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义之战”出师有理
美国第44任总统 奥巴马
2009年12月10日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主席先生，陛下，王储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美国公民们以及世界公民们：
怀着深深的感激和谦卑之心，我获得了这个荣誉。它是一个指向我们最高理想的奖励——即对于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残酷和困难，我们并非只能做命运的囚徒。我们的行动有作用，且能在正义的方向上改变历史。
然而，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慷慨的决议所带来的巨大争议，于我而言将是失职。（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仅是我世界舞台贡献的开始，而非终结。相对于曾获得此项荣誉的历史巨人——施韦策国王、马歇尔和曼德拉——我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世界上到处有因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打击的人；有在人道主义组织辛苦工作以减轻人们痛苦的人；还有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不知名的，默默地以富有勇气和同情心的行为激励着最顽固的愤世嫉俗者的人。我不能说自己与这些人——一些为人所知，另一些却只被接受他们帮助的人知晓——比起来，更值得这项荣誉。
但也许我荣获此奖项最深刻的原因就是我是两场战争中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其中之一已经结束了，而另一场并非美国所要追求的冲突；其中一场是我们和其他42个其他国家（包括挪威）一起参加的——为了保护自己和所有的国家免受将来的袭击。
不过，我们仍处于战争中，我仍要为数以千计的年轻的美国人在遥远战场的战争部署负责。有人将会举起屠刀，而有人将会被杀死。因此，我怀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认知来到这里——带着有关战争与和平关系的难题，以及我们想要以其中一个代替另一个的努力。
现在这些问题并不是新的。战争，不管以何种形式，在人类第一个人出现之时就随之产生了。在历史的曙光中道德标准不容置疑。它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同干旱或疾病那样——是不同的部落和文明之间追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法律规范在寻求控制集团内部的暴力行为一样，所有的哲学家、神职人员和政治家也在想法约束战争的破坏力。一个“正义战争”的概念出现了，表明战争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合理的：如果它是作为问题解决的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卫；武力的使用要适度；还有，只要有可能，平民应免遭暴力。
当然，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我们很难发现这种“正义战争”。人类不断想出新方式互相残杀的能力被证明是取之不尽的，不去怜悯那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的能力也是用之不竭的。军队之间的战争让位于国家之间的战争——战士和平民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在30年间，此类屠杀曾两次吞噬这个大陆。虽然很难想象比击败第三帝国和轴心国更公正的事业，但在二战中被杀害的平民超过了士兵的死亡数。
在二战后的恢复期以及核时代到来的时刻，战胜者和战败者都同样清醒地意识到世界需要一个共同的机构来阻止新的世界大战。于是，在美国参院抵制国联达25年之久后，由美国牵头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机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机制——美国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机构的作用就是控制战争的发动，保护人权条约，防止种族灭绝以及限制最危险武器。
这些努力在许多方面都是成功的。是的，恐怖的战争曾经打响，暴行也曾被犯下，但没有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随着人们欢庆柏林墙的拆除，冷战结束。商业贸易将世界连接起来，数以十亿计的人已摆脱了贫困。自由和自决，平等和法治在前进，尽管步履维艰。我们是过去几代人的毅力和远见的继承者，理所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国度所为之自豪的。
然而，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这个结构就受到了新威胁的冲击。世界可能不会面对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前景发抖，但扩散可能会增加灾难的风险。恐怖主义由来已久，现代的先进技术使得一部分愤怒的人能够去杀害无辜。
此外，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让位于国家内部的战争。少数族裔或宗派冲突死灰复燃；分裂主义运动，叛乱的增长，战败的国家——所有这一切越来越多让平民陷入了无休止的混乱。今天的战争，被杀害的无辜平民远远多于士兵。经济危机，国家四分五裂，难民成堆，儿童受虐，未来冲突的种子已然深埋。
我今天并没有带来解决战争问题的最终方案。我所知道的是，迎接这些挑战将需要共同的信念，艰苦的工作以及持之以恒，就如同数十年前那些如此大胆地采取行动的人们一样。它还要求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正义战争”和公正和平的必要性等提法。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确凿的事实：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根除暴力冲突。这将会比国家——以个人名义或国家名义发现暴力的使用不仅必要而且在道德上是正义的要多花上好几倍的时间。
