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市长，上述是我向您汇报时提及的问题，另外我听其他领导和同志提及的问题还有不少，这里就其中两个主要问题一并说明：
1.“阚治东权力过大，干部任免都是他说了算”的问题。我到南方工作后，根据深圳证管办对南方证券业务干部管理的要求与公司党委沟通的意见：凡涉及提拔干部事项，经公司总裁室研究后报公司党委审议；干部日常正常岗位调动，由总裁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这方面情况可以查阅南方证券总裁办公会议纪要和南方证券党委会议记录。
2.“阚治东手伸得太长，连董事会的事都揽了过去”的问题。我主持南方总裁室工作后，力倡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力图与董事会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去年下半年总裁室向董事会提交过一份工作报告和十一份提案，这些可查阅南方董事会会议记录。没有董事认为这些提案超越了总裁室的工作范围，而多数董事认为这些规范化的做法是过去南方所没有的。
于市长，我在写这份材料时很犹豫，有必要对这些混淆是非的问题去一一说明吗？我到南方证券主持总裁室工作，每周一次总裁办公会议，任何人事安排、机构变化、业务布置、重要工作决定、固定资产购置等都有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每次会议纪要都报市分管领导、深圳证管办和公司董事长和常务董事，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梁键同志和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张任锅同志列席总裁办公会议，如果我们做错什么，完全可以及时指出并予纠正。可是，除了深圳证管办根据《南方证券总裁室办公会议纪要》曾指出我们一项业务决策值得进一步研究外，没有人告诉我们做错了什么。我认为只要翻阅一下《南方证券总裁室办公会议纪要》和我们报送的其他工作报告，各位领导应该会了解南方总裁室在干什么，那些不实之词理应不攻自破。
在汇报中，您关心如何进一步化解南方证券风险的问题。我在上次书面汇报材料中谈道，南方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南方要走出困境，除了靠南方的同志自身努力之外，还要靠社会各个方面的关心和支持，要像对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关心并帮助解决南方目前的实际困难。我认为，南方总裁室前一阶段工作是尽心尽职的，尽管我们没能在短期内创造使南方健康强盛的奇迹，但从最低角度评价，我们延长了南方证券的企业寿命，我们为南方走出困境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同样认为，南方并没有真正摆脱破产阴影。特别要向领导报告的是，南方目前状况极度危急，由于有人到处自曝家丑、搬弄是非，和深圳证管办不恰当的监管措施，已经严重挫伤南方的社会诚信度并削弱了南方的自救能力，同时也挫伤了南方一批业务干部的积极性，南方证券面临融资渠道枯竭、重仓股票股价雪崩的可能，这种情况出现无疑会全面引爆南方风险，从而危及深圳金融市场，危及资本市场，望市委市府高度重视，就这种可能，我已多次通过口头和书面形式向市有关领导和深圳证管办领导报告。根据您的指示，我将就南方证券目前的情况向德成常务副市长，陈应春同志和刘学强副秘书长进一步汇报。
致礼!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阚治东
于2003年3月3日
给于市长的补充材料送出后，根据于市长的要求，我把能约到的市领导都拜见一遍，那些事重复说了好几遍，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祥林嫂”。当市政府刘学强副秘书长听我汇报后又让我再书面补充点东西之时，我真想大喊一声，“老子不干了！”尽管心中怒火难抑，但是还是给刘副秘书长又补充了一份材料：
我们进入南方证券时，南方证券账面累计亏损已达23.5亿元，尚不包括自营和代客理财的巨额浮亏和未入账的巨额实亏，也不包括巨额不良资产可能带来的实际损失，如没有切实解决措施，南方的命运只有两个可能：一是资不抵债，宣布倒闭；二是融资渠道枯竭而死。我相信市领导对这一情况是清楚的，这也是南方证券突然换班子的原因。由此，我清楚我到南方的使命。
刘秘书长，您问我对南方走出困境信心如何？南方发行金融债、第二次增资扩股和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三项融资措施成功实施可能性有多大？
南方的困难和问题是巨大的，但南方不是没有希望。对此，只有少数人的信心是不够的，要靠南方全体干部的信心，靠市领导和股东的信心，同时还要靠各方面的支持。要解决南方资金链的问题，保证金占用的问题和经营性亏损问题，拓宽南方证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是根本出路，在没人愿为南方证券白白掏钱的情况下，我们经营班子提出的几项融资措施是目前唯一可能的几种做法，能否成功，谁也不能保证，关键看南方班子的工作和市政府的支持，其中有两个问题请秘书长重视。
