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法眼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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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法眼宗之宗风特点与“五家七宗”之禅风异同(2)

正因六相本不实有,乃缘生之相,所谓“六相缘起,集成各无自性”,所以六相本空、六相俱空。赖永海先生对佛教之空也有阐释云:“佛教所说的‘空’,非一无所有之‘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条件的产物,都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条件具备了,它就产生了;条件不复存在了,它就消亡了。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念念不住的过程,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无自性故‘空’。”可见,文益何以会用“空”来作回答是有其用意的。而道潜一经文益“调机顺物,斥滞磨昏”之开示,有了悟法的因缘际会之条件,故道潜自然能洞悉六相与空之真义,并由此觉醒而达至开悟之境界。有学者认为:“按法眼禅师之风,随对方人之机,接得自在,故谓为‘先利济’。”其实“先利济”即兼有“句意合机”与“调机顺物”的双重用意。

禅师对学人展开的禅宗机锋勘验,乃是教示学人开悟的关键性环节。文益禅师在传法和接引学人的教育行为中,无时无刻无不体现其“调机顺物,斥滞磨昏”的一贯之清凉家风。据载,“问:‘如何是第一义?’师云:‘我向你道,是第二义。’”又,“僧问:‘如何是第二月?’师云:‘森罗万象。’云:‘如何是第一月?’师云:‘万象森罗。’”。学僧问得快捷,文益也答得便当。前者以“立异”而论,后者以“求同”而说,即是针对学人不同境界和不同理解层次的言说方式,皆有破除学人思想、见地之执著的用意。换言之,若文益回答第一义为何,则就执著于具体的第一义之具象,显然与禅宗的“三十六对法”精神是相悖的,则易误导学人,而他却回答“我向你道,是第二义”,不仅说明了第一义与第二义有差异,而且又表明了第一义与第二义又存在关联性。虽然问题的表象是“立异”,即有第一义、第二义,但是按照佛法之理而言,一即是二,二即是一,一而二,二而一,是互涵互摄,如如归一的。所以,学人执著于“同”时,文益就说“异”,学人执著于“异”时,文益就言“同”,乃是中观的立场。文益的用意就是要让学人不执著于任何事物之一方,因不执著,故能体悟佛理,即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心”。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针对学人的不同领悟能力和不同执著程度,文益的禅法也是简单活泼的,故学人问是第一月还是第二月,文益的回答皆是一句“森罗万象”,体现的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华严圆通无碍之境界。因此,倘若学人能透过对答的话语契会个中真义,那么当下即可豁然开悟,故《碧岩录》云:“一句下便见,当阳便透,若向句下寻思,卒摸索不着。”而将这一情形说得了然分明。可见,禅语机锋可谓是活人的刀,杀人的剑。然而,文益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问题而有不同的回答,这也反映出他说法注重因缘时节和因人而异的教学特点,其“调机顺物,斥滞磨昏”的教学风格也跃然于纸上。

玄则禅师,滑州卫南人。初问青峰:“如何是学人自己?”青峰云:“丙丁童子来求火。”后谒师,师问:“甚处来?”云:“青峰来。”师云:“青峰有何言句?”则举前话。师云:“上座作么生会?”则云:“丙丁属火,而更求火。如将自己求自己。”师云:“与么会又争得。”则云:“某甲祇与么,未审和尚如何?”师云:“尔问我,我与尔道。”则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云:“丙丁童子来求火。”则于言下大悟。

禅宗机语实质上是禅师与学人之间的思想对话和心灵交流。在禅宗机锋中,采取同一语的重复,有时也可产生意想不到之效果,而成为禅客开悟的契机。当然,这一开悟的机缘之引发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与经验基础之上。上述引文说明,在面对学人“如何是学人自己”之问时,文益则以青峰禅师所说过的话语——“丙丁童子来求火”作答,虽然是同一语之重复,且言语也显得平实质朴,但是它却一语中的,而成为文益接引学人的方便法门,文益的一番言说也显示了“箭锋相拄”的禅法特色,并具有“斥滞磨昏”的实际功能和效果。可见,文益的随缘顺势而答则扫除了学人的迷情。他所运用的这一平实质朴的重复性语言,不仅使学人在他的指引下而醍醐灌顶、豁然开悟,而且也展示了其清凉一宗“调机顺物,斥滞磨昏”的家风特点。而且此处文益开示学人,采取的是多管齐下的方法,也展现了其“箭锋相拄”、“调物顺机”和“斥滞磨昏”交错并用的禅家特色。

