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世界名人大传(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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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 尼采(2)

跟随他而去的学生尼采,离开波恩的深层原因同样是人际关系问题。他来这里整整一年,竟没有结交上一个知心朋友。在小学有宾德和克鲁格,在中学有杜森和戈斯多夫,而在波恩什么人都没有。越是离群索居的人,越是需要一两个知心密友。尼采在大学的第一年感受的是一片友谊的沙漠。

尼采坐船离开了生活一年的波恩。这是他临离开时的心境:“一切都干涉我,我无法有效地主宰周围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对于科学无所作为,对于生活无所事事,只是以各种谬误充塞自己,想到这些,我感到心情沉重。轮船驶来,载我离去。在潮湿阴暗的夜色中,我一直站在驾驶台上,注视着那些勾勒出波恩城河岸的小灯渐渐消失,一切都给我一种逃亡的感觉。”

尼采一来到莱比锡就马上去莱比锡大学注册。他来的这天正好是学校的校庆日,校长正在向学生们训话,他告诉学生们,在一百年前的今天,歌德曾经和他们的前辈们一起在这里注过册。“天才自有其各自的道路,”这位谨慎的校长随即补充说:“沿着这些道路走是危险的。歌德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读书时代,你们不要以他为榜样。”“嗬!嗬!”青年人欢快地高呼,被人群淹没了的尼采恰好在这样一个纪念日到达莱比锡,这种巧合使他感到十分快活。

他烧掉了一些夹在作业本里的诗,重新投入学习,并训练自己以极其严密的方法研究语言学。可是,唉,厌倦不久就卷土重来。他害怕波恩那一年的情形重演,他的书信和笔记里又写满了大段大段相同的抱怨。好在过了不长时间发生了一件解救他灵魂的大事,从而结束了这些抱怨。他在书摊上偶而看到一本书,这是当时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亚瑟·叔本华所写的一部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看了几页,就被那文章的风格、美妙的词句所感染。他写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灵在对我悄悄耳语:‘带上那本书回家去吧。’刚跨进房门我就打开这本这样得来的宝贝,并渐渐感受到那种充满激情而又极其忧郁的天才之强大力量。”

这本书的序异常丰富,其中包括那位被忽视的作者在间隔较长的时间里分别为1818年、1844年和1859年三个版本所写的三篇序。这些序文傲慢而尖刻,但是没有丝毫焦虑不安,它们富于深刻的思想和辛辣的讽刺,呈现出歌德诗歌的抒情风格与俾斯麦敏锐的写实主义相结合的倾向,它们具有那种在德国文学中罕见的典雅而富于韵律的美。尼采被书中的高尚气质、艺术情感以及纯粹的自由精神打动了。

在其后的两个星期中,他一直陷于对叔本华哲学的反复阅读和思考。这个狂傲而不幸的人,这个被家庭、学院抛弃而又以更激烈的语言和更彻底的方式疏离社会的人,这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却不放过任何机会抨击德国,他的一切都如磁石般吸引着尼采。

叔本华是这悲惨世界的代言人,而尼采在他的书中也观照出内心忧郁的本质,在一段时间内,他与要好的朋友一起研读叔本华哲学,并放弃了生活中的享乐,节衣缩食,律己甚严,以至于不许自己每天睡眠超过四个小时。

其实叔本华这种阴沉的基调一直存在于尼采心中,即便他以后否定了叔本华的隐忍放弃,而把悲观主义宏扬为悲剧英雄主义,但是哲学家的平静心绪始终与他无缘。也同叔本华一样,尼采始终认为音乐是最有哲学深度的艺术门类,音乐解放精神,为思想添上双翼,“抽象概念的灰色苍穹如同被闪电划破;电光明亮足以使万物纤毫毕露;伟大的问题伸手可触;宛如凌绝顶而世界一览无遗”。

尼采是个天生的布道者。在他的宣传下,妹妹伊丽莎白,好友戈斯多夫、杜森都成了叔本华哲学的信仰者。这位叔本华迷几乎可以在一切地方看到他所敬仰的大师的踪迹。当朗格的《唯物主义史》出版时,尼采十分兴奋,认为它是为叔本华哲学张目的,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实朗格在这书中宣扬的是康德哲学,一种新康德主义,同叔本华的东西区别很大。

