缉私警力的构成与布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严厉查缉私盐，对各盐区的缉私机构进行了调整，采取了把行政权和缉私权逐步统一到稽核系统的政策。“1928年，裁撤缉私统领，改设缉私局，仍由行政机关管辖；而在财政部盐务署内设立缉私处。1930年，为划一事权，实行整理起见，改在财政部内设立缉私处，管辖全国缉私事务，各区缉私局改由缉私处直辖；所有缉私经费则由稽核总分所直接拨交缉私处及各区缉私局；各区稽核分所经理及稽核处稽核员则由财政部委派兼任缉私督察官。1931年1月，财政部发现各区缉私机关多有克扣军饷，虚报名额的现象，因此，命令稽核机关主持整顿，在稽核总所设立经理科，主管采购缉私武装军用物资，发给缉私队薪饷等，还兼管有关盐务的重要事务。”此外，又经财政部令裁撤缉私处，改由稽核总所设税警科，办理全国缉务。此后不久，又经部令裁撤缉私局长及专员各职，改在各区稽核分所或稽核处内增设警务课，把缉私警力全部划归稽核机构统一指挥，盐务缉私权遂完全归并于稽核机关。由此，精简了盐务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较为系统的盐务缉私体系，对盐税收入的增加有一定的意义。
与中央缉私机构的调整相适应，民国20年3月开始，两浙缉私队及盐（场）警先后移交两浙稽核所接管，重新编制，改称税警。民国21-25年，两浙税警共分7区75队，计警力2700余名，分布产销区内防地，另有一游缉大队，担任游缉事宜。民国25年，又增设查产警550名，分驻各场查产。此外，海上缉私则有“建安”、“绥南”两舰，另有商办盐务商巡15队，兵力为1400余名，散布于各销地。
是时，宁波不仅驻有缉私兵警，而且允许商人拥有若干商巡来保障专商的垄断利益。民国18年10月，宁属商办盐警局由官巡改为商巡，直属宁属盐引公所。在两浙所设的税警区队中，第3区队所属9个分队分驻余姚一带驻防，另于宁波设1副区队，隶属第3区队管辖，下设3个分队，分驻宁属防地。此外，民国24年3月，宁属商办盐警局改为宁属商办盐巡所，下设机构是：8个分队中，第1分队驻宁波濠河头（队长1员、兵45名）、第2分队驻慈溪三七市（队长1员、兵17名）、第3分队驻慈溪陆家埠（队长1员、兵45名）、第4分队驻奉化方门（队长1员、兵18名）、第5分队驻宁海黄墩（队长1员、兵12名）、第6分队驻慈溪蜀山（队长1员、兵11名）、第7分队驻镇海璎珞河头（队长1员、兵8名）、第8分队驻鄞县大皎（队长1员、兵10名）；4个场警队中，清泉场警队驻镇海清泉场（队长1员、兵54名），穿长场警队驻镇海穿山（队长1员、兵15名），大嵩场警队驻鄞县莫枝堰（队长1员、兵10名），鸣鹤场警队驻慈溪城内（队长1员、兵10名）；6处稽查处为丈亭稽查处（稽查1员、兵8名）、蟹浦稽查处（稽查1员、兵6名）、翔鹤潭稽查处（稽查1员、兵4名）、镇海稽查处（稽查1员、兵4名）、义成碶稽查处（稽查1员、兵4名）、石碶稽查处（稽查1员、兵4名）。另有内河巡船8艘（船长8员、兵40名），游巡鄞县、慈溪、镇海等各要隘，外海巡船7艘（管驾7员、兵54名），游巡镇海口、奉化、东乡及象山港。
民国19年，两浙缉私第4营第1队66人调入玉泉场，分驻各盐区。民国21年，税警第4区队所属的26、27、28、29、31队官兵200余人，进驻石浦沿港、金东西、番东西、中竿、蒲东西、泗洲头及宁海县的白峤、水车等地。民国25年，改调税警第6区队第48、49队官兵90人进驻象山，有机动船2艘。
民国19年，宁海长亭场东乡产盐无多，场署仅设场警6名。民国25年，两浙盐务税警分8区防缉，第6区区部设在海门，管辖临海、宁海等8县的缉私，全区官警504名，分编为14队，以2/3的警力包围场区，以1/3的警力布防销地要隘。其中，驻防茶院的第36队第1分队有巡船1艘，巡逻区域为白峤港一带，第2分队驻地白峤，第3分队驻地茶院。第40队第2分队驻建康塘，第3分队驻象山中泥。第46队第2分队驻海游，第3分队驻沙柳。第47队第2分队驻三岔，第3分队驻巡检司。民国25年3月，两浙盐务税警第2队增防长亭，有税警70名。民国26年，两浙税警游缉大队2中队驻防西店。
民国20年，税警第4区队第39分队驻岱山。民国21年，又增设水巡1队，辖2分队，税警82名，并奉财政部令，裁撤场警50余名，查缉任务由税警第39分队接替，同时调来税警第24分队接任场警卫队。民国24年春，驻岱山税警改组，更名为税警第6区第18队，辖66、67、68这3个分队。其中，66分队驻东沙角，67分队驻北峰山，辖高亭巡船，68分队驻衢山沙塘。同年秋，改编3个税警分队成第6区第2分区，所属51队驻东沙角，52队驻衢山。
巡船及高亭、长涂两防区归驻定海白泉的50队统率。民国25年3月，两浙盐务税警局整顿缉务，扩充税警，全省设立6个税警区队，驻岱山为第5区队的3个小队和衢山的1个小队，每队税警40名，区队驻定海。同年7月，因渔、盐民联合暴动，游缉大队曾一度调驻岱山，9月撤回。
从以上对盐务缉私机构进行的整顿来看，是时包括宁波在内的各盐区的盐务管理较之清末及北京政府虽已有所加强，但由于盐务中的多年积弊绝非轻易能根除，加之税率日益增高，私盐利益更厚，走私方式亦日益巧妙，这就使得盐务缉私机构整顿的实效大打折扣。
三、缉私活动的开展