报告中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南方证券2002年会计审计问题。许均华他们希望市府帮助协调南方证券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关系。因此我在材料之中写道：
南方证券会计部门和分管副总裁认为，南方证券目前的会计处理方法没有违背会计原则，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那里是可行的，但在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我们没有信心。南方有一张及格的2002年“成绩报告单”，对南方保持资金链不断，实施下几步脱困措施非常关键。
报告中提到南方证券监管环境问题：
近期深圳证管办连续给南方下达了几道监管文件，从积极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南方的关心和帮助，但我认为，过分严厉的监管对解决南方目前客观存在的问题没有帮助，只能导致问题恶化，如果我们应对措施不当，甚至可能出现南方融资渠道枯竭，重仓股票雪崩，业务骨干众叛亲离的严峻局面。
我到南方工作时间不长，也不贪恋目前岗位。出于对南方负责任的考虑，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南方证券关闭，深圳市政府、深圳证管办应该像上海、北京等地对待华夏、国泰君安等国有的大型证券公司那样，多给南方证券一些理解、关心和支持，要把南方???问题当做国有企业的问题，给政策，给措施，给出路。
花费大量时间去打这种无助于南方证券走出危局的笔墨官司，我心中不禁感到一阵惘然--“士为知己者死”，但谁是我的知己而我这又是在为谁卖命呢？
孤立无援
有人问我，在南方证券当总裁这一年多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孤立无援。尽管南方证券大部分干部员工支持我，希望看到我大刀阔斧地整治南方证券，把南方证券带出困境。但我本应该得到的支持却少得可怜。
赤手空拳
刚到南方证券时，不少人恭维说我们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并且以为市政府会给我们很多政策和资金支持。当时不少媒体也在纷纷猜测深圳市政府到底给了阚治东和贺云多少个亿，大批的债主也闻讯赶来讨债、逼债。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没有资金支持！没有政策支持！没有任何支持！！
而监管部门对南方证券的态度也令人琢磨不透。我到南方证券不久，监管部门一位领导约我到圣庭园宾馆他的住处谈话。他问了一个让我感到奇怪的问题：“老阚，你为什么再三强调南方证券要扭亏为盈？”我听后一愣，不明白他问话的意思，只能顺口接道：“是啊，我到南方证券后是把扭转亏损当做重中之重的工作，亏损问题不解决，南方证券怎么活得下去？”他看我不明白，只好又说：“你不能把南方的自营、客户理财业务维持原样吗？这样你不是没有责任了吗？”此时我才明白他在提醒我自营和代客理财业务上的责任问题，他不希望我在这些业务上力度过大，以免将来责任不清。
我很感谢这位领导的提醒，但南方证券不制止亏损怎么能活下去呢？南方证券维持原样只能说是等死。但既然南方证券注定要死，干吗让我们新班子进驻？我心中不禁疑问，难道让我到南方就是陪南方证券等死？
刚到南方证券之时，我雄心勃勃地想把南方证券臃肿的管理机构彻底改造一下。但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内，要动这些机构和人，光凭总裁室的力量是不行的。我向公司党委提过，向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提过，向市委组织部提过，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始终就是没人真正支持。大家似乎都抱有一种“南方证券死都要死了，还费那个劲干什么”的想法。
监管部门没有为拯救南方证券开绿灯。
正常的饮食是维持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条件，但是对于一个病人，仅仅是正常的饮食却不可能让他变得健康。“矫枉”需要“过正”，要想解救南方证券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与手段。这些手段可能有违监管，但确是治疗南方证券这个病人的必需。这就是我为什么曾要求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和深圳证管办给我一定的免责承诺的原因。
但是，南方证券已被证券监管部门列为高风险证券公司。这顶帽子严重影响南方证券的对外形象，而证券监管部门并没有因为我们新班子到任而把监管放宽些、给我们创造些工作条件，反而是监管要求越来越高，似乎要加速推进南方证券的死亡速度。
对南方历史上形成的巨额自营和代客理财的“火药桶”，我是步步小心、精心处置，唯恐引爆这个“火药桶”给南方证券带来灭顶之灾。但有关部门在我们去南方后两个月就手持下发的专项大检查的文件，带着大批人马到南方证券位于上海、南京等地的分公司，对南方证券自营和客户理财业务进行全面检查，大有不捅破这个火药桶绝不罢休之势。
由于堆积了大量到期债务，在债主层层围逼之下，南方证券也是别无选择，只能掏钱偿还部分债务。这样做一方面保持南方证券对外基本信誉，另一方面也可以摆脱债主的纠缠，给我们的工作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但是，有些部门为此炸了锅--“保证金占用不能增加！”
