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道主义初衷
李叔同为画集作了“《护生画集》题赞”。题赞于1928年秋天作于上海江湾丰子恺寓所。题赞前有一说明：
李(圆净)、丰(子恺)二居士，发愿流布《护生画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每画一页时，附白话诗，选录古德者十七首，余皆贤瓶闲道人补题。并书二偈，而为回向。
题赞曰：
我依画意，为白话诗。
意在导俗，不尚文词。
普愿众生，承斯功德。
同业菩提，往生乐国。
李叔同依丰子恺所绘每一幅画的画意主题，再为该画作白话诗说明。之所以不尚文词，“但为导俗，令人易解，则亦不得不尔”。但他仍然认为“然终不能登大雅之堂也”。因为“但所作之诗，就艺术上而论，颇有遗憾。一以说明画中之意，言之太尽，无有含蓄，不留耐人寻味之余地。一以其文义浅薄鄙俗，无高尚玄妙之致。就此二种而论，实为缺点”。谦逊之中，也表露出本拟“以艺术作方便”，但为了“导俗”，“令人易解”，而不得不留下了文词太浅过俗，缺乏文艺审美之诗意蕴涵等遗憾，实则为了实现画集之更主要的目的：愿普天下尽可能多的芸芸众生，能接受、理解到画集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及思想意义，这一无量功德。
在我们曾经有过的语境中，对“人道主义”的释义、界定，有一较曲折的从批判、论争以至于悬置的辨析过程。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常常与“人性论”之论争纠缠在一起，纷争不清，以至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所指内涵。从否定性批判到视而不见的排斥，再到对其作“阶级分析”的阐释等等，莫衷一是，难以达成共识……人类究竟有没有“普世”和“普适”的“人道主义”，可能至今论争尚存或歧义纷呈，这些先姑且搁置不论。在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那一充满血雨腥风的特殊岁月，能直接提出以“人道主义”——这一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人本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宗趣，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亦属难能可贵！何也？大音希声！
“1927年的惊涛骇浪，在我们心灵深处所投的黑影，所造成的惶惑，非言语所能形容。我相信文艺复兴时代的但丁，他一定有过我们的经验。那是但丁所以写《神曲》的原由。”曹聚仁先生所言极是！笔者也相信，这也正是李叔同和《护生画集》第一集的编著们创作此书的原因。就《护生画集》第一集的内容看，更集中地折射出特定的历史背景，更透彻地显现了编著者于特定“历史心境”支配下，创作此画集时的创意初衷。它较之以后陆续出版的另外五集，更突出地体现出它创作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的价值意义。
编著者本着佛家信仰宣扬“护生”，同时亦以“人道主义为宗趣”，即从更广泛的信念支撑基础上宣扬“护生”。“导俗”护生，将佛家之“护生”理念和人道主义“慈善”、“博爱”信念从人推及动物，是《护生画集》的核心思想。画集以宣示佛教教义为宗旨，劝喻世人去恶向善，平等地善待动物。作为具有鲜明的劝诫、喻世、警世等含义的宗教宣传画集作品，其意旨是将“护生”和“人道主义”延伸至动物，以致延伸至整个自然界，乃为佛教教义精神的世俗化传播与弘扬。在特定的血雨腥风时代背景中，其道德力量，其微言大义，亦不言自明。
佛教倡导“不杀生”之不杀对象，是针对整个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护生画集》以较通俗的图画艺术表现手法，于宣示、劝谕中，昭揭了日常生活里人们与动物的关系中所存在的残忍一面，即人们对待动物的种种“恶行”，如人们往往将对动物的屠宰、杀戮、烹食等看成“天经地义”的行为。因此，从佛家所信奉的戒条和行为守持来看待这些“恶行”，实属“令人发指”无疑。画集倡导人们应以待人之心来平等地对待动物、畜生，其推人及物的佛学仁爱思想，特别地显现出它那难得的人道和人性光芒！我们理解文本，不必仅仅于文本之外， 作旁征博引的学究式研究，而应深入文本，进入到文本的境界之中，进行文化阐释的深层次解读。画集的编著者们以动物为隐喻的喻体，罗列其遭受的种种“恶行”，在人道精神之烛照与残酷现实的对比映衬中，使接受者们在阅读联想中，悟出特定社会语境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那丑恶的、灭绝人性的本质。
笔者根据《护生画集》第一册50首白话诗每一首的主题意义，作了大致分类归纳。之所以是“大致”归纳，是因为这些以“人道主义为宗趣”的白话诗主题往往仅有细微的差别。所以，笔者拟分为“生死诀别，珍视生命”；“慈悲为怀，人之大爱”；“感念反省，三思后行”；“止恶扬善，劝喻教诲”；“感恩博爱，天人和谐”五个意义单元。如此，有利于对其作分析阐释。因篇幅所限，未能将每一首配诗的相应图画一并呈示，谨在每一首配诗的阐释前，对相应图画的内容作白描概述，以便于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