这一年复活节尼采回到瑙姆堡,他的心中充满欢乐。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的心境:“有三件事成了我的安慰,多么难得的安慰啊!这就是叔本华、舒曼的音乐以及孤独的散步。”

尼采从叔本华的哲学中获得一种类似佛教的顿悟。虽然在大约十年以后,他开始与叔本华彻底分手和决裂,把叔本华视为最大的颓废者,但直到他有理智生活的最后两年,在谈到叔本华时,他仍然承认叔本华是自己的先驱,自已是他的继承者:“我的先驱是叔本华。我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当然,他同时又是彻底的批判者。他对于叔本华的批判是一种扬弃,而不是简单的抛弃。原因就是,在骨子里,他和这位悲观主义大师有着无法分割的同一性。

由于叔本华,原先枯燥单调的语言学课程再也不是不可忍受的了。尼采以愉快的心情投入到这种专门的研究活动之中。

李奇尔教授向他的学生提出一个建议:成立一个由爱好语言学的学生组成的语言学研究会,以此来推动这一方面的学术活动的开展。尼采积极响应导师的号召,参加了筹备工作。

1866年初,语言学研究会成立,共有11名成员。在尼采的感觉中,这个组织有些类似他在中学自发建立的“日耳曼尼亚”,是可以视为由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进行自由精神活动的场所。

尼采的书斋生活在语言学与哲学之中消磨,他是李奇尔教授非常赏识的一个学生,然而又像被叔本华勾走了魂一样迷恋他的哲学。当他准备攻读博士课程时,来自军方的一纸命令将这个文弱书生招入军队。

由于尼采骑马出了事故,军训提前结束了。他前胸受伤,痊愈很慢。因此,直到服役期满,尼采都在休病假。现存一帧摄于那时的照片,他满身戎装,手握一柄出鞘的军刀,这模样可能很适合当时的照像习俗。这是一位乔装打扮的学者的留影。尼采可以利用他的病假去学习紧张的语文学专业。1868年秋,他胸有成竹地又回到莱比锡度过了最后一个学期。他的学业已近结束,然而李奇尔的嘉许仍然惠顾于他,他展望将来有一个教学生涯。正如他对罗德所承认的,他对此没有任何“奢望”。当然,他视在大学授课的前程为一种能使自己有闲暇进行研究的生活,也会在政治上、社会上得到保障。

尼采不仅理所当然地抱有这种希望,而且比他预期的时间来得更加迅速。1868年至1869年的冬季,当他计划同罗德一起到巴黎旅行的当儿,在李奇尔的倡导下,他被推荐到巴塞尔大学担任古典语文学副教授。

1869年2月,在尚未取得博士头衔之时,他就接到了去巴塞尔大学就职的正式聘书。于是,莱比锡大学据尼采已发表的著述,未经其他考试就授予他博士头衔,同时还免去了去巴塞尔大学任教资格的种种手续。这样,尼采以34岁半的年龄,在大学学习过后未经任何过渡就出任了副教授之职,一年之后转为正教授。

初识瓦格纳

1869年4月,尼采来到巴塞尔大学,就任语言学副教授之职。巴塞尔是瑞士的城市,尼采很自然地加入了瑞士国籍,成为一个瑞士公民,他对于此点没有什么不安。在他的印象中,他既属于德国,也属于整个世界。他的先祖就是一个斯拉夫民族的波兰人。

正像以前每到一个新环境一样,开始时尼采努力适应新情况,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宴请、舞会、拜访同事,但不久他就感到厌烦,满目所见都是无聊和庸俗。他对同事的态度渐渐冷淡了下来,别人自然对他也热乎不起来。于是他又把自己放在一个孤独的境况之中。

到巴塞尔不久,在给罗德的信中反映出他此时的心绪:“除了您以外我再没有更亲近的人可以谈心了,我生活在一片孤独的灰云里,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我无法拒绝人情应酬的压力,不得已在会场上和形形色色的手拉在一起。在这样的聚会里,我总是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而找不到自己的知音。这些人称呼我教授,他们自己也被这头衔冲昏了,他们以为我是太阳底下最快乐的人。”

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尼采常常一个人去附近的峡谷和森林散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他的心情稍稍感到好一些。童年在乡村度过的那一段美好幸福的时光浮现在回忆中,成为对孤寂生活的一种抚慰。

