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一部电影《未来世界》，电影里机器人控制了人类世界，特别有意思。我就想，实现自动控制只能通过计算机，只有它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现在看来，这个专业当然选得很好，但1979 年整个学校也没有几台计算机，这个专业将来做什么我也没概念，但它就是吸引我。”
张亚勤评价自己不是只会苦读书的类型，他的求学生涯充满了浪漫、幸福、奇遇。学习是他快乐生活的一部分，集中精神攻克一个个难题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无与伦比的快乐。挑战智力的极限、冲破能力的局限，每一次攻关的成果都不啻生活给予他最好的奖赏。
人都需要一个理想，需要一个梦。每次回中国科技大学，满怀憧憬的学弟学妹们都会追问张亚勤，中国科技大学教会他最多的是什么？张亚勤的回答是：“最重要就是它给了我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让我觉得，这一辈子做事情都要有一种梦想。”
最丑的电子线路板
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是五年制，正常高考入校的学生都是进校时选一个专业读完五年，而少年班则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再确定自己的专业。到1979年，上了大二的张亚勤选择了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当时的中国，数学、物理、工程专业的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相差很远，但中国科技大学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这里的教授已经开始和国外学术界开展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无线电系系主任和同学们交谈，提到的都是自己刚刚看到或者读到的国外最新科研进展。
“当然不能拿现在的情况和30年前比。今天硅谷刚刚出了一个互联网新模式，几天以后中国马上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了。但在当时，我们的信息渠道相当闭塞，听老师们谈到的那些东西，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尤其是我还看了一部电影《未来世界》，电影里机器人控制了人类世界，特别有意思。我就想，实现自动控制只能通过计算机，只有它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现在看来，这个专业当然选得很好，但1979年整个学校也没有几台计算机，这个专业将来做什么我也没概念，但它就是吸引我。”
本科三年级开始，张亚勤的考试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讲的知识他很容易就能领会。然而，张亚勤在学习上也有自己的软肋，那就是动手操作能力差，而他所在的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动手实践是很重要的一环，仅靠书本上的知识应付考试不行，书上提到的定理、定律都要通过实践一一验证。实验课一直让张亚勤很头痛。
实验室在教学楼的一个角落里，里面堆满了电线、线圈、铜片等各种电子元器件，“刚来的时候，感觉就像是进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每次进入实验室，一看到满桌子的实验材料和器械，他的头就轰轰作响。平时耳熟能详的书本知识，一到具体操作，就变成一团苍白的数据，眼前只有这些七零八落的元器件。
实验课之外，计算机编程也是张亚勤的一个弱项。上世纪70年代末的电脑编程，需要用打孔机在空白卡片上凿出一些小孔，然后把卡片一张张依次插入卡片阅读机，将程序全部输入到计算机里，运算结果再通过纸带穿孔机输出的纸带展现出来。这种原始的编程工作并非易事，不管张亚勤怎么努力，穿孔机输出的纸带总是显示异常。往往下课了，他还在满头大汗地和穿孔机较劲儿。
这些都还算不上最糟糕的。本科毕业设计称得上是张亚勤学业上的“滑铁卢”。1983年，张亚勤本科毕业，他选择的毕业设计是做一块电路板。知道自己动手能力差，张亚勤也很担心这门课程通不过，所以提早就开始进行非常认真的准备。
当时实验条件差，除了图纸要自己画，实验材料也要自己去收集。实验需要的铜板，就是他跑到校办工厂里去找工人师傅要的。在调试过程中，即使每根线路、每个节点都一处一处地查遍了，异常状况还是接连不断，这让他常常急得满头大汗，在实验室一折腾就是一天。当他终于调试好“作品”，确保不会“出状况”，满心欢喜地捧给老师时，老师却皱起了眉：“这个线路板，可真不怎么好看啊……”
张亚勤的这块电路板确实有些“惨不忍睹”：线路纵横交叉、杂乱无章，面板凸凹不平，上面的焊接点还大小不均，简直丑死了。尽管老师安慰他“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强烈的挫败感还是令他尴尬无比，都不知道是怎么和老师告别的。
可正是这块当年令张亚勤无比难堪的电路板，如今成了中国科技大学里的一件藏品。1999年，张亚勤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到中国科技大学，给无线电专业的师弟师妹们作演讲。教授打趣地对台下的学生们说：“我们请张亚勤给大家讲一下，这就是他当年本科毕业设计所做的电路板……”
1983年，张亚勤本科毕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科大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动手能力差仍是他的一块心病。张亚勤深知学习电子工程专业，自己动手能力不足将会严重影响到以后的发展。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动手能力差，主要就是实践太少，之前一直因为只注重学习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动手能力的锻炼。于是，他开始重点加强实践能力的训练，并有意选了一个实践比较多的课题，下狠心一定要突破自己在动手能力上的瓶颈。
当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选的课题都要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不予毕业，拿不到硕士学位。在这种情况下，张亚勤偏偏选择了大家都认为他很难在两年完成的课题，在不到20岁的他看来，选课题就是要挑战极限，作研究没有风险就不会有突破。
20多年前，实验需要用的很多材料国内都还没有，张亚勤记得特别清楚，“模数转换芯片”和“稳压源”在合肥根本买不到，只有北京中关村的一些公司能够从国外直接进口，于是他就跑到北京等了整整几个月。
