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底，经过书刊检查机关大量删改的《复活》终于在《原野》上连载完了。几乎与此同时，契尔特科夫和比留科夫在国外创办的《自由言论》杂志上，刊完了完整的《复活》。在12月18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到：“写完了《复活》。不好，没改好。”
《复活》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很快就出了译本，在日本，《复活》成为托尔斯泰最畅销的作品。著名评论家斯塔索夫认为：“整个19世纪还不曾有过像这样的作品。它高于《悲惨世界》，因为这里没有一点幻想的、虚构的、编造的东西，全都是生活的本身……这是一部铁面无情的书。”
《安娜·卡列尼娜》许多章节有十二种稿本，《复活》的开头部分有二十种稿本。特别是他为《生活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竟有一百零五种稿本。
托尔斯泰虽然在1901和1903年患过重病，但是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壮。七十岁仍能溜冰，七十五岁参加自行车运动，直到八十二岁还能骑马。
夕阳夕下
19世纪末叶，雅斯纳亚·波良纳即成了独特的文化中心。许多作家、艺术塞、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从俄国和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二十世纪初，世界文学史上两位巨人——年迈的托尔斯泰和年轻的高尔基会见了，索菲娅为他们拍下了后来广泛流传的照片。
托尔斯泰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敬仰，引起了沙皇、教会和形形色色反动分子的咒骂和攻击，但他们却不敢公开镇压。一个将军说：“他的声望太大，俄罗斯的监狱容纳不下他。”俄国教会疯狂叫嚣要封住他的嘴，宣布对他“革除教籍”。但这一切不仅无损于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反而加速了他作品的传播，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衷心爱戴。
而在80年代出现的托尔斯泰学说的信徒，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这时也像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包围着他。作家本人也深为自己的世界观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而痛苦不堪。尽管他早已放弃了庄园财产事务的处理权，开始了平民化的生活尝试，但他毕竟还置身在贵族生活的圈子里，农民还是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老爷”。特别是当他看到妻子在管理田产、森林所采取的措施和从出版他的作品中获取收益时，更加焦躁不安。而他的妻子不仅在复杂的生活处境中苦苦地挣扎，同时也在作家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弟子”的亲密交往中感到穷蹙、窒息。她匆匆如有所失，几乎像被遗弃了一样。
索菲娅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魔鬼已经抓住我所热爱的人了。但愿能保持我祷告的力量。”索菲娅指的魔鬼就是契尔特柯夫。契尔特柯夫身材修长，生有一个舌象鹰喙的弯鼻子，为人固执冷酷。他原是一名豪门望族出身的军官，年轻时生活放荡，事事成就无多，后来接受了托尔斯泰的学说，从事慈善事业，放弃了贵族生活的特权，成为托尔斯泰学说的忠实信徒。索菲稚开始对他毫无戒心，可是不久，他就在作家的生活中占据了特殊的重要地位，甚至把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莎萨也争夺过去了。索菲娅孤独得很，感到她的全部生活都被人夺走了。她的眼睛哭肿了，精神崩溃了。她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最后，围绕作家的遗嘱，终于酝成了一场大风暴。
托尔斯泰曾在一八九五年的日记中表达过有妻子和契尔特柯夫等人参加的处理他死后文稿的遗嘱性愿望，但后来作家在契尔特柯夫影响下制定正式遗嘱时，却把自己的妻子排除在外，明确指定契尔特柯夫为自己一切作品的主编和出版人。并根据当时继承权只能转让某个人的法律规定，他指定了和他观点相近的最小的女儿莎萨为法定的继承人。遗嘱规定他的作品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应为全体人民大众所共有，每个人都有权无偿地出版和翻印他的一切著作。最后一份手续完备的正式遗嘱是在森林中秘密写成的。
索菲娅猜测到了这样的结局。这个与托尔斯泰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生了十四个子女（活着九个）的人，这个被高尔基称为托尔斯泰“惟一的朋友”和“工作的勤劳的助手”的人，当她发现“自己占据了半个世纪的地位给外人剥夺了，非常气愤，她便不大尊重那些道德的栅栏了”。围绕遗嘱，契尔特柯夫要拼命地保护它，封锁它；索菲娅则千方百计地想发现它，废弃它。在这二人角斗的背后又各有一群人，就连作家的子女也各自站在父亲一方或母亲一方。
1910年10月27日，托尔斯泰整天都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有好感，特别是在这位作家去世之后，他经常以阅读作家的作品来弥补未能与之谋面的遗憾。
