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感到恐惧，因为我扪心自问之后依然认定自己是清白的。我想这大概又是杀鸡儆猴，借我的“人头”警示他人。而当儆猴用的鸡，我已经有了经验。早在1997年，国务院调查组认为我等对当年证券市场发行过热问题负有领导责任，我也因此受到了行政处分。有人曾给我捎过领导的话：“我知道这件事与阚治东没多大关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想清楚这些，我反而冷静下来。我没有大喊大闹，因为我明白有些事情仅仅是程序，而无关正义与个人的清白。我在上海经侦总队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在那里我安安静静地完成了一个“罪犯”所需要的存档记录。
寄押在上海看守所
随后我就被押往上海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前台，我被要求交出包括皮带在内的所有个人物品。狱医给我量了体温和血压，然后问我有没有高血压史。我回答说没有。他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因为血压计上显示我的血压是168/110。狱医对我的态度突然好了起来--他从血压数值上看出我在强行抑制自己的愤怒，大概也从我的“怒气”之中看出我的问心无愧。他见我穿着一件质地不错的皮夹克，就善意地提醒我不要把夹克穿进来，因为看守所不允许带进金属，所以这件皮衣到里面就会被剪掉拉链，有点可惜了。我听从他的提醒，把皮衣交给外间的深圳警察，请他们交给我妻子。
我跨入了铁门。
随着铁门沉重的关闭声，我与自由隔绝。
在里面走道里，看守让我脱去所有衣物，说是例行检查。那天气温很低，只有四五度左右，因此我对在四下通风的走道里赤身裸体进行身体检查感到迟疑。这时，另一个看守恶狠狠地训斥我：“怎么？你还以为自己是什么老总，给我蹲下！”
我怒火中烧，但又万般无奈。这里是牢狱而我就是他们所称的“罪犯”，在这里我没有尊严也没有对我人格的尊重！我脱去衣物，仅剩内裤。一个狱警把我的裤子拉链用剪刀剪去后再让我重新穿上自己的衣服。他扔给我一件红马夹，让我套在衣服外面，随后就送我进了监舍。
令我意外并且感到一些安慰的是，在这里，我居然得到了对我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工作成就的肯定。进看守所时我听见上海经侦总队的人对看守说：“关照点，人家过去是申银万国证券的老总。”
显然，他不提我前南方证券总裁的身份而提醒别人我在差不多10年前的职务，大概是因为大部分上海人都怀念跟着申银和申银万国证券一起发财的好日子。送我进去的看守听到我是申银万国证券的前老总，就对里面的人大声命令道：“岁数不小了，关照一下！”对上海经侦总队的同志和看守的善意关照，我报以感谢--不是感谢他们的关照，而是感谢他们关照我的原因。
我平生第一次失去自由，也是第一次见识这被称为牢房的地方。整个监舍约20平方米，两头是走廊。监舍一边是押送犯人进出的走廊，另一头是看守巡视的走道。铁门加铁栅，贯穿南北风，监舍里充斥着逼人的寒气。
监舍已经有十七八人，全都面对铁栅栏盘腿坐着。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坐下。看守一走里面就有人问我：“犯什么事进来的？”我回答是为操作股票价格案进来的。这时有人问“你姓阚？你是阚治东？”我回答是。问我的人忙令边上的人让一让，挤到我边上坐下。
他自我介绍姓洪，曾经见过我，是海通证券北京营业部的，因为涉嫌挪用客户保证金被抓，已经关了半年还没判决。小洪告诉我，这监舍关的都是刑事犯，就他一人是经济犯。听他这一说，我才开始打量一下同监舍的人。这些刑事犯岁数参差不齐，每人披着一件外面已很难见到的蓝色棉大衣。不少人模样怪怪的，看人时很少正视对方，目光中透着狡黠、带着几分狠劲儿。
正说着??，有看守传我去提审。提审室在进看守所的铁门外面，在走道训斥过我的那个看守在门口守着，他提了副手铐把我双手铐上。这也是我此后21天监禁生活中唯一一次被上铐的经历。
提审我的还是深圳经侦局的那些警察，他们告诉我，这是犯罪嫌疑人被收监后的例行程序。我被问到的还是老问题，因此那位警官对我说：“老阚，还是那些老问题，你的回答没变化吧？不问了，你抽支烟，我们把过去的材料抄一遍。”他们问我有什么话要转告家属，听我说了一遍后他们递上一页纸：“还是你自己写吧。”见我手被铐着写东西不方便，就让我坐下写。于是，我给妻子留了一张便条：
松妹，看来得分别一段时间了。希望：1.要冷静，相信法律是公正的。2.涉及律师等法律事务多听取刘龙九的意见。3.我帮尉总的工作只能请他自己多费心了。
阚治东20060302
回到监舍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我这才想起自己一整天粒米未进，感觉有点饿了。他们给了我一个塑料饭碗和一把半截的匙子，让我仔细辨认清楚，不要与别人的搞混了。