监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如果监管只能加速企业的死亡，那么多数人的利益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样的监管行为与其目的不是背道而驰吗？这种种的措施只是在逼着南方证券等死！如果想让南方生存下去，就必须给南方创造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多给南方一份真正的关心和支持。我试图说服有关部门，但没人重视我的意见。
市政府也没有给南方证券任何政策扶持。
我到南方参加的第一个董事会预备会，从下午开到深夜两点还散不了。有些新股东放言要告深圳市政府和中国证监会，认为他们提供的南方证券的增资扩股资料不实，使新股东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要求政府拿出行之有效的实际措施救助南方证券。参加会议的市委组织部长尽管控制全局的能力很强，也说服大家接受了南方证券领导班子变更方案，但对事关政府权限的问题无法作答，只能答应第二天由分管副市长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二天，分管副市长参加了南方证券主要股东的早餐会。股东一直追问，深圳市政府打算拿出什么来救助南方证券。为安抚这批股东，这位副市长表示：深圳市政府对南方证券目前情况很关心，会采取积极措施帮助南方克服当前的困难；这次给南方换班子是第一个动作；等新班子把南方的问题搞清楚了，政府一定会进一步拿出实质性的救助动作。
既然市里领导提出搞清南方证券的问题后再研究具体支持政策，我们就立即给市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南方证券面临的六大问题，包括不良资产情况、近年严重亏损情况、债权债务案件和短期融资过重等，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想和建议。
报告是通过市府办公厅的正式渠道报上去的，是一份紧急报告。但是，报告递上去后便石沉大海，迟迟不见回复。我以为政府对这份报告会高度重视，因此不断地通过正式渠道约见分管副市长，要求当面汇报工作。
然而千辛万苦见到领导后我得到的回复是：“老阚，你们提出要政府拿钱救南方证券是不可能的。我和于市长说了，于市长说一是深圳市政府没有这笔钱，二是深圳市政府强调市场化运作，怎么可能去掏这笔钱？”
在我在南方证券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深圳市政府私下里始终是这个态度。这些情况我只能心中明白，在媒体和外人面前还要时常摆出一副南方证券深得政府支持的样子。
此后很长时间，没有领导过问南方证券的事。深圳市并不大，南方证券在深圳也算是主要的金融机构。鉴于南方证券当时的特殊情况，领导理应把南方的问题列为工作重点。有一次，深圳市某银行突然中断与南方证券的隔夜拆借业务，导致南方证券出现8亿元的资金缺口。公司向市分管领导报告，希望领导从中协调一下。可是分管领导不但没有做协调工作，还把我们召过去严厉地质问南方证券资金紧张的原因。他不顾南方证券积重难返的客观事实，却大讲应该如何规范运作。
坦率地说，南方证券尽管已实行股份制，但在管理上还是完全照搬国有大中型企业那套管理办法，通俗地说就是我们这批干部有组织管着。我一度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有事可以找组织。可当南方证券真正碰到困难时，在深圳哪有组织帮助的力量？
当深圳当地银行在资金上纷纷卡南方证券的脖子时，我们多么希望有领导打个招呼，让银行不要雪上加霜。结果我们只能自己去一家又一家银行恳请帮助。
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南方证券的经济诉讼案件屡屡败诉时，南方证券多希望市领导向深圳市司法部门打个招呼，保护一下南方证券。可是哪个领导真正关心过此事？
当外地司法机构到南方证券强制执行经济纠纷案、封门封账、限制南方证券有关领导自由时，南方证券多希望市有关领导出面调解一下。可又有哪个领导过问过此事？
当南方证券各地员工与公司发生严重的劳资纠纷时，南方证券是多么希望得到领导的关心。可关心来自哪里？
当过激的监管措施把南方证券逼得走投无路时，南方证券多么希望有领导出面调解一下，给南方证券多一点出路，多一点机会。可谁管过？
我不相信派我们到南方证券是个阴谋。但是，我在南方证券切实感到：没有人真正关心南方证券的死活，没有人愿意为南方证券真正做点什么，他们都把南方证券视为“坏孩子”而彻底抛弃！我这个在员工面前不得不装出信心百倍的总裁，心中充满了悲哀和无奈。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派去夺取堡垒的战士，但当我真正走上战场之时却是赤手空拳！
回想在南方证券那段工作时的感受，我心中难以平静。我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感情化，文章措辞也一改再改，但是写下的文字依然如此。我相信自己在南方证券问题上并没有看到全部，也相信真心帮助南方、救助南方的大有人在。
军心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