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阴影
战争所造成的贫困使绘画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毕加索是一个画家，绘画是他生命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买不到颜料和画板固然令人气愤，但这是难不倒毕加索的。他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底，使他在任何一种非艺术的物品上都能获得艺术启发，找到艺术灵感。他一有空闲就到外面去捡石子、骨头、纸片，以至于有人把他当作一个靠捡垃圾为生的孤寡老人。他在扁圆的卵石上刻出古典式的侧画像；利用香烟盒内的纸板，做了些着色的半浮雕；小孩的脚踏车破片居然变成了一只飞禽。这一时期最有意思的作品是《公牛头》。《公牛头》是用最平常的物品，通过最彻底的变形，构成最简单的造型。材料只有两样，即一个自行车座和一个车把。毕加索充分发挥了自己对物体多元性质的理解力，他每看到一种事物，总能挖掘出其中的微妙含义。自行车座和车把与公牛毫不相干，毕加索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一线”就是他无处不至、无孔不入的想像。他的朋友迈克尔·累利斯向他道贺，毕加索谦逊地说：
“这还不够，应该拿起一块木头就能发现它是一只鸟儿。”
毕加索就是这样看重艺术家的想像力。
作画的条件差一些，毕加索还有他的“副业”——写诗。1941年1月14日，一个又长又冷的夜晚，毕加索无心作画，他找出一个旧练习簿，想学科克多的样，写一部诗剧。他认真地拟了标题《被尾巴愚弄的欲望》，主角是“大脚”，诗人；他的朋友“洋葱”，也是他的情敌，他们共同追求女主角“果馅饼”。女主角的两个朋友是“胖忧虑”和“瘦忧虑”。其他角色还有“圆片”、“汪汪”、“静寂”等等。他们围绕着爱情、寒冷和饥饿展开活动，剧中充斥着黑色幽默和颓废情绪，比如主题歌就是一句单调的合唱词：“我的冻疮，我的冻疮，我的冻疮……”全剧自始至终使用诗的形式，许多句子简直就是诗人的手笔。
战争的威胁使毕加索不得不参与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他对和平的渴盼也使他乐于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威望更是使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期间，到毕加索的画室去得最勤的是在内政部当差的安德烈·杜布瓦，他后来担任了警察局长，借着“察看有什么异常和不轨行为”的公务三天两头往这里钻，他实际上是毕加索住宅的保护人。常来的还有保尔·萨特、西蒙·波娃和诗人皮埃尔·勒韦迪。
1944年夏天，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枪不断，亦让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黎明前的黑暗。
8月25日，巴黎宣布解放，也预告了毕加索生活的转折。他不再只是驰名世界，也不再只是个传说，他已成为战胜压迫取得胜利的象征。而毕加索历来喜欢象征却不喜欢现实，他不是英雄，却成了纪念碑，可与埃菲尔铁塔齐名。一位美国记者说：“毕加索和戴高乐将军一样，是在解放后的法国享有殊荣的人。”
巴黎解放后的第七周，中断4年的“秋季沙龙”开幕了。毕加索一反过去拒不参与的惯例，积极主动地交上了油画75幅、雕塑5件，它们大部分是纳粹恐怖统治挤压下的产物。这么多作品占用了整整一个画廊。沙龙的传统是，每次只选出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个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毕加索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在战后的首次展览上。
1945年2月，他开始创作一幅同一主题的画《尸体存放所》，白色桌子底下放着一堆破碎的尸体，旁边有一只空饭锅和一只空水罐。有人说这幅画是“毕加索作品中最令人沮丧的”；也有人称它是“一幅没有悲哀的圣母抚抱耶稣尸体图，没有吊唁者的下葬”；无数艺术评论家和艺术爱好者都一致认为：纳粹集中营的恐怖是毕加索创作这幅画的灵感。正像要教给弗朗索瓦丝生活的一课一样，《尸体存放所》只是部分真实。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复活这一重大胜利却不屑一顾；表现的只是纳粹的恐怖，而没有表现对它的胜利。这再次表明了他的观念：黑暗是终极的现实。
创作这幅巨作是件规模很大的工程，一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画这幅画，尽管如此，在秋季沙龙开幕时未能及时完成，在抵抗运动和艺术展览展示时也仍未能最后完成。出席这次展览的共产党荣军事务部长劳仑·卡萨诺称赞说：“伟大的艺术家在我们的英勇行动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现代艺术因素。”无论官方怎样说，毕加索的党内同志还是对他创造出这种艺术议论纷纷。毕加索对此置若罔闻，他说：“即使他们不想要我，我也不离开党。”
“既然你加入了共产党，如果德国人要回来，你怎么对他们讲呢？”考克托趁吃晚饭的时候问他。毕加索显得很骄傲，他说：“不过德国人不会再回来了。”他表现的像一个很好的社会名流，出席群众大会，发表多半是和埃鲁阿相似的讲话，而重要的是要接见来访者。
夕阳不落
1961年，毕加索摹仿了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这组变体画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共170多幅，其中油画27幅，素描138幅。这幅画表现了他与杰奎琳关系的矛盾心理和他日益加深的恐惧。在这幅《草地上的午餐》的变体画中，毕加索成功地把他们的身体加以变形，直到他的身体“在最后的油彩中萎缩成恰如其分的一片绿荫，而他对面坐着贪婪地左右一切的杰奎琳”。显然是由于他已预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衰微，他害怕杰奎琳将来的权力。
在毕加索80岁生日时，他所居住的瓦劳利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这次祝寿可以比作“文艺复兴时代的圣筵”。毕加索和杰奎琳徒步跟在警察的摩托车后面前往参加。吉它手为他演奏小夜曲，他收到无数的礼物，听了许多赞扬他的伟大和人道主义的演说，他出席了戛纳棕榈滩游乐场为他举行的招待会。此外还有盛大的焰火晚会，并为他在瓦劳利举办了一场斗牛。当有人问毕加索为什么他的人和他的画都能保持青春时，毕加索幽默地说：“因为我们互相学习。”他还对《法兰西晚报》的女记者茜尔维·玛利翁说：“如果没有镜子的话，我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年龄了。你应该这样写：毕加索说，爱情是唯一重要的事。”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向他颁发“列宁和平奖金”。
毕加索越到晚年，越怀念自己的祖国西班牙。当他听到巴塞罗那市正建一个毕加索博物馆的时候，他的心情很激动。巴勃罗没有忘记他早年时在西班牙——自己的祖国所受到的教育，他立即表示支持巴塞罗那建立毕加索博物馆的建筑工作。
毕加索与外界的联系隔绝了，他的生活中几乎没什么与爱情有关的事了，在这种隔绝的生活中，他继续工作，创作油画、素描、麻胶版画。在生活中和作品中，他都在退化。这是他的放弃、安顿与回归的时期，放弃发掘现实和真理的希望安顿下来，仿佛生活的重压已使他付出太多的代价。
在他的作品中也表现出退化——不但是退回到他自己的早期，而且是退回到更早得多的人类的早期去了。画布上簇拥的人物都不是现代人，甚至不是埃及人，也不是希腊人。他们是些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是我们在幸存下来的古代艺术中所见到的人物：粗壮，蹲伏着，几乎没有颈部，尤其是瞳孔空悬在眼睛里，没有一处靠着眼睑——是大而黑的洞，从宇宙的黑暗中显露出来，胆怯地凝视着，仍然在原始恐怖的掌握之中。10月底，他开始创作《劫夺萨宾女人》，画中的四个武士显示了那种原始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