我国盐务问题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为此，曾仰丰就指出：“惟盐为利薮，亦为弊窟。国家方严禁以防私，奸民乃干法而图利。法之兴也愈繁，弊之出也愈滋。”历史发展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盐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依然十分突出，走私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筹集军政费用和偿还各项外债，不得不加大对私盐的打击力度。除了沿用北洋政府的《私盐治罪法》、《缉私条例》外，民国18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地方官协助盐务奖惩条例》，按照地方官（指县长）所辖境内盐之私制、私销是否禁绝，结伙持械、贩卖私盐及抢夺盐店、哄闹场灶等案人犯是否缉获，分别给予嘉奖、加俸、升叙或申诫、减俸、停职等奖励或惩罚。同年6月12日，为促进海关与盐务机关的配合缉私，由盐务署会同关务署共订，重新颁布了《海关缉私充赏办法》，并通令执行。
同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出台了《私盐轻微案件处罚章程》，规定老弱妇孺误犯盐法，肩挑负贩或随身夹带私盐，其数在司码秤100斤以内者，分别处以20～50元之罚金或20～50天之拘役。同日，财政部又公布了《私盐充公充赏暨处置办法》，规定凡盐警缉获私盐，经司法机关或盐政部门照章裁定罚没处理后，按此办法规定提奖，分配给出力官警充赏。此外，根据民国18年9月11日宋子文接任财政部长后整顿盐务的报告，是时对缉私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改进措施，具体有：设置盐务缉私视察员，经常驻各缉私队视察，按旬报告，揭发各种积弊；整顿各地水陆缉私部队，使组织划一，并规定联防办法，互相支援，配合协作；颁布缉私员兵教练所章程，轮训员兵，提高素质；修订一系列缉私章则；等等，以此来加强对食盐缉私的规范。
为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有关私盐查缉的政策与法规，民国24年8月，浙江省政府重申各县县长应负协助缉私之责，称：“查两浙盐税，年来日趋短绌，官销疲滞，私盐充斥，税警局负缉私之责，急应督饬所属认真查缉。惟人民间有贪图便利，卖私食私，习以为常。对于税警执行职务，尤为嫉视，以致哄抢案件层出不穷，国家盐税顿受损失，自非由地方长官剀切晓谕，予以协助，以资开导，而裕税收。”目的在于克服缉私中存在的弊端，加强与地方的联系，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关系，通过盐务缉私组织与地方政府的联动，争取对盐务缉私的支持，尽量堵塞盐税的走漏，使政府盐税收入畅旺。
在实行商专卖的引岸制度下，私盐情况极为复杂，其源于产，派生于运，延续至销，大致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产地未经纳税而成私盐；一种是虽在产地纳过税但因流入禁地而成私盐。场私是一切私盐之源，欲杜绝私源，必须整理场产。为解决场私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推广防私工程，采取的办法是，“一面须建筑仓坨，将产盐颗粒归储，一面须于产区之四周，筑堤掘壕，俾与外界隔绝。并就场区相当地点，建筑公路，分设税警营房，划定稽查路线，装置电话，以便巡缉，而资联络”。如余姚场于民国24年着手整理场产，即筑路浚河，敷设岗亭、瞭望台等防私工程。
利之所在，趋之者众。民国6-24年，岱山每年缉获私盐多则800～1000担，少则200～300担。民国23年7月1日，税警第4区队第27分队队长黎民望在海游埠头缉获章以足私盐（渔盐充作食盐）一船1540斤。
民国26年6月，长亭场场公署派员会同税警队铲毁鸡公屿灶6座，铁锅17只，灰溜36只，缸坦2格，晒板8块。是时，宁海长亭巡缉私盐，大抵分为3种：一为场地缉私；二为要口缉私；三为销地缉私。其中，又以场地缉私为首要。也正由于此，历来长亭在注重以多数兵力控制产区以堵场私外漏之时，又以部分兵力驻防上述走私要隘，实行流动巡缉，兼防外私入侵。但即便如此，私盐漏税还是屡禁不止。
从根本上说，私盐的存在属于一种无序流动，其不仅直接影响了政府官盐的销售和财政收入，而且也使得食盐流通过程中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不可避免，因而影响到当地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据宁海县有关资料显示，民国23年9月9日，私盐贩聚众千余人，持枪械数10支，哄抢黄墩宁益盐栈，缴去盐警步枪2支，子弹200发，被抢存盐2190余担。民国25年11月22日，税警第40队3分队在三岔缉获两船私盐，约200余担，私盐贩聚众开枪围击，税警被困2昼夜。民国26年7月22日，驻西店游缉2中队在朱行桥巡缉，私贩拒捕，税警开枪击毙盐贩达6人之多。民国26年7月13日，因“驻岱税警平日之贪横与临事之卤莽”，岱山盐民与渔民联合暴动，一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要彻底解决私盐问题，仅仅依靠加紧缉私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