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灯光，我看见一排北方大炕似的木板床上挤了近10个人，地上还睡了好几个人。仓里管事的叫阿杰，他年龄不大，但很有威严。他指着板床上一个满头卷发的黑人命令道：“小黑，你下去睡！”那黑人顺从地卷起被褥往地下一铺又躺下了。我在小黑让出的铺位上放下被卷，躺了下来。可能半夜新犯人进来是常有的事，我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骚动。我习惯睡前阅读，喜欢拿张报纸或一本书作为自己的安眠药，在阅读中慢慢入睡。现在换了新环境，身边又没有片纸，所以久久没法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不久又被一声起床的命令惊醒，我一看墙上挂钟，时间是早上7点。我学着其他人，把自己的被褥卷起塞进木板床下。床上只留下几床薄薄的毛毯，由一个蒙古国的青年慢慢整理。他把那些毛毯折叠得见棱见角，就像军营中的床被那样。
早餐前，阿杰问我有没有存钱卡。得知我还没有存钱卡，就先给了我一些洗漱用具，并询问跟不跟他们一起用餐。他说看守所供应的饮食没法吃，而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须自己花钱。他们是每人每天40元的标准，我表示也按这个标准来。同室的人洗漱完毕就各自忙碌起来，有的洗刷卫生间，有的擦拭铁栏杆，有的擦洗床板和地面。闲人只有我和阿杰。阿杰作为仓里的负责人，自然不用做什么，而我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都说深圳看守所是中国条件最好的看守所之一，就我有限的经历而言，条件确实比上海看守所好了很多。这里的监仓分里仓和外仓两部分。里仓约20平米，一个走道和一排木床，杂乱物品都放置在床底下；不像上海看守所，不但没有床，而且物品都放在一排隔板上。外仓的天井也有20平米，三面都是三米左右的高墙，头顶上方由铁栏杆罩着。天井的墙上有三个进水口，分冷水、温水和开水。温水是晚饭后供应的洗澡水，据说是利用太阳能，因此有太阳的时候水比较热，但碰到阴雨天就和冷水差不多。开水一天早晚供应两次，监仓里都是用塑料桶去接。冷水则全天供应，因此洗涮和洗漱很方便，而大家也都毫无顾及地用水，没有节约用水一说。洗过的衣服晾晒在头顶上方的铁栏杆上，按规定要晾晒得整齐--内裤晾在最里面，其次是外裤，再是上衣。整个监舍设计得有点像动物园里的猛兽馆，我不禁自嘲我这个被媒体称为“猛人”的人如今成了猛兽。外仓白天开放，允许我们在外仓溜达。到睡觉时，看守把我们往里仓一赶，电动铁栏杆就自动关上。
早饭供应的是一碗稀饭，十几个人只有两小袋榨菜，阿杰用存钱卡为大家买了些油条。早饭后是整理内务时间，接下来是点名--大家盘腿坐在木板床上，只听各个监仓依序传来“一”“二”“三”“四”……高低不一的报数声，其中还有女人的声音。他们告诉我，看守所共有30间监仓，分成6排，其中有两三间关着女犯。
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向我们监仓走近，大家立即停止说话并抬头向上，让看守方便看清我们的面容。负责点名的看守站在仓外二层的走道上，透过铁窗威严地说“点名！”而我们就依顺序“一”“二”“三”“四”地喊。和我同仓的有三个海外在押犯：一个是香港人，犯的是伪造信用卡案；一个是被称为“小黑”的肯尼亚青年，犯的是夹带大麻入境案；还有一个蒙古人，犯的是入室抢劫案。肯尼亚人和蒙古人的中文数字发音很是标准，我估计他们在中国待的时间不短。
点完名接着是学习时间。阿杰给我一本蓝色封面的《在押人员须知》，内容是深圳看守所监规、监纪。阿杰让我熟读，因为时常会抽考。他告诉我这里时常有人来参观，要我熟悉一些问话的标准答案。例如，如有人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仓头？”我应该立即答没有；如果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轮值员？”则应回答有。阿杰千叮万嘱，千万不能回答反了，否则全监仓的人都会跟着遭殃。我觉得阿杰的叮嘱对我来说有些多余，从事证券业这么多年，应付上面的频繁检查已是轻车熟路，这样简单的问题怎么可能难倒我？
学习《在押人员须知》的目的是，要求在押嫌犯熟知自己的权利、义务，遵守监规、监纪。权利部分称在押犯人有生命权、人格权和诉讼权。义务部分则要求在押犯人遵守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认真改造世界观；要遵守羁押人员行为规范；要服从看守的指导和武装警察的看管……我至今仍能背诵这些内容。深圳第三看守所监规监纪各有六七条，规定：在押犯人之间不准互相交谈案情，传授犯罪技能，挑唆他人抗拒审讯、起诉和审判；不准称王称霸，恃强凌弱，强占他人食物和物品，等等。
这些内容天天学，意在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至于权利，那就是说说而已。这些内容中对在押嫌犯行为规范的规定本身就含有对人格的侮辱性规定--在押人员走出监仓门要喊报告，得到允许后在监仓门外蹲下，看守让走的时候走，要走在距离看守的两米之前，在仓外见到看守要蹲下……