三、对病施药,相身裁缝

由于禅宗信徒囿于自身陈见,执著于理、事、色、空之名相之辨,于是人格分离、言行表里不一,行动与义理脱节,以致严重滋生了种种知解性禅病与形式主义问题,故文益对此而不得不进行“宗门指病”,撰写《宗门十规论》,“以救一时之弊”。文益在具体的接引、教示学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则进一步凸显了其“对病施药”与“相身裁缝”的清凉家风之特点。据《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记载:

上堂云:诸上座,时寒,何用上来。且道:上来好,不上来好?或有上座道:不上来却好,什么处不是,更用上来作什么?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须到和尚处始得。诸上座且道:这两个人,于佛法中,还有进趣也未?上座实是不得,并无少许进趣。古人唤作无孔铁椎,生盲生聋无异。若更有上座出来道:彼二人总不得,为什么如此?为伊执著,所以不得。诸上座,总似恁么行脚,总似恁么商量,且图什么?为复只要弄唇嘴,为复别有所图,恐伊执著,且执著什么?为复执著理,执著事,执著色,执著空。若是理,理且作么生执?若是事,事且作么生执?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寻常向诸上座道:十方诸佛,十方善知识,时常垂手。诸上座,时常接手。十方诸佛垂手时,有也什么处?是诸上座时常接手处,还有会处会取好,若未会得,莫道总是都来圆取。诸上座,傍家行脚,也须审谛着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过却时光。

上述一段话显示,禅客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执著之病,乃是影响其自身开悟的主要障碍。文益对这些禅病进行了总结和归类,从禅客对文益所提出之问的不同应答态度,足见禅客们仍然执著于事、执著于空、执著于色等世俗之常见。故文益认为,对于执著不仅要分清类型,而且还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即是要追问产生执著之病的根本原因。从文益所提及的“若是理,理且作么生执?若是事,事且作么生执?”之尖锐言论,即不难看出这一点。而且这也体现了文益对学人说禅言禅有“对病施药”的思想偏好。为什么文益要追问执著的原因呢?因为在参禅悟道者看来,大疑才有大悟,才能觉醒,所以禅者在禅悟之道的实践中只有不断地去除去疑问,才能获取般若之智慧,乃至于开悟和成为觉者。禅师接引学人的过程,无非就是除去学人疑问的过程,故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疑问则是开悟的前提条件。文益为了进一步说清楚禅者不要执著于外物事相的观点,他还以佛之垂手与信徒之接手为例加以分析,虽然垂手意味着放下而接手则意味着执著,但是文益认为禅者不必局限于是垂手或是接手的具体手法样式之外在表现形式,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于用“心”去契悟佛法之本意,真正领悟垂手与接收的真实含义。所以,文益以参疑问为除执病和开悟之手段,其见识也是超越于一般禅客之上的,且这一方法也是针对禅门信徒的执著之病而开出的一剂良方。

如果说内心的执著是影响禅者开悟的主要障碍的话,那么知识障又成为了学人契入禅宗悟境的一道阑珊。文益为了破除禅客、学人的这一道围阑,往往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对他们加以开示和诱导,从而使其归向于正途。据载:

文遂导师,杭州人,尝究《首楞严》,谒师述已所业,深符经旨。师云:“《楞严》岂不是有八还义?”遂云:“是。”师云:“明还甚么。”云:“明还日轮。”师云:“日还甚么。”遂懵然无对。师诫令焚其所注之文,自此服膺请益,始忘知解。

对于禅者来说,就文字性的经典进行理解与展开诠释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生活世界中一言一行之实际行动与个体体悟,而要重视世俗生活世界与佛法义理世界的统一,真正体现出“知行合一”的学修精神,而不能使学修、解悟二者隔离、偏废,甚至背离。文遂虽常究《首楞严》而自诩深符经旨,但在文益这样的一代禅门宗师看来,文遂还是一知解僧,拘泥于经文之知见,难以契会佛法之奥义,对佛法义理的理解还存有一定的偏差和不足,故在文益刨根问底的追问之下而图穷匕见、哑口无言。文益之问并非空穴来风和无中生有,而是针对文遂之知解病症的“应病与药”和“相身裁缝”。在文益看来,学人因为知见而容易生起执著,这一执著之病的生起则有导致学人与禅宗开悟失之交臂之可能,故文益所要破除的正是文遂执著于文字相的方面,于是“师诫令焚其所注之文”,从而正确引导文遂走向真悟实修的禅悟之路。可见,法眼宗接引学人言语平实而句下含机,因人设机而能使学人直下顿悟,所谓“明心见性”,而转凡入圣。故文益针对学人根器而随宜说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随根悟入者不可胜纪”。

