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岭南文化重实用思想的熏染下，广东人摒弃了北方人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形成了重实利与务实的精神特质。
对广东人来说，他们更喜欢由外在的物质结构和功能构成的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更注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在行动中不断修改调整自己的计划。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是广东人的特点。
一、利之所在，足必至之
广东商人做生意是很勤恳的，只要有钱挣，不管路途如何遥远，他们都会去捞上一笔。在广东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富起来，先动起来。”由此可见，广东商人的实干精神。
为了挣钱，广东不少商人远渡重洋，足迹遍布东南亚，甚至是欧亚大陆。一位英国人曾风趣地说：“只要有鸟的地方就有广东商人的足迹。”
在这方面表现得较明显的，是广东潮州商人。
近代东南亚商界的风云人物张弼士，出生于潮州一个贫寒家庭，成年后，他见家中衣食无着，便独自赴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巴达维亚谋生。他最初在一家米店当店员，有了一点积蓄后，开始独立经商，“经营数年，囊渐裕”，于是他创办裕和公司。张弼士具有非凡的商业眼光与商业魄力，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他悟出了这样的哲理：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自己的脚步，而且脚步必须快。
有一次，他听到别人说开垦荒地利润高，于是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认定这一行确实有利可图之后，花巨资开垦荒地，种植水稻、椰子、树胶、咖啡、木棉、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他看到英国人在其殖民地“专辟商场、开矿，皆获厚利”，于是利用殖民当局鼓励经济开发的政策，采用兼收并蓄、全面开发的经营发展方针，大规模利用银行贷款从事实业开发，也从中获得了暴利。
1877年是张弼士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他在苏门答腊日里创立笠旺公司，专门从事荒地开发，拥有树胶、椰子、咖啡、茶等各类种植园，仅胶园就有七八所之多，有了丰富资源后，又购置新式机器，以进行咖啡与茶叶加工，逐渐形成自己的工商王国，招募大量华人移民从事经济开发。
当时的华侨汇款回家乡主要靠水客带交，这样既不安全，又因交通不便而经常延误时日。他便在日里创办日里银行，以办理当地华人移民的侨汇为主要业务，还有信贷、储蓄、押汇等业务，是最早的华商银行家之一。日里银行采用近代银行手段处理侨汇，还较早开展电汇业务，能够将汇款人附言与汇款一起迅速送到收款人手中，由于侨汇安全快捷，深受华人移民的欢迎。日里银行业务兴隆，成为张弼士扩展业务的金融基地。
接着，张弼士看到锡矿能挣大钱，又进军英属马来半岛的文冬、槟城以及印尼的亚齐。他在文冬创立东兴公司，从事锡矿的开发，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赚钱途径；在槟城创立万裕兴公司，开荒种植椰树及杂粮；在印尼亚齐创立广福公司，从事轮船业务。其业务不断向印尼及马来半岛的各项近代实业延伸。
张弼士抓住殖民当局鼓励经济开发的大好时机，利用东南亚地区廉价华人移民与土著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农业、矿产资源，以垦殖、开矿起家，业务遍及商业、金融、航运、房地产等行业，诸利并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致富千万”，从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小子成为近代第一位东南亚华人首富。
可见广东商人的“利之所以，足必至之”的实干精神，确实为他们带来了财富上的欢乐。
二、互帮互助，以势取利
广东商人对于同行很少持排挤的态度，而是主张同行互助，共同成长。广东商人讲究以势取利，他们深知要形成势，必须得先有一批高速发展的同行。
这种商业思想是广东人注重实利和务实精神的又一种表现。
卢观恒原是在万和行行商蔡世文帮助下创立广利行的，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是他深知行商间的帮助和支持的重要性。所以，他创立广利行后，不是想方设法打击对手，反而和蔡世文的交往更加密切。
在万和行生意陷入困境时，卢观恒给予大力的帮助。
嘉庆元年四月十日，蔡世文自杀身亡，其兄弟思官接管万和行，当时万和行欠各种债务多达188605两银子。卢观恒见状，愿意以继承万和行的贸易为条件，由自己负责偿还这笔债务。
嘉庆七年，当同泰行行商麦觐廷处于困难时，卢观恒又代其偿付税款10000两银子。
嘉庆十一年，万成行行商沐士方因经营不善，欠了英方很大一笔债，沐士方将自己的货物房产变卖抵押，仅估银二万，不够偿还英国人的债务。卢观恒见沐士方资不抵债，愿意分三年替他还清，万成行有卢观恒做保证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才与万成行签订茶叶贸易合约，继续经营生意，不久，万成行便在卢观恒的帮助下摆脱了困境。
卢观恒对有困难的行商的援手帮助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广东十三行的商人都是这样对待同行的，都希望同行兴盛起来，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以后的事实证明，十三行的商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使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成为了清政府的“南库”。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曾经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广东商人这种互帮互帮的做法，不仅使他们自己富裕了起来，也促进了整个广东的经济发展。
广东十三行商人在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中顺势而起，成为了豪商大贾。有一个真实的事件反映了十三行商人的财富之多：
道光年间，1840年9月18日，广东十三行聚集地发生火灾，火光冲天，焚烧15000余户，洋行11家，毁掉白银4000多万两。大火7天不灭，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公里，火熄后结成一条银链，牢不可破。
三、实用主义，讲求实利
广东商人注重实际，很实在，很现实。他们不太喜欢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太喜欢奢谈什么大道理。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本身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对广东人来说，也许黑格尔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比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式的抽象说法更符合他们的性格。
