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到长沙，参加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后，就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视察湖南的农民运动。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公里，历时32天。毛泽东下乡考察，深入细致。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地听取当地共产党组织、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协、妇女会、青年团、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做农运工作的同志开调查会，还亲自去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平民、衙门职员、开明士绅等交谈。他不摆架子，事先准备好调查提纲，访问时口问手记，虚心求教，遇有重大问题，也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因而调查得深入、具体、详细。
在考察中，毛泽东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帮助解决农运中的问题。一次，在湘潭县银田寺的调查会上，听到高露乡的农民说他们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
毛泽东立即插问：“什么‘二民主义’？”农民回答道：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争取平粜米的鞋匠欧二保关进了监狱，这是不要“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不就剩下二民主义了吗？毛泽东连连点头，认真地说：“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
农民们见毛委员解决实际问题，情绪顿时高涨。毛泽东又对坐在旁边的戴述人说：“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要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揭露那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民运动的错误。”戴述人是国民党省党部的监察委员，当场表示一定按毛委员吩咐的认真去办。农民们情绪更高。接着，银田寺乡农协的负责人汇报了原团防局长汤峻岩杀了两个叫花子开张的大冤案。他说汤峻岩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先后杀过五十多个人；眼下又组织“保产党”，破坏农运，农民们对他恨之入骨，一致要求法办！
农民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枪毙汤峻岩。毛泽东表示赞同大家的意见，又说对那些残酷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个，震动全县，对于肃清封建余孽，打击反革命气焰，极有效力；汤峻岩不诛，不足以平民愤！
毛泽东说到做到，迅速联系有关当局，支持农民斗争。不久，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高露乡争取平粜米的斗争和银田寺农民镇压汤峻岩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考察到湘中地区时，见这里的农民和土豪劣绅的斗争非常激烈。农民一起来，土豪劣绅就组织“保产党”、“富绅联合会”等反动组织，勾结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国民党的右派分子，煽动团防局残杀农民，并且到处造谣，诬蔑农运。湘乡县有一个劣绅逃到长沙，说“农民协会办得一团糟，我们那里的喜四伢子是个一字不识的黑脚杆，翻开脚板皮还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协委员长，晓得搞么子？非把这些人杀掉不可”！醴陵县三星里乡的“乡里王”易萃轩很狡猾，农会起来后，他见农会干部就作揖，把儿子送到何键部，还给乡农会送了个“革故鼎新”的金匾。毛泽东听后教育干部，一定要记住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权力的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无论是公开对抗，还是伪装降服，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所以，农民要坐稳江山，必须建立农民武装，建立乡村自治机关。湘乡县农协提出建立武装没军事人才的困难，毛泽东答应请省里派人来培养。不久，省农协就派了一位黄埔军校学生来，帮助湘乡培训了一批农民自卫军骨干。
毛泽东的实地考察和指导，使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广大农运干部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增加了斗志，从而把湖南的农民运动推进到了建立农民自卫军、夺取县区政权、自动分地的新阶段。正如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2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的：“在此社会群向农民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然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建立之政治。”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汉。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第35、36期首次刊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份，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写了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转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该杂志第一次反映中国人对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观点。
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当时又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应该并且可能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从斯大林在此前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真接受和重视毛泽东的观点，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打击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正确战略方针，因而导致他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犯了错误，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性膨胀，一错再错，导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斯大林曾经让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过“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的电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强调要加强土地运动。《报告》热烈地歌颂了农民革命的正义性，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和指责农民革命的谬误，针锋相对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通过党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解决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特别指出，只要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政策，那么，“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人封的，而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而对于广大农民革命的态度如何，是区别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农民运动起来了，真假革命者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就好区分了。他写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的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在这里，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明确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农民。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农民这一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不致于落空，中国革命也才能取得胜利。
斯大林接受了批评，虽然不大痛快，但还是遮遮掩掩地接受了批评。上述错误的电报发出去一个月之后，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决议中，就纠正了错误，提出了新的观点，决议中说：“目前形势独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现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以及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广州国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权，就不能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
斯大林确实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在论述的重要之处，亲自加上了着重号。但是，将斯大林的论述和毛泽东的《报告》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的《报告》更富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战斗性、彻底性、可行性。斯大林要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和它同农民的联盟之间“选择”，要求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受农民运动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像大浪冲沙、沙里淘金，优胜劣汰，真假自明。
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并不矛盾，工农联盟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也并不全是对立的，只要能放手发动工农群众，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就能战胜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就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主张，当时并没有被陈独秀等人接受，没有得到党中央的支持。这正如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出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
第一章毛泽东坚持搞“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会谈毛泽东按照他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准备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他有个习惯，参观一个地方之前，总是要先找点材料看看，要对那个地方作个概括的了解。因为他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符合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参观、访问，时间较短，不可能全面地、深入地去接触那些事物，因而，先看点材料，了解个概况，借助于别人的认识进行参观、访问，可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1950年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具体商谈了周恩来的来苏日期及签订条约的时间。莫洛托夫问，新中国才成立，周恩来日理万机，能很快来吗？毛泽东笑着说，这没有问题，会如期到的。
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多次表示愿与毛泽东会谈并签订条约。毛泽东却坚持要周恩来赴苏出面与苏方谈判、签约。毛泽东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合适，更在行，周恩来是卓越的外交家。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有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至1924年先后赴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4年秋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8月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当选为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周和毛一起参加重庆谈判。1946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多次对人夸赞过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