我记得马丁·路德·金多年前在同一个仪式前说：“暴力从来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它只是创造了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正如我们作为马丁—路德—金终生工作的受益者站在这里一样，我们正在见证着非暴力运动的道德力量。我知道在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怯弱和幼稚。
但是，作为宣誓保护和捍卫我的国家的元首，我不能仅以他们的例子为指导。我面对的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我不能对美国人民面对的威胁袖手旁观。事实上，邪恶确实存在于世。非暴力运动不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亦无法说服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放下武器。武力有时是必要的，这样的说法并非玩世不恭——这是对真实历史、人性的不完善和理性的局限的正确认知。
我这样说，并从这方面展开来讲是因为当今世界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有着不同的解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时，这甚至是出于对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唯一军事超级大国的怀疑。
但是，当今世界必须记住，它不是靠简单的条约和宣言就能阻止像二战这样的灾难发生的。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事实确凿：60多年间，美利坚合众国用本国公民的鲜血和武器帮助维护世界安全。我国军人的贡献和牺牲曾经促进了德国、朝鲜的和平与繁荣，使诸如巴尔干等地区获得民主。我们承受这种负担，并不是因为希望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我们这样做并非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想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寻求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若能身处在自由和繁荣之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确能在维护和平中发挥作用。然而，这却必须与另一个事实共存——无论如何，战争都将带来悲剧。士兵的勇气和牺牲充满荣耀，是表达对国家、对事业、对战友热爱的方式。然而，战争本身是不光荣的。
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协调这两个看似不可协调的真理——战争有时是必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战争却又是人类愚昧的表现。具体来说，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努力去实践总统肯尼迪早年的呼吁。“让我们专注，”他说，“在一个更实际，更容易实现和平的基础上，不是基于人性的突然进步，而是人类机构的逐步提升。”
这种演变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的实际步骤是什么？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必须坚持管制武力的使用。我，和任何国家的元首一样，保留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以捍卫我的国家的权利。尽管如此，我深信，应当坚持标准，国际标准，同时增强那些遵守规则的，孤立和削弱那些不遵守的。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全世界都站在美国一边，并且还在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因为那里的恐怖袭击还在发生，因此自卫就应该受到认可。同样，当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的时候，全世界都认同必须面对他。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任何侵略都要付出代价。
此外，美国不认为如果我们拒绝执行规则其他国家仍然会照做，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认为。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行动变得紊乱，而无论如何正义，未来措施的合法性也将会被削弱。
而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我防卫或是保护一国免受侵略之时，这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这样一类困难的问题：比如如何防止本国政府对平民的屠杀或者阻止一场将毁灭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武力可以变得正义，比如在巴尔干地区，或者在已受战争创伤的其他地方。干预源于滴在我们的良知上的眼泪，并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必须明确有明确的任务的军队才可以发挥维持和平的作用。
美国承诺的全球安全不会动摇。但在威胁更加分散、任务更加复杂的当今世界，美国不能单独行事。仅靠美国并不能确保和平。在阿富汗，这是既成事实。在索马里，恐怖主义和海盗造成了饥荒和痛苦的国度，这也被证明是事实。可悲的是，在未来的不稳定地区这仍将是事实。
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和士兵以及其他朋友和盟友，已经在阿富汗以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证明了这个真理。但在许多国家，在作着贡献的人们与矛盾着的广大公众之间是脱节的。我明白为什么战争不受欢迎，但我也知道这一点：仅靠理想是不足以争取到和平的。和平需要责任。和平意味着牺牲。这就是为什么北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在地区维和等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国家来承担这种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嘉奖那些从维和训练和国外演练中——到奥斯陆和罗马，渥太华和悉尼，达卡和基加利——回归的人，我们并非将他们作为战争的决策者，而是作为和平的赌注来褒奖他们。