晚上12点半左右，托尔斯泰熄掉书桌上的两只蜡烛，走进卧室，躺下休息。迷迷糊糊地过了两个多小时，托尔斯泰听到书房里有蹑手蹑脚地开门声和脚步声。他醒了过来，透过门缝，看见书房里有灯光，并听到索菲娅在那里沙沙地翻检纸张的声音。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晚上。托尔斯泰知道，这是索菲娅在寻找他的遗嘱，并监视他的行为。过了一会儿，索菲娅小心翼翼地走了。托尔斯泰感到“无法遏止的厌恶、愤懑”。他本想再睡一会儿，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近半个小时，就是无法入睡。于是就点着了蜡烛，坐了起来。这时，索菲娅把门推开，走了进来，一面习惯性地向托尔斯泰问好，一面惊异于屋里的灯光，待了一会儿，自觉无趣，转身离开了。厌恶和愤懑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地感染着托尔斯泰，他数了一下自己的脉搏，是97下。不能再躺了，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离家出走，并立即握笔给索菲娅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我的出走会使你伤心，我为此感到遗憾，不过请你理解我、相信我，我没有其他办法。我的处境正变得而且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除了其他原因，我无法继续生活在曾经生活过的奢侈的环境里，我所采取的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通常都会采取的行动——离开尘世生活，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请你理解这一点。即使你得知我在哪里也别来找我。你的到来只能恶化你和我的处境，但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感谢你在我身边度过了48年忠诚的生活，并请原谅我所做的一切对不起你的事情，就像我真心实意原谅你可能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一样。我的出走改变了你的处境，我劝你安于这种处境，劝你不要对我怀有恶感……”
托尔斯泰走出屋子，到马房去叫人套车。此时，已是28日凌晨，正是黎明前最黑暗那一段时间，外面一片漆黑，还下着蒙蒙细雨。深秋的天气，凉气袭人。托尔斯泰在通往马房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走进小树林里，撞在树上，摔了一跤，把帽子也弄丢了。他好不容易回到屋里，又拿了另一顶帽子，打着手电筒，与杜尚一起到了马房。莎萨和瓦丽娅把路上用的东西吃力地往马房搬。托尔斯泰激动得浑身发抖，惟恐索菲娅发觉后大吵大闹，加以阻挠。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托尔斯泰和杜尚上了车，直奔谢金诺车站而去。
当托尔斯泰在车厢内坐定、火车开动以后，他才觉得自己安全了，索菲娅再也追不上他了，他高兴地对杜尚说，他觉得非常舒服。很快，托尔斯泰就睡着了，一个半小时后，杜尚叫醒了他，给他端来热气腾腾的咖啡，两人一起喝了。这时，托尔斯泰又挂念起在波良纳的索菲娅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可怜她。”
此时，索菲娅还在睡梦中。由于前一天晚上她睡得很晚，所以直到11点才起床。而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消息几乎已经传遍了全家，佣人们在交头接耳，交换着对伯爵出走和与伯爵夫人关系的看法。索菲娅快步跑进餐厅，冲着莎萨喊到：“爸爸在哪儿？”
“走了。”“去哪儿？”“我不知道。”说着，莎萨把父亲的信递给母亲。索菲娅迅速把信扫了一遍，她的头在颤抖、双手打着哆嗦，将信扔在了地下，一边喊着：“走了，彻底走了，永别了！莎萨！我投水去。”一边向外跑去。莎萨和布尔加科夫怕出意外，在她身后紧紧追赶。索菲娅跑到花园里的池塘边，纵身跳了下去，莎萨和布尔加科夫也紧跟着跳了进去，俩人一起把索菲娅高高地举起来，交给跟着跑过来的仆人们。
托尔斯泰秘密出走，以为外界根本不会知道，其实，警察密探从他离开雅斯纳亚·波良纳之时，就暗中紧紧地跟踪着他。这时新闻记者也追了上来。可是托尔斯泰究竟到哪里去，他们谁都猜不透。因为作家本人开始也没有确定的计划，他只想到南方租幢农民的茅屋住下来，以求永远摆脱贵族的生活，在千千万万的农民中间度过自己的残年。不幸的是，秋天阴霾的天气使他在旅途中着了凉，82岁高龄的老人经受不住旅途的颠簸，终于病倒了，中途只好决定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人们把他抬到车站站长的住宅里。经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炎。
作家病倒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小小的车站成了世人瞩目的中心。作家的家里也收到了千百封慰问电函。索菲娅闻讯后，乘“专列”星夜赶到阿斯塔波沃。但人们惟恐她的到来对托尔斯泰产生致命的后果，被阻在车厢里。她心急如焚，眼里噙着泪水等待着丈夫身体的转机，一天、两天……直到最后她才被允许同丈夫会见。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走进室内，静静地来到他的床前，跪下来吻了他的手。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已不省人事了……医生紧张地为他做人工呼吸，但那呼吸却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停止了，这时正是1910年11月7日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