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强将高手用在新中国首次大型外交活动的第一线，是毛泽东再三坚持要周恩来出面对苏谈判的首要原因。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者不可能样样精通，行行都行，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于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现在，他不但出好了主意，而且和斯大林已口头约定了原则，下边“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不能自己包办，应放手让周恩来这位“比我强”的外交家去谈判、签约。
其次，毛泽东强调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赞成一下子顶到头，搞“最高级”谈判。他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怀疑，有看法，而斯大林有时又比较“粗暴”、“武断”，自己直接出面和斯大林作具体条约的谈判，如果在某些问题上谈不拢或谈崩，别人就不好收拾，没有回旋的余地。而让周恩来和苏方的政府领导人谈判，即使发生某些分歧或争议，他和斯大林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协调、斡旋，妥善处理。
最后，“要对口”、要合法、“要好看”。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好进行高度的概括，往往把十分复杂的事物概括得十分简明扼要、具体形象、一目了然。这次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就属于这种高度概括、具体形象的典型事例，难怪斯大林始终理解不了。其实，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拟、签订之后，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哈，这不就是那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吗。“既好吃”就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使新中国在世界上健康成长不受侵犯的作用；“又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同盟，互助友好，反对侵略，促进世界和平，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为此，条约的谈判和签订，都应该是对口的，合乎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的。所以，当斯大林作了让步，同意签订个文件，并且建议说就由他和毛泽东签字时，毛泽东还不答应。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斯大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就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游览，调查研究，了解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情况。
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曾是沙皇俄国的首都。1917年10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官，宣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宣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时过32年，中国革命又宣告胜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里又夺得了政权。1950年1月15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资格，乘火车来到列宁格勒，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毛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毛泽东神采飞扬，游兴正浓，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参观。
当地领导十分尊重毛泽东，按照毛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天寒地冻，一片白银世界。大海和陆地都被白雪厚冰连在一起，白茫茫的，分不出水陆的界限了。毛泽东喜欢宽阔的海洋，更喜爱银白的雪原。他乘坐汽车在那一望无垠的海面冰层上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毫无倦意，不时地向当地的陪同人员询问各种景观。当远远地看见那雄伟的喀琅施达特要塞的时候，他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漫步，举目眺望，激情满怀地说：“革命使江山更雄伟！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喀琅施达特要塞，是苏联十月革命时工人们和士兵们发起暴动的要地，在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业绩！苏联同志介绍说：“此刻，我们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约1米至1米半。”
毛泽东望着那广袤无垠的冰原，高兴地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的中苏两国人员，都为毛泽东的豪情诗意和宽广胸怀所感动，禁不住欢呼，鼓掌！
在列宁格勒，毛泽东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参观了冬宫展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藏书室等。苏联同志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但因内部整修，不能参观。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侵华很反感，一听此话，即对身边的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
毛泽东特地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赞赏那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革命壮举。参观了苏德战争中苏军保卫列宁格勒的防御工事。晚上，又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出相当精彩。结束后，毛泽东派王稼祥、陈伯达等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了花篮。此时，台上台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响成一片。列别杰娃谢幕达五六次，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这是观众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是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敬慕，于是，她改变一般的敬礼谢幕为向毛泽东鼓掌，用手送吻好几次，得到了观众的欢呼！
后来，毛泽东感慨地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俄人民，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过了3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可是，斯大林对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
的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作者阅读了《斯大林全集》，查阅了大量有关的资料，发现斯大林第一次公开评论蒋介石，是在1927年4月19日至20日，斯大林写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中。这个提纲经联共（布）中央批准后，发表在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第90号上。当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本质已经暴露；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反对派对斯大林攻得很凶。为了回答反对派的攻击，不久，斯大林又陆续发表了《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其中都论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问题。在此前后，毛泽东不仅正在与蒋介石集团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也发表了一些论及蒋介石国民党的文章。
那么，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运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毛泽东和斯大林对蒋介石的论述、观点、意见加以比较，不仅有助于认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经验和问题，而且，也有助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思想、理论。首先，应该肯定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只过了9天，4月21日，苏联《真理报》就发表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的长篇文章。斯大林写道：“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像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表明了他对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义愤，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也表明了他那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观点。其反应之迅速，爱憎之分明，文风之简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篇文章以及他后来发表的几篇论中国革命的文章中，都表明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正如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1927年，连写了几篇文章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
毛泽东当时是如何同蒋介石以及党内的右倾投降倾向作斗争的呢？1927年初，陈独秀虽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他的右倾投降倾向越来越受到一些共产党人的抵制和怀疑。而毛泽东的理论、主张，特别是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1927年2月，毛泽东曾将该文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但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予发表。3月5日起，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陆续发表了该文。3月12日，《向导》发表了该文的一部分，陈独秀看到后不让再发；当时在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张全文刊完，但被陈独秀等人拒绝。瞿秋白不服，4月间，亲自将此文交中共在武汉开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为其写了序言，要求“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实际上是对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各种攻击农运的谰言是有力的批判，对各地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又是极大的鼓舞。为了加强领导，1927年3月30日，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一起，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13人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的工作。
毛泽东领导全国农协很快地制定出了《今后农运规划》，发往各地，对于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都作了具体部署。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和邓演达、陈克文联名向全会提交了《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1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等人的议案，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宣言》强调：农民问题的内容就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宣言》明确指出：现在，“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会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宣言》还强调指出：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同时，应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器，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的确实保障。
《农民问题案》是《对农民的宣言》的原则说明和具体实施纲要。在讨论《农民问题案》时，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横加指责，要求党和政府对农民运动“加以改善”。共产党人夏曦发言批驳，说农村的骚动不安，是农民革命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能横加指责，更不能由党和政府去进行所谓的“改善”。毛泽东支持夏曦的观点，认为“夏同志理论甚确，应写到提案中去”，并特别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必须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治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些意见写进了《宣言》，并且在《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特别指出：“北伐胜利之结果，已有好几省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加入农民协会之农民已有四百万，正在为自己之解放而努力奋斗。”同时指出：“农民的敌人也就以全力遏制农民运动之发达及阻碍本党决议之实现。这些农民的敌人，所谓乡村把持政权者，同时亦即国民革命之敌人”；国民党一定要竭力保护农民，铲除敌人；“如果本党不能这样做去，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农民的宣言》与《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采纳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些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形成了有利于农民革命的宣言和决议，对于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起了鼓舞作用。
到1927年4月底，湖南省的农会会员由1月份的200万激增到518万。农民武装迅速扩大，各地农会纷纷夺取团防局枪支，建立农民自卫军。为了解决工农运动的武装干部问题，省农民协会和省工会在长沙创办了工农自卫军训练队，培训工人农民自卫军干部。在建立工农武装的同时，各县农民又开始自己动手，采取平均佃权、清丈田亩、插标占田、民主分田等多种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湖北的农会会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两个月内，由80万猛增到24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勇敢地向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进攻，夺取了地主民团和团防局的枪支，壮大了农民武装，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部分县区也开始清丈田亩、登记土地、烧毁地主的地契债券，进行分地分粮了。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土地革命的步步深入，需要国民党政府尽快地拿出有关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方面的具体政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