让我再谈谈关于武力使用的最后一点。即使我们做出了要战斗的艰难决定，我们还必须想清楚，我们要如何去战斗。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将第一次和平奖授予亨利·杜南——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日内瓦公约的推动者时已意识到这一真理。
当武力成为必需时，我们要用道德和战略利益去约束自己在战争指挥中的行为。甚至当我们面对一个邪恶的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对手，我相信美国在战争过程中必须坚持原则。这就是我们区别于对手的地方。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我禁止酷刑，这也是为什么我下令关闭在关塔那摩的监狱。这就是为什么我重申了美国承诺遵守日内瓦公约。当我们向我们为之战斗的理想妥协之时，我们就失去自我。（掌声）然后，我们是光荣的，因为当它们的实现来之不易之时我们仍坚持这些理想。
我已经详细地讲过这个问题，选择战争这确实令人担忧。而我现在要谈谈我们为了避免这种可悲的选择所作出的努力，讲三种方法，使我们建立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首先，在应对那些违反规则和法律的国家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提出多个对抗暴力的供选方案，暴力行为太顽固、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想要持久的和平，那么国际社会的话语必须有实际意义。那些违反规则的政权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必须严格执行制裁。必须对顽固不化者不断施压，并且这种压力要一直延续，直到全世界都统一、像一个整体为止。
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并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就是一个迫切的例子。在上个世纪中叶，各国对一个内容明确的条约表示赞同：所有国家将和平地利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放弃核武器；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军。我将致力于维护这一条约。这是我的外交政策的核心。而且我要与梅德韦杰夫总统一起减少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储存。
但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也使我们都坚持认为，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并不服从游戏规则。在法律被蔑视的时候，那些声称尊重国际法的国家不能转移自己的视线。那些关注自身的安全的国家不能忽视中东和东亚军备竞赛的危险。那些寻求和平的国家不能袖手旁观其他国家增加核战争武装。
对那些用酷刑和虐待本国人民的政权来讲道理是一样的。实行种族灭绝的达尔富尔，实行系统性豪夺的刚果以及实行镇压的缅甸必须付出代价。是的，会有约定；是的，会有外交——但如果这些失效仍然必须承担后果。我们越是团结，我们就越不可能要在武装干预和压迫同谋之间抉择。
这就把我带到了我要谈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和平不仅仅是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建立在内在权利及个体尊严的基础上的和平，才能真正持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是这种认识激发了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在毁灭之后，他们认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障，和平就是一句空话。
然而很多时候，这些话被忽视了。某些国家，不维护人权，就以这是所谓的西方原则为借口，说这些原则不适用与当地文化或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而长期以来在美国，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一直很紧张——这一紧张暗示着一个抉择，即在狭隘地追求利益和持续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抉择。
我反对这些选择。我认为，和平是不稳定的，有的地方公民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能够无所畏惧地选择他们自己的领导和组织。被抑制的怨恨逐渐化脓，镇压种族和统一宗教的压抑将导致暴力。我们也知道，只有相反才是对的。只有欧洲变得自由了才最终实现了和平。美国从来没有对一个民主国家发起战争，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往往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无论怎样无情地定义，美国关注的以及世界关注的——都不是为否定人类的愿望而服务的。
因此，即使我们尊重独特的文化和不同国家的传统，美国将永远为那些普遍愿望发出声音。我们将见证像昂山素季这样的改革者的安静尊严，见证那些面对殴打仍然扔掉选票的津巴布韦人民的勇气，见证那些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数十万人民。这告诉我们，这些政府的领导人比担心其他任何国家的权力更担心本国人民的愿望。明确这些运动——这些希望和历史的运动——他们有我们站在他们这一边，这是所有自由人民和自由国家的责任。
让我这样表述：对人权的促进不能仅仅靠规劝。它必须加上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专制政权接触极易使人愤慨。但是我也知道，没有推广的制裁，没有讨论的谴责，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是步履蹒跚。任何专制政权都不可能走向一条新路径，除非它有选择可以面对一个开放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