总之,文益禅法简明细密,质朴平凡中又暗藏机锋,故以“箭锋相拄,句意合机”、“调机顺物,斥滞磨昏”、“对病施药,相身裁缝”三个方面来概说法眼宗之宗风特点,也具见《人天眼目》著者——智昭禅师之远见与卓识。洪修平先生认为,法眼宗风“其接化学人,平淡的语句中也深藏机锋,往往是根据学人的根器之不同而相机行事”。这一观点显然切中法眼禅风特点之要害,客观地显示了法眼宗禅法之精神面貌。

第二节 法眼宗与“五家七宗”其他禅派之禅风异同

北宋徽宗《续灯录序》云:“自南岳、青原而下分为五家,各擅家风,应机酬对。虽建立不同,而会归其一。莫不箭锋相拄,鞭影齐施,接物利生,启悟多矣。源派演迤,枝叶扶疏,而云门、临济二宗,遂独盛于天下。”在宋徽宗看来,禅宗五家虽各有家风,但是各派的禅风也具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征。赖永海先生指出:“各宗的禅法虽然也不无小异,但就修行方法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主张无证无修,提倡纯任自然、不加造作。”可见,禅宗五家“它们本是同根生,服从于统一的门风,又各各具有不同的家风”。五家禅风的形成与创宗祖师的悟道因缘以及教学风格不可分割,而且也深受地域性文化的影响。五家禅的祖师沩山灵祐出生在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仰山慧寂出生在韶州怀化(今广东番禺),洞山良价出生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曹山本寂出生在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文偃出生在嘉兴(今浙江嘉兴),文益出生在余杭(今浙江杭州),均生于南方之地,而且行化之域也系南方,故禅法受南方区域文化的影响较大,而显出玄意高古、绵密幽深之特点;五家禅派仅有义玄一人出生在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而弘化禅学主要在北方,故禅法也有北人之个性,而显得刚猛、峻烈和直接,而且玄义学禅在南方,弘禅在北方,故能做到南北会通而使其禅法既有北人之个性又兼有南禅高古、绵密之特色。因此,从区域文化的影响层面来理解五宗禅法的不同也是一重要的参照视野。对于五家禅风,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区分,故有必要对法眼宗宗风与其他禅门宗风作比较,以凸显法眼宗独特的禅风面貌。同时探究一宗一派之禅风,从中也可以看出禅在中土发展中的历史事实和精神气象。因此,为进一步把握法眼宗的禅风特色和加深对法眼宗的禅法认识,则有必要对法眼宗与其他禅派之禅风异同试作分析和讨论。

一、法眼宗与沩仰宗禅风之同异

法眼宗的禅风特点与沩仰宗的禅风特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简单而言,法眼宗的“句意合机”、“调机顺物”的禅风特点与沩仰宗讲究“机用圆融”、“举缘即用而忘机得体”的禅风特点有着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但是,沩仰宗有圆相之法而法眼宗无圆相之法,则是二宗禅风的明显不同之处。沩仰宗以圆相之法是来表达玄奥深邃之禅理,这也与江南盛谈玄理的文化传统似有一定的联系。为了比较的方便,则有必要对沩仰一宗的禅风特色进行简单的介绍。

关于沩仰宗的宗风和禅法特点,禅宗典籍多有言及。《五家宗旨纂要》云:“沩仰家风,父子一家,师资唱和。语默不露,明暗交驰。体用双彰,无舌为宗,圆相明之。”《万法归心录》又云:“沩仰宗家,机用圆融,宜中验人,句能陷虎。圆相差别,明来暗合。镜出三生,两口一舌。父子和唱,道传千古。”《角虎集》云:“盖举缘即用而忘机得体,混融境致而暗合机轮。如月落潭无影,云生山有衣者,沩仰家风也。”《人天眼目》亦云:“沩仰宗者,父慈子孝,上令下从。尔欲捧饭,我便与羹。尔欲渡江,我便撑船。隔山见烟,便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沩山一日普请摘茶,次谓仰山曰:终日只闻子声不见子形。仰山撼茶树。沩山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仰曰:和尚如何。师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沩山云:放子三十棒,乃至仰山过水。香严点茶,推木枕展坐具,插锹立举锹行,大约沩仰宗风。举缘即用忘机得体,不过此也。要见沩仰么。月落潭无影,云生山有衣。”从上述引用的情况来看,各家所论沩仰宗风,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都有一定见识,然并非都能完美无缺地展示该宗禅法风格或特色。但是通过比较分析则不难看出沩仰宗风最为突出的特点即是其禅风讲究机用与圆相、忘机与得体。由此可见,禅门一宗之风在禅客看来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千人多面,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各家禅风所具有的多元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