倡导“经世致用”是岭南学派的一贯学风。番禺“东塾先生”陈澧研究经学完全是抱实用主义态度，他说：唯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此之谓经学也。反对学者陷入历史上长期纠缠不清的经学与理学的争端。名重一时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琦也认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广东人与北方人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北方人追求外在的评价与赞赏所引起的心理怜悯这种由外入内的境界，广东人则更喜欢由外在的物质结构和功能构成的物我合一的世界；如果说北方人对事、对物、对人注重形式和外表，广东人则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如果说北方人重视行动计划的完美，广东人则更看重行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在行动中不断修改调整自己的计划。在对待西洋文明和外来文化上，北方人大多数总是先从道义、原则和义理上做审慎的选择与吸收；广东人则是先大胆学习、引进和为我所用，变他物为我物。先思考后行动、重经验、讲原则、重道义，是北方人的习性；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是广东人的特点。
最能体现广东人实用主义观念和务实精神的莫过于对姓“资”姓“社”的态度和方式。
北方人习惯于用传统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去看待和评价广东人的所作所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人得到中央的“尚方宝剑”和特别通行证后。率先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的破除传统的经济改革措施。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允许大批境外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雇用工人；私人企业、个体经济迅速壮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与国营企业的严重亏损形成鲜明对比；在深圳最早开展风险性较大的业务，出现了一批腰缠万贯的大款；等等。内地人到深圳、广州等地一看，真是花花世界，生活水平确实高，遍地灯红酒绿的高楼、宾馆，满街是手持高端手机的老板、经理……和内地一比，这还是社会主义吗？于是内地人除了羡慕广东人、特区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外，就开始品头论足，说长道短，什么“广东人搞资本主义”、“深圳除了市委门前的五星红旗，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两样”、“特区就是资本主义的试验区”等等说法，在内地广为流传，使许多未到过广东的人信以为真，以为广东人虽然富了，但广东是否真的在搞社会主义则大打折扣。
这样的思维和观点，恰恰反映了内地人与广东人在观念、行为上的“时间差”与“空间差”。广东人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已从过去凡事先问姓“资”姓“社”、思想僵化、言行求稳保守的传统禁锢中跳了出来，走向了自由创造、大胆探索、视野开阔、一心务实的新天地，已经绕过了凡事先问姓“资”姓“社”的这个障碍，在发展经济的致富路上专心致志往前奔。而内地许多改革开放滞后地区，却仍然跳不出极左僵化的传统禁区，长期为姓“资”姓“社”问题所困扰，观望等待，裹足不前，与广东改革态势形成鲜明对比。观念上的时间差、空间差，导致了广东与内地的两种不同的改革效果。
务实的广东人是如何看待姓“资”姓“社”这一问题的呢？据说新华社一位记者问一位广东农民：“你喜欢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位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民回答说：“你看我这里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我就喜欢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我就喜欢社会主义！”
这位广东农民的回答，典型的体现了广东商人重内容不重形式、务实不务虚的实用主义观念。类似的理论，还有惠州一位副市长提出的“米袋子论”和“黑匣子论”。米袋子论是说：早上你拿了米袋子出去，晚上你背了米回来就行，不管你是怎么把米弄到手的。黑匣子论是说：经济生活好比一只黑匣子，只要一边投入一边产出效益就行，黑匣子里面过程看不见也不用管它。这里并不是鼓励人们去偷去抢，而是讲要善于变通，要务实，注重实效。
因为重利与务实，广东人从商做生意的目的就十分坦然与明确，即是要赚钱。为了赚钱，广东人干得踏踏实实，他们没有心思，也没有功夫空谈哲理、人生。人与人交往是因为有利益才交往。反之则视为浪费时间，做生意赚钱比一切都重要。
讲求实利的精神在广州市海霸王海鲜酒家市场定位战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了赚更多的钱，海霸王海鲜酒家在形象设计方面的具体要求是五高：市场定位高层次，即选择工商界人士作为主要服务对象，使之成为羊城工商界人士聚首的高级沙龙；合作伙伴高，与该酒店联手进行公关的宣传、抽奖、大赠送活动的必是名企业，赠给顾客的产品必是名牌产品；追求高目标，使卡丹露真皮手袋公司、香港周大福金饰行等知名企业成为它的合作企业，周大福金饰品等成为赠送礼品，这无异于用真金造形象，用名牌塑造形象，使海霸王很快名噪羊城；菜式高品位，不断推出粤式新菜，刻意带领羊城饮食新潮流，且不惜重金礼聘香港名厨主理，占尽粵菜风骚；一言一行高标准，从普通员工到高层管理人员，均以现代餐饮业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使客人受到沙龙的雅致与家庭的温馨，赢得了客人由衷的称赞，也使海霸王赚得满盘满钵。
四、“投机”取巧，牟取利益
对于企业而言，投机是一种生存的技能，而投机却需要超前的意识，需要对未来的预测并根据预测作出果断的决策。而足智多谋的广东人正是善于捕捉市场经济的时间差，进行果断决策的好手，他们避实就虚地以投机形式为自己牟取高额利润。21世纪的商战，到处有机可投，新一代的广东商人是投机取巧的高手。
如今拥有近10亿元家产的福海集团董事长罗忠福先生，当年曾是一名一无所有的“黑五类”。他之所以能够从生活的最底层走出来，为自己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天地，就因为他有过人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并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为自己牟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