做这个课题需要到中国科技大学国家风洞实验室工作。做课题的那段日子，张亚勤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里，把实验室里破旧的计算机线路板，各种芯片全部拆掉，认真研究其中的构造。大到每块存储器的用途，小到每根线的走向……他一件一件反复安装、测试。为了弄清楚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张亚勤从最基础的二进制码开始，一遍遍默写计算机的汇编语言，反复画各种脉冲时序表、时序图。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件枯燥无味的工作，张亚勤却不厌其烦。偌大的实验室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一堆电子零部件中间，拆拆装装，反复研究。
由于张亚勤的目的纯粹是要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因此什么难做什么，实践中的问题一个都不放过。翻资料，找老师。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很快在一件事情上深度聚焦，这是作技术研究所需要的。那时候就连吃饭、睡觉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那些散落的电脑零件。
就这样一鼓作气，在爆发式的集中突击后，张亚勤相当于重新制作了一台计算机所需的硬件，然后又做了一套操作系统协调软件，对计算机构造的熟悉程度有了质的飞跃。他说：“那次自我训练一方面为我的课题打下了基础，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我可以克服自己的短处。有了这个准备，进了风洞实验室的工作就相对顺畅得多了。前几年我去了一趟风洞实验室，发现他们用的设备还是我那个时候造的。”
“大老板”和“二老板”
少年班的研究生的年龄都不大，他们对师长的感情就像是对亲人一样：到老师家里去吃饭，讨论问题，一坐就是一下午，老师们也乐于招待这些孩子来家里改善生活，吃顿家常菜。研究生三年，张亚勤跟随自己的“大老板”和“二老板”，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大老板”曾绍统，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系统工程师，十几岁就从澳大利亚回国，英语非常地道。上世纪80年代初，凡是有诺贝尔奖得主或者其他大师级人物来学校讲学，都是“曾老板”去做翻译工作。而聆听这些学术泰斗的思想是张亚勤最喜欢的。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大学的学术氛围空前热切，学生们都求知若渴。每次他们在屏息听大师们讲完后，再把殷挚的目光转向曾教授。教授总是能流利、清晰、准确地把内容翻译出来，就连大师们随口讲出的笑话也能翻译得惟妙惟肖。作为学生，在这样的场合目睹“老板”的风采，张亚勤比其他同学更多了一份自豪。
20世纪80年代中期，霍金首次访华期间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演讲是张亚勤至今都念念不忘的一次盛会。霍金当时已经获得“黑洞理论之父”的称号，在国际上相当有号召力。这样一位大家，带着纯净的笑容坐在轮椅上，他无法正常说话，只能用手指敲击键盘来发表演讲。由于演讲涉及的知识太过前沿和高深，90%的内容张亚勤都听不懂。尽管理解不了，但和大师面对面、聆听经典的幸福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为什么大学里的讲座那么重要呢？它是你接触最前沿的知识、最多样化的世界和最出色的专家学者的一个渠道。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一系列讲座至少让我明白，我要想做出些什么，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和世界联系起来。”
“大老板”曾绍统是无线电专业的教授，带张亚勤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为人随和，十分看好张亚勤。在张亚勤读研选课题的关键时刻，曾老甚至不顾天气炎热，顶着火热的太阳，骑着自行车带张亚勤四处调研，连续好几天，跑了很多地方，最终帮张亚勤选定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的一个课题。几个月折腾下来，张亚勤对这位“大老板”的佩服和亲近之心更进了一层。
当年的国家风洞实验室设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和张亚勤住一间宿舍的同学李仁祥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工作。也是在这间实验室，张亚勤遇到了被他称为“二老板”的姚久成老师。姚久成老师无线电专业出身，在力学系教计算机，是位跨界的专家。姚教授很早就从李仁祥那里听说过张亚勤，对这个聪慧的年轻人印象不错。因此，尽管不是张亚勤的导师，但姚教授对张亚勤的指导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张亚勤做实验；对张亚勤的硕士论文，他也一字一句认真地修改批注。白天，师生俩一起工作，晚上，还待在实验室里一起画图，到了周末，姚教授还带张亚勤跟他一起回家吃饭。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张亚勤就读科大少年班时与同学们的合影。
即使毕业之后，张亚勤远涉重洋，他和姚教授的师生情谊也一直延续着。2002年，功成名就的张亚勤回中国科技大学演讲，当时正值冬天，礼堂没有暖气，姚教授和夫人担心张亚勤挨冻，特意买了件毛衣让他穿上。距离学生时代过去已经很多年了，如今站在主席台上的张亚勤虽然已经是个闪耀的明星，但在老人眼里，他仍是那个需要他们关心爱护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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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杰出人才？
从1978年到1986年，从12岁到20岁，这是张亚勤人生成长中的关键阶段，他回忆说，“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了8年的时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谈起学生时代，对于如何培养杰出人才，张亚勤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需要有教育的理想、科学的理想，这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