能力也强。他做举人时候,就著有《新学伪经考》等书,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叫地方官‘令其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可见他不是等闲之辈。今年割让台湾等条款传到北京,他又联合各省举人干两百人上书请变法。目前又在京师开强学会,想开风气。畅智识,袁世凯他们都参加了,张之洞他们都捐了钱,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发现,在整个的北京城,竟买不到一份世界地图,可见中国人的民智是多么闭塞,连京师都如此、何况其他地方?一个民智如此闭塞的国家,是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的。若说洋人们一定乐见中国不能立足:于世界,也不尽然。他们搞‘强学会’,英国人李提摩太也来参加了。英国公使、美国公使也派人送去不少图书。总之,一个进步的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乐见的,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皇上圣裁。”

皇帝微微点头,没有说话。他紧咬着嘴角,向远方望去。养心殿中,并没有好的视野,好的视野,有赖于当国者的想象。养心殿西暖阁里有一副对联,忽然从他心中冒起,那是:

惟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

作为皇帝,天下已经以一人奉他了,但是,天下已经濒临绝境,如何治天下,他感到责任愈来愈重了。

一八九五年过去了,一八九六年来了;一八九六年过去了,一八九七年来了;一八九七年过去了,一八九八年来了。

两年的光阴过去了,光绪皇帝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已经即位二十四年,他不想再等待了。他看了康有为上书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更加强了他要学日本皇帝、俄国皇帝的愿望,从事变法维新,他决心不让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这皇帝手里。

就在皇帝加紧进行变法维新的前夜,翁同龢被罢黜了。这个在政海打滚四十年的老臣,被皇帝“开缺回籍,以示保全”了。这一天,正是翁同龢的生日。他去上朝,忽然被挡在宫门口,不准他进去了,不一会儿,命令下来了。皇帝的无情命令,显然是在西太后的压力下发出的。皇帝朱谕宣布的第二天,翁同龢去办离职手续,正赶上皇帝出来,翁同龢恭送圣驾,在路边磕头。皇帝回头看着、看着,没有说一句话。是生离?是死别?师徒二人,心头都有说不出的滋味。事实上,生离即是死别。二十四年的朝夕相聚、二十四年的师生之情,眼睁睁的告一尾声。

六年以后,七十五岁的老师傅在软禁中死于故里。这个人,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去,他变成了垫脚石。两朝帝师也好、四朝元老也罢,一切的累积,只是使后继者得以前进。他老了,他没有力量去搞变法维新了。事实上,维新分子在岁月的侵蚀后,往往就是新一代维新分子眼中的保守分子。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恭亲王当年雄姿英发,不是不可一世的维新分子吗?可是,当他老去,他却变成了绊脚石,当翁同龢安排皇帝召见康有为的时候,恭亲王就力持反对。这一反对后四个月,六十六岁的恭亲王死了,死后十八天,皇帝就召见康有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