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碣石调·幽兰》的抄写时间之推测
袁中平先生在《幽兰微见》一文中提出《幽兰》之“叔明本”的问题，笔者觉得是有道理的。其依据是《幽兰》序文定是叔明之后的人所写。另外，在《幽兰》第四拍的“齐撮宫文又撮商武又撮宮文”句下有小字注：“丘公云自齐撮以下有若仙声”。袁先生判断说：“称丘公者必是叔明，不会是后人。也就是说王叔明学是曲于丘明后，自己所记载下来的。”他又进一步推断“幽兰文字谱除序外，系直接抄自叔明本。包括小字‘丘公云……’等。叔明本虽不得见于今，却根据以上所论，叔明本应成于祯明三年（589）之后。”
笔者认为，叔明在丘公处学了此曲后，将其用当时的记谱方式，即用文字记录左右手的演奏指法、音位的方式抄下全曲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包括乐曲的乐句、乐段、演奏速度、乐曲表情等关键之处，这些在谱中都可见到相关的印记。如琴曲每一乐句之后都用小字注明“一句”，有时还注明“一句大息”或“一句小息”；在一段之后则注明“拍之大息”或“拍之”；又如在“蠲”这一指法时有小注“凡五度蠲之，初缓后急”，全曲中三次出现；又如在全曲最末小注云：“此弄宜缓，消息弹之。”这些小注及相关说明，很可能都是丘公在授曲时所讲，至于小字注“丘公云自齐撮以下有若仙声”则更是言之甚明。当然，此谱也许早已存在，丘明在授曲之时将之传给叔明亦是可能，但今存《幽兰》谱中必定掺入了叔明的笔记，也就是说，今存《幽兰》谱的母本必定是经由叔明之手抄写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叔明本《幽兰》谱当写成于陈祯明三年（589）至隋大业十年（614）之间（即叔明学《幽兰》至其去世之间的时段），而写于589～606年间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十七年叔明均处于隐居状态，其心志情怀均与《幽兰》之意境相合。
至于《碣石调·幽兰》序文的撰写者，定是在叔明之后，不会是陈、隋时人，应已入唐，不然不会在序中言“陈祯明三年”与“隋开皇十年”。按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神光院”本《幽兰》为初唐时期所抄，其主要理由除了书法字体风格以外，尚有日本学者角井提出序文第三行中“年”字写成武则天时代独创的“”，这也是判断《幽兰》为初唐抄本的主要依据。但序文第三行第十五字“开皇十年”的“年”字，却仍写成“年”，这或是抄写者的书写惯性所为，其原因待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幽兰》序文的撰写时代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序文的撰写者与抄写者是可以不同时的，序文之撰写应在抄写之前。故我们可以推断此序文当撰写于初唐618～705年之间，其起点是唐代建国之始，终点是武后（684～705年在位）退位之后。
接下来，笔者试图通过考察丘明去世的地点——丹阳县，来找到更近距离的参照，并得出更具体的推论。此丹阳县是否即今江苏丹阳市呢？这是首先可以排除的。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载：“丹阳县，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武德五年（622），曾于县置简州，八年废。天宝元年，改为丹阳县。”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同之。故可知今江苏丹阳所在地并非汉丹阳旧地，其名始于唐天宝元年（742），其亦非丘明去世之地。
按“丹阳”又作“丹杨”，春秋时期属吴，越灭吴后属越；到战国时期，越为楚灭（前306年楚灭越）属楚。秦、汉初，为彰郡。《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载“丹杨郡”，下注云：“故彰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杨，属扬州。”按，《汉书》言“元封二年”，有误，应是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二年（前121）间。其具体措施是：废除江都、淮南、衡山三郡国，对郡县辖区及归属进行调整，彰郡新增从庐江郡东部划出的春谷、宣城、泾县、陵阳四县，并更名丹扬。这是本区更名丹阳郡之始。据考证，彰郡时治彰县（今浙江安吉西北）,汉因之。汉武帝时徙治丹阳县（今安徽当涂东），后又徙治宛陵（今安徽宣城）。领县十七，即宛陵、于朁、江乘、春穀、秣陵、故彰、句容、泾、丹阳、石城、胡孰、陵阳、芜湖、黝、溧阳、歙、宣城。其区域包括今安徽池州青阳以东，江苏句容以西，北至长江南岸，南抵今安徽歙县、宣城和浙江安吉、临安一线的广大地域。丹阳郡所领“丹阳县”治今安徽当涂丹阳镇、江苏南京江宁区丹阳镇一带，俗称“小丹阳”。