看守所的作息时间是7点起床，7点半早餐，8点半到9点半学习，10点半午餐，11点半到下午1点半午睡，2点至3点学习，3点至4点体能锻炼，4点晚餐，晚餐后的自由时间可以洗澡洗衣服，晚上7点左右可以看电视，8点半后可以“打铺”，也就是可以躺下了。每天上午和晚上两次点名。我对这种军营式的作息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因为在外面刚吃完早饭的时间，里面已经吃上午饭了。
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就发生了点意外。那天早上，我也学阿杰他们跑步锻炼身体，所谓跑步，其实也就是在天井与室内打转。天井与室内之间有个台阶，跑到那里需往上或往下蹦跳一下。我光着脚蹦上蹦下，突然感觉右腿腿肚那里一阵刺骨的疼痛。我以为是骨折，但自己活动了几下后感觉仅仅是肌肉撕裂。不一会腿肚那里就红肿起来，同室人劝我去医务室看一下。我拒绝了，我想反正在这囚禁之地，有腿没腿有何关系。此后的日子里，我基本是踮着脚走路。
深圳看守所每间监仓在正常情况下应是关押8个人。但402当时有12人，晚上睡觉时木板床上挤上9人，地上还得睡上三四人。阿杰作为仓里管事人躺的地方自然要宽松些，其他人只能占有比肩宽不了多少的地方。晚上每人一个铺盖卷，睡觉时放开，起床后卷一卷，塞进木板床下。木板床下空间有限，每人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我来得晚，好位置都已被人占用，所以我的铺盖卷被塞在最里面，每次都要爬进去找好长时间。这里的监狱有规定，睡觉时每个监仓都要安排两人值班，主要任务是防止有些在押人犯情绪不稳定，出现自残等过激行为。在402监仓，我算“新兵”，他们重点防我。同室的人安慰我，说这里条件比其他的区属看守所不知好多少--在宝安区看守所同样的面积要关上四五十人，每人难得一个把身子放平的面积。我比较了一下上海看守所，觉得确实要强很多。
深圳看守所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五元。中午和晚饭都是一菜一饭，每周有几顿带肉的菜，但平时一般都是蔬菜、豆腐和豆芽。要??善伙食可以自己花钱买，鸡蛋、牛肉、杂鱼都有，只是价格比外面高很多。看守所给每个羁押犯人一张存钱卡，外面的人能给里面的人存钱。这些钱除改善伙食外，还可以订购水果、饮料、信纸信封以及肥皂牙膏等日用品。深圳看守所关押的都是经济犯和外籍犯人，大部分人经济状况还可以，能承受每天40元的伙食开支。
用餐地点就在监仓里，床板当餐桌，旧报纸当餐巾布。402用餐时大家分成三伙，我插在阿杰他们一伙，几个岁数大的自成一伙，而肯尼亚和小蒙古两人就只能在一起吃。这俩老外没有经济来源，因此只能吃看守所提供的伙食，因此阿杰有时会招呼他们俩，给他们夹点菜，他们有时也会可怜巴巴地端着饭碗向阿杰要些菜。每次没等餐车推过来，阿杰就早早等在铁窗口--他负责点菜，他点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监仓里不允许使用筷子，每人用塑料匙子进餐。不过为了夹菜方便，阿杰他们自力更生地用旧塑料晾衣架做了几双筷子。
每天上下午都有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周六和周日不用学习。学习时间每个人都要盘腿而坐，整齐地保持“打坐”姿势，在这段时间可以看书也可以写信，没有什么学习内容上的特殊要求。不过提供的学习材料也只有那本《在押人员须知》，我没其他读物，也就认真地拜读了这本“蓝宝书”。有的犯人拥有文学读物，但都是一些老书。据介绍，家人可以往里捎书，但都必须经过看守所的严格检查，盖上通过检查的印鉴后才能送到在押人员手里。而且这些书以后不可以再带出去，因为据说任何看守所都不允许在押人员离开时带出有文字的东西。我进看守所后，把每天经历的事都作了记录。尽管前后只有21天时间，也写了有2万多字，离开时就只能扔在监仓里了。
同监仓的人对我比较关心，不断询问我的案情。他们说起南方证券比我还熟悉，因为南方证券有20多个干部员工在这里关过。李振伟、孙田志、江岩、孙明明……他们说的南方证券员工之中，有些我都不认识。这让我颇感羞愧，只能安慰自己在南方证券时间不长，有的干部叫不上名字比较正常。
有些人见我情绪不高，就“安慰”我说“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按规定，关押犯人之间不能相互交谈案情，但大家还是会悄悄谈。几乎每个被关押的人都说自己冤。那个小蒙古说是到人家家里打架，顺便吃了点东西然后拿了点零钱，他因此为自己被定了个入门抢劫的重罪很感到不平。那个黑人说自己是入境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人带了大麻之类的东西。而那个小香港是过境时携带了三四万张伪造的信用卡，警方认为每张卡在香港可卖三千多港币，因此把此案定为大案，但小香港自己认为每张成本也就是几元钱，一直不理解怎么成了过亿的大案。