5月2日,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博物馆主厅作了就职演讲,题目是《荷马与古典语言学》。在这里,他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以后一直坚持和努力深入的基本学术思想:语言学不是一门纯科学,而是与艺术紧密交织重叠在一起的。它的新颖性给听众留下了印象,反响是热烈的,这次演讲奠定了他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师地位。尼采每星期有六次课,关于古希腊文,但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并不特别多。

作为教师,尼采在巴塞尔大学是受到欢迎和尊重的。一年后他被提升为正教授,以后又给他加了薪水。1872年由于他拒绝受聘到另一所大学,作为回报,巴塞尔大学又把他的薪水提高到四千法郎。

年轻的尼采教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人们通常会羡慕的地位和前程。如果他安于现状,循此渐进,就会有一个安稳、舒适、受人尊敬的生活条件,在学术界也会像他的恩师那样成为这个专业的权威——李奇尔教授在给巴塞尔大学的推荐信中所预言的那样。

但尼采没有顺应这个预言,他的天性使他注定要走另一条道路,那是充满孤独、坎坷、困苦的道路。他从来不是一个肯安分的人。

对尼采来说,这期间比较重要的友谊是同比他年长31岁的理查·瓦格纳的交往。当时瓦格纳住在卢塞恩·的特里普森,1869年,尼采到瓦格纳家中做客,当时为瓦格纳操持这个非同寻常家务的是考西玛。考西玛·冯·比洛夫是李斯特的女儿,是瓦格纳一个任乐队指挥的朋友之妻,尚未与瓦格纳成亲。1866年,瓦格纳的前妻去世,为躲避经济、政治及社会诸方面的困境(这种情形曾发生过多次)由慕尼黑迁居瑞士。紧随其后,考西玛带着她的孩子达尼拉和布兰迪内·冯·比洛夫,又带上她与瓦格纳所生的伊佐尔德来到瑞士。1867年,他们二人又生下了女儿埃娃,两年之后又生下儿子齐格弗里德。

理查·瓦格纳和考西玛对这位年轻的学者颇有好感,双方很快密切起来。没有多久,尼采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而且可以长期使用两个房间,随时随地进进出出,留居悉听尊便。在这里,他不只是接近了这位备受尊敬的音乐天才,而且也在这个非小市民家庭气氛中感到十分惬意。早在学生时代,尼采就崇拜瓦格纳的音乐作品,这时则对瓦格纳的为人也很醉心。

尼采被这种友谊弄得着了迷。他自童年到现在第一次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他陶醉了。瓦格纳的性格有着阴暗的一面:专横跋扈,自私自利,肆无忌惮,挥金如土,可尼采则没有觉察。

这种宾至如归的幸运,对尼采来说持续到了1872年的4月,也就是说将近三年时光。后来,瓦格纳迁居拜罗伊特。尼采于同年5月22日为参加音乐节大剧场的奠基仪式才又在那里拜访了瓦格纳,这种相处在1870年8月至10月才告中断。这短短几年却是尼采生命中弥足珍贵的记忆,他分享瓦格纳儿子出生的喜悦,还应邀在瓦格纳家度过了他在巴塞尔的第一个圣诞节,参加了拜律特剧院的奠基仪式,在音乐与哲学的欣赏中共同探讨艺术与人生,愉快的时光,可爱的人们,这样的快乐为什么总是不长久呢?

思想的凝聚

在对希腊文化和瓦格纳越来越深厚的情感中,尼采构思着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悲剧艺术的古代辉煌与现代重生。对古籍的分析加深了他对现代文化的做作虚伪的反感,而他选择的领域是德国人相当熟稔的希腊文化。18世纪以来,相继出土的古代遗址备受关注,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开启了哲学家与艺术家研究美学问题的新视野,歌德、席勒均以人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的和谐来解说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尼采则另辟蹊径,指出希腊人看清了人生的悲剧意义,其内心的矛盾冲突激荡不已,方才产生了作为调和的艺术。

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与酒神的二元性相关的。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是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是预言之神,支配着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酒神狄奥尼素斯的精神体现在春日照临、万物欣欣向荣的激情之中,物我两忘、沉醉狂欢的境界。日神如梦,酒神如醉,梦与醉的艺术世界结合起来,产生了阿提卡的悲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