至于汉以来丹阳县的历史沿革，可据梁华东《丹阳郡、县沿革小考》得知：西晋太康二年（281）后，丹阳县辖境开始缩小。东晋南朝因之,只是改丹阳内史为尹。隋平陈，废郡，丹阳郡改置蒋州,丹阳县亦废入溧水。大业三年（607），又改蒋州为丹阳郡，领江宁、当涂、溧水三县,辖境进一步缩小。唐武德三年（620），丹阳郡又易名润州，而复置丹阳县。至贞观元年（627）,又将之入当涂。自此，汉丹阳郡境地旧置的丹阳郡、县消失。
综上，我们可以试对《碣石调·幽兰》序文的撰写时代作进一步推断，因“丹阳县”之称在贞观元年被废，故其撰写时代不会晚于此，即公元627年。亦不会早于唐建国之时。即《碣石调·幽兰》序文当撰写于公元618～627年之间，撰者应是知琴人，对陈叔明之经历当较为熟悉，故于序文最后对于《幽兰》一曲的流传，发出“无子传之，其声遂简耳”之感慨。至于《碣石调·幽兰》全谱（即序文与琴谱合抄）的抄写亦当在此序撰写后不久，至少在武则天当权之时（684～705年在位）应当被传抄过。
六、余论
（一）《琴书大全》中的“陈宜都”
在前文叙述中，我们已对《碣石调·幽兰》序中的“宜都王叔明”有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了解。听友人言香港学者杨元铮先生曾在论文中讨论过宜都王叔明的问题，但笔者尚未得见，遗漏此重要研究成果，甚是不安。但在其史书本传及墓志铭中，均未言及叔明善琴。明代蒋克谦《琴书大全》在《琴事·琴曲传授》部分引《琴论》（笔者按，此《琴论》盖即北宋成玉《琴论》）曰：“善琴者遵道而择人授之……刘琨《胡笳》等五弄传甥陈通，通传柳进思，思传司马均，加五乐声传工普明，普明传封袭，袭传陈宜都，宜都亡，遂绝。”
吴文光先生认为此处所说的“陈宜都”，“即《幽兰序》的王叔明。陈为国姓，宜都为地名，这种称谓方式在中国古代甚为常见”，并云：“以此为前提，再进一步推论的话，陈宜都之师祖普明，完全有可能就是丘明。这样，丘明作为琴家是有文献可据的，他是出于晋代刘琨一脉，为第四代传人。除了特擅《幽兰》外，于《胡笳》等五弄应该也是很精通的。这样看来，《幽兰》之手抄卷子绝非后人所能伪托，非但如此，此曲在丘明之前一定有更早的魏晋渊源。”笔者认为“陈宜都”确实很可能是宜都王陈叔明，至于其他推论，只能存疑待考。
需要指出来的是：“加五乐声传工普明”之“工”字，吴先生认为是“于”字，笔者认为是“于”字的可能性很小，原因之一是通观《琴书大全》卷十的“于”字只有两种写法，多用“扵”，其次是“於”，未见有用“于”之例，除非以“于”为姓，即于普明，才有可能是因缺下半部分使得它看上去像“工”字；原因之二是观全篇引《琴论》述琴曲传授的句式皆为“某传某”，未见有“某传于某”之例。因此，“加五乐声传工普明”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传给乐工普明；二是传给工普明（或于普明）。另外，将琴曲传给普明的人依文意当是“柳进思”，而非“司马均”。
（二）丘明授曲的时间及地点
据《幽兰》序文，此曲当在丘明隐居湖南九嶷山时（约555年）已经流传。序中言丘明在祯明三年（589）将此曲授予叔明，则授曲地点应当在“陇右及河西诸州”，即叔明入关后方可行之，不可能在建康。因祯明三年正月，叔明已成为隋阶下囚，不可能有机会与丘明交往。唯有在得到隋文帝的安置后，开始过农耕隐居生活时，叔明才有机会见到丘明，并得到他的传授。序文言丘明于“声微志远”的《幽兰》从不轻易授人，由此则可反观叔明琴艺之高妙与心志之高洁，故丘明选择他做此曲之传人。至于丘明，应是高人隐士，其于九十六岁高龄传授叔明《幽兰》，之后于第二年九十七岁时卒于丹阳县（今安徽当涂），可旁证之。
（三）其他
有意思的是，前些日读严晓星《条畅小集》，其中有一篇文章《关于“高唐王忠菴”》与本文可谓异曲同工。作者云“高唐王忠菴”不应被理解为“高唐”其地的“王忠菴”其人，并考证了“高唐王”为明代郡王封号，实为朱厚煐，“忠菴”为其别号。
写至最后，笔者再想回溯下本文的写作缘起。2007年，笔者参与上海音乐学院洛秦先生的“中国历代乐论汇释”课题组，负责魏晋南北朝乐论部分，便将《碣石调·幽兰》序收入。此序文的汇释初稿安排给我的研究生王蓉完成。笔者最初亦以为“宜都王叔明”姓王名叔明，但随后王蓉交来的注释稿却给我一个极大的否定：我的认识是错误的，应是宜都王陈叔明，《陈书》有传。此事给我很大的震撼，深感为学功力太浅，所知太少，便想与王蓉合作将之写成一篇小文。但世事无常，竟拖至五年后方勉强写完，写作过程亦是困难重重，不由慨叹为学之不易也。文中定有不少错谬，恳请各位方家指正为盼。
（喻意志，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琴学家。2012年冬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三十七岁。此文为作者逝前两个月完成，并带病修改订正。王蓉，湖南省长沙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工作人员，琴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