从铁窗口递进来的晚餐是一份米饭和一匙子黄芽菜。我饿了一天，因此第一顿牢饭就吃得净光。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监舍的老大主动与我攀谈几句。他问了我一些简单问题，然后安慰我说现在是文明执法，不打人也不会骂人，而我会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不久，监舍里又接连推进两个案犯，都是因为偷钱包被抓的。其中一个，看守称他为“老肺”，并让里面人注意点。“老肺”也就是肺结核病，因此看守一走老大就不满地嘀咕：“妈的，怎么老肺都往我们这里安排。”说完老大让手下的人给“老肺”的碗匙做上记号，又要求两个新来的脱光衣服冲澡，说是清理个人卫生。我没有经过冲澡这道程序，看来是得到了照顾。否则以我的身子骨，那么冰冷的水冲一下，没病也得整出病来。
又有看守传我出去。这回是看守所一个警官传我，看样子还是个干部。他让我坐在办公室的小板凳上，先是掏出一包牡丹牌香烟问我吸不吸。见我接了烟，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这些人没什么好烟，你在外面怎么会吸这种烟呢？”接着他随便问了问案情，然后转而聊起家常。
不久，房间涌进了一帮警察，纷纷问我股票行情走势和如何操作的问题。一个警察告诉我，前几年他老婆拿了6万元炒股现在市值只剩2万多点儿，要我给些建议。其他的警察七嘴八舌地问我对今年的股市怎么看，问现在买什么股票等等。恍惚间我似乎回到了当年四处讲课的日子，我忘记了自己的嫌犯身份，一一解答警察们的提问。这次“讲课”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课”似乎效果不错，大家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最后，队长主动提出送我回监舍。他说：“只要我送你，他们就会明白的。”
回到监舍后小洪闻到我身上的烟味，他羡慕地问：“他们给你烟抽了？”小洪告诉我刚才送我回来的是这里的队长，这说明外面有人给里面打过招呼了。我没有回应小洪的说法，心里想我得到优待靠的不是招呼而是本事--这几个小时内家人和朋友们肯定发疯似的在找我，但绝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我被关押的确切地方。
监舍两面通风，气温很低，而我只穿了两件很单薄的衣服。刚进来时满腔的怒火熊熊燃烧，并不觉得冷，但此刻静下来突然浑身打战，感觉刺骨的寒冷。小洪发觉了，脱下他的蓝色棉大衣让我披上。
睡觉时间到了，只见他们从隔板上取出被褥横向铺了三排。第一排铺上三条被子，另外两排铺上四条被子，看样子是一个被窝一头一脚两人。按惯例，新来的必须睡在最后一排，但小洪安排我在靠里面的第一排睡。其他人感到惊诧，面露不满，这时老大说：“看什么看？人家是寄押的，明天就走！”
尽管得到优待，但对我来说睡在哪里都一样感到难受。我睡的那头是一排铁栏栅，外面是走廊。走廊那面墙上的窗都开着，阵阵寒风从我身上席卷而过。小洪见此又把棉衣给我盖上。
躺在床上，听着走廊外间隔一定时间就转来看守巡视的喀喀的脚步声，我心中不停地想，自己究竟犯了什么事，不停地安慰自己一定能挺过去。迷迷糊糊之中居然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被一声起床命令惊醒。大家都忙碌起来--起床，整理被褥，等着在便厕旁边唯一的水笼头那儿轮流简单洗漱。早餐是一碗稀饭，而小洪给我拿了块鸡蛋糕。旁边的人看着我手中的鸡蛋糕，流露出羡慕的神情。
早餐后大家都靠墙坐着，老大让昨天新来的两人坐到前面学习监规和监纪。其中一人似乎没有听到，老大又拔高声音说了一遍。那人还是没动，老大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蔑视，就突然跳起来对那人施以拳脚。监舍里不少人也纷纷跳出来一起围殴，顿时一片混乱。被打的那人抱头抵挡，嘴上却毫不示弱：“打吧，现在打不死我，看我以后打死你。你算什么东西？在我面前充什么老大！我告诉你，上海的看守所我都待过。我怕谁？”
我一直觉得证券业竞争激烈、搏杀残酷，但是看到这种场景，不禁感慨监狱里的残酷也不亚于证券业。
片刻时间，被打的人已经鼻青脸肿。这时铁门咣啷打开，几个看守冲了进来连声训斥：“干什么？干什么！”老大说：“他不懂规矩。”看守威严地训斥挨打的人：“进来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是不行的！”接着看守又转向施暴的一方：“你们以后也得注意方法。”
安静下来后，大家盘腿“打坐”。“打坐”时间就是学习时间，一天要“打坐”四个小时。中间有人来巡视，看守队长特意点了我一下，并向我介绍这是看守所所长。这时我觉察到，我被抓一事大概已成为社会新闻。稍后，队长又亲自过来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抽了几支牡丹烟。他问我昨夜过得怎样，我告诉他里面人对我还是很照顾的。他问得很仔细，我想这大概是他认为我得到的这些照顾与他有关。他告诉我说我的案子不大，可以想法取保候审。但此后我把这一想法向深圳警方提出时，他们断然告诉我没有这个可能。谈话中间我忍不住说起刚才监舍发生的殴斗，队长向我解释说：“是个惯偷，蹲过不少看守所，自以为资格很老。”