每个人案情不一，时间一长也有点麻木了，只能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大家都说，在里面身体最重要，所以每个人都拼命锻炼身体--俯卧撑，跑步，从床板上下两脚交换跳。最悬的是，有不少人把悬挂电视机的铁架当成单杠架，每天都要上下拉上好几下。每次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都让我提心吊胆，担心他们把电视机拉下来。长时间锻炼的结果是，402监仓里大部分人的身体都很棒，肌肉鼓鼓的。
大家都劝我多锻炼，劝我不要总想着出去--风刮进深圳看守所里的树叶都得在这里待上一年半载才会被扫出去，出去有那么容易吗？
我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也有忍受一切磨难的思想准备。但没料到首先折磨我的事是上厕所。这里的厕所也就是一个便坑，设在里外仓的中间。这样的设置完全没有个人隐私可言，我刚去时感到非常不习惯。另外用厕难免产生异味，监仓空间又小，上个厕所整个监仓的人都能闻到，因此每当有人上厕所大家就大叫，“冲水！”为避免难堪，我尽量忍着少上厕所，但时间越长臭味越大。因此我每次上厕所时，同仓的人都大叫，“老阚，冲水！”这令我很狼狈，不过我后来想出了解决办法--上厕所时带一大桶水，一方面桶能帮我挡一下，另一方面可以边用厕边冲水。
刚到看守所时令我困窘的事还有找衣服。我洗了衣服晾在栏杆上，但第二天往上一看都是一样的衣服，怎么也分辨不出哪件是我的。
同监仓的人大部分都习惯洗凉水澡。刚进去时深圳气温不高，我看到别人用冷水冲凉都有寒意，更不用说自己去尝试。好在洗热水澡的人不多，用不着与人争温水。刚去时我没经验，吃完晚饭后慢慢地去洗澡，刚洗了一半只听喇叭中传来“点名”声，我只能匆忙套上衣服，搞得狼狈不堪。不过我也慢慢摸索出了经验，我观察到，尽管有作息时间表，但每个值班看守习惯不一样，有的看守点名点得早，有的点得晚，因此每次都根据不同的看守来适当调节自己的时间安排。
进深圳看守所第二天是周六，没有任何外面的消息。我估计妻子和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到达深圳，我可以想象他们在焦急地打听我的下落。看守所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每天能获得外面信息的来源只有两个：一份报纸以及电视里的《新闻联播》节目。每天晚上7点左右，看守所的电视机会统一打开并锁定在央视一套。开始几天，我对索然无味的电视节目并不感兴趣，但几天后，我也与大部分在押犯人一样，期待着电视机的打开。
看守所的报纸是《深圳特区报》。一般是阿杰先看，然后大家轮流看。看完后要小心地收好，因为还要当我们的餐巾布。
一天，阿杰对我说：“老阚，你上报了！”说完阿杰就把报纸扔给我。我看到报纸上大大的标题--《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刘波、郭元被深圳警方刑拘》。
我知道我被拘留的事情来得突然，无论家人、同事还是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我家人来说，打击更是沉重，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他们的骄傲。我异常担心我年迈的父亲和我的妻子--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老同事，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被“双规”时，其在申银万国证券香港公司工作的妻子经受不了打击在美国坠楼自杀。这种家破人亡的事格外令我印象深刻，我只能在内心祈祷，希望这种灾难千万别降临我的家庭。
第二天晚上，就在电视被打开的时间，突然铁窗口外有人传我的名字。阿杰让我靠前，透过铁窗口我看见两位穿着制服的人在和我打招呼。问清我的身份后，其中一人悄悄自我介绍说，他是我深圳朋友的朋友，代表外面很多人来看看我并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忙说谢谢他们的关心，并表示没有其他困难但是如有可能希望能给我送一副近视眼镜，因为我原先戴的眼镜镜架是金属的，按规定不能带进监仓。而离开眼镜，我根本看不清吊在高处的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这次会见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我从中了解了一些外面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家人和朋友们都在关心我，通过这次探访，我确认家人已到深圳。
第三天是星期一。上午一个女看守传我出去，在走道里给我又照了几张正面和侧面的标准罪犯相片。可能是我心情有所放松的原因，我面带微笑。那个女看守对别人“表扬”我，说：“站好，放自然点，这么紧张干什么？你们看，人家多自然，还面带微笑呢。”她发现我光着脚，有些吃惊地问：“这么凉的天，你怎么连拖鞋也不穿？”我告诉她我刚进来还没鞋穿。这一切，阿杰通过铁窗看到了。回到监仓里后，他对我说以后再出去不管谁的拖鞋都可以穿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