押往深圳
从看守队长那里回到监舍不久，我得到通知，让我收拾东西准备被押往深圳。
在看守所的前台，深圳警方和上海警方的人员都已在那里等待。我看到刘波也从铁门里面出来。刘波在上海看守所比我多待了一天，如果那天晚上我先接深圳警方的那个电话，那么多待一天的就是我了。在看守所待了两天的刘波，神情懊丧，完全没有了过去的神采飞扬。办完走出上海看守所的手续，我和刘波各上了一辆警车，在车上我的前后左右都有深圳警方的人。车往浦东机场方向开，他们将通过民航把我们押到深圳。深圳警方曾用带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们：“如果予以配合，让你们体面地坐飞机去深圳，否则上刑具，坐火车走！”
我默默地望着窗外--内环、南北高架、卢浦大桥……穿梭的车流、自由的人群--我眼中飞逝而过的都是熟悉的景色，而心中想的是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重获自由后，曾见有篇文章揣摩我那时的心情：
2006年3月1日，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是对于南方证券原总裁阚治东来说，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阚治东再一次登上了从上海飞往深圳的航班。在最近十来年里，这条航线对于阚治东来说，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生命线”，他在这条航线上积累的登机牌叠起来就有半尺高。但是，这一次的飞行对于阚治东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他身边坐着的，不再是昔日谈笑风生的金融大腕，而是来自深圳警方的两位警察。他们密切注视着阚治东的一举一动，阚治东在他人生接近一个甲子的时候，第一次尝到了失去自由的苦涩滋味。飞机很快就降落到了深圳黄田机场。阚治东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从容地步出机场了，一辆警车悄悄地驶近了飞机，阚治东直接从机场被带入深圳市公安局。当警车从深圳的大街上飞驰而过的时候，阚治东也许会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那是他十分熟悉的街景，但他此时看在眼里，似乎又显出了几分陌生……
文章作者很能揣摩人的心情，可是很多细节他难以知道。那天不是3月1日，而是3月3日，我们不能像往日那样直接进入候机大楼，而是先去了浦东国际机场公安分局。我们在那里待了两个多小时并办理了押解犯人的离境手续。在过安检的时候，金属探测器少见的没有鸣叫，因为我们连裤子上的金属拉链也在看守所里被剪去。我们“优先”登机，被安排在飞机客舱最后一排，前后左右都是深圳警方人员。机上安全员要我们赶紧上厕所，因为我们在飞行过程中被禁止上厕所。飞行中，押解我们的警员们由于快到家了显得很兴奋。而我只能默默地听着，对我来说，这次来到深圳已经不可能像往常那样呼朋唤友，小酌几杯了。
下了飞机，我们被押往深圳看守所附属医院??在那里，医生给我们验了血并做了一个胸透。医生随便扔出两页纸，让深圳那些押解我们的警员自己填写--“正常”。
关押在深圳看守所
一位看守接待我们，问了些简单的情况后他自豪地介绍说，这个看守所是全国最好的看守所--“除了秦城监狱，这就是最好的了。”
收监
我们被押往医院旁边的一个看守所。在办理例行收监手续时，负责我们案子的警官曾与看守所前台的女警员商量，看能否把我们安排在人比较少的监仓。女警员不客气地说：“这里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新进来的都得安排在过渡仓。”
深圳看守所的前台比上海看守所的明亮很多，看起来像一个招待所。可连通里面的铁门和高墙电网还是告诉我们，这里是囚禁人的地方。把我们送进那道铁门，押解我们的那批警员就算圆满完成了抓捕任务。一位看守接待我们，问了些简单的情况后他自豪地介绍说，这个看守所是全国最好的看守所--“除了秦城监狱，这就是最好的了。”得知我们一天里基本没吃过什么，那位看守问我们要不要泡碗面。我和刘波颇有嫌犯的自觉，不敢劳驾人家，忙说不用，看守也不再提此事。
深圳看守所果然不愧于“仅次秦城”的说法，进去后得先换里面的服装。几个劳役给我们每人拿来两套单衣和一套厚衣、一个提包和一床被子，并在楼道口让我们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这次赤身裸体并不完全是为了换装，还要检查我们有没有夹带违禁物品。旁边人来人往，似乎还有异性，好在灯光不亮。我们面露羞涩而他（她）们毫不为奇。我们穿上标有“深看”的囚服后，那位看守就领我们去监仓。
我去402监仓，铁门外有个小牌写着“过渡仓”。刘波与我是“同案”，不能关在一起，所以他去了202监仓。我进去的时候，监仓里的人都已躺下。看守对匆忙中爬起来的仓里管事的关照了一句“不要让他睡在地上”，说完咣当锁上铁门，走了。
过渡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