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真”与“雅正”
李叔同留下的文艺作品，是才情四溢、率性而自由的抒写，是主体心灵之“思”升华为艺术审美旨趣之“诗”的飘逸挥洒，达到了那一时期同类文艺创作的较高水准。他的文艺作品所禀有的“清真”、“雅正”等通透的审美特质，是其作品艺术文本中重要的美学内涵。
家园败、山河破，励志切切，壮怀激烈，洒一腔热血；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血花溅作红心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逝水年华，长日留痕，望山外夕阳，叹知交故人不在。伫立流连，徜徉、绻恋于情感与形式之间，挥之不去的经典咏叹；冥思空阔，独悟致远，牵引漂泊倦怠之心灵，重返“十里明湖”、“烟月水楼”，远山明净、闲云飘忽……的东南。
日常生活方式、艺术生命形式；为人之道、为艺之道；种种诗中意、意中境、境中思……构成了李叔同文艺作品中纷呈繁复的审美意象。华夏民族的文艺审美传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文论、画论、乐论有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历代的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实践心得也含有精深的文艺美学见解，涉及文艺的审美特征、文艺创作和欣赏活动的审美规律等。“这种纯粹化、精致化了的情感结构崇尚精诚率真，寄情自然风物；超脱功利欲求，向往精神自由；刚柔相济，阴阳合德；致中和，尚虚静；在与法理名教相摩相荡的搏斗中不断地开拓生存空间……”
综观李叔同文艺作品的美学意蕴，其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中，透射出丰厚的民族审美传统内涵。他的许多作品也蕴含了精诚率真、寄情自然风物的古典美学传统，其“清真、雅正”的审美旨趣正是纯粹化、精致化了的民族审美情感与形式结构。
宗白华先生认为，魏晋六朝是中国古典美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谢灵运的诗，如“初日芙蓉，自然可爱”；颜延之的诗，如“镂金错采，雕缋满眼”，分别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日芙蓉’比之于‘镂金错采’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在艺术中，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
而一个艺术家艺术审美境界的高度、深度、广度之所至，“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在活泼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即创作灵感是在艺术家的人文精神涵养、天生的艺术禀赋、勤奋的艺术实践基础上偶然获得的。
1895年，李叔同16岁，考入天津文昌宫的辅仁书院学习。在这一时期，他亲手抄录过山西浑源“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的《临别赠言》。“赠言”有这样一些内容：
读书之士，立品为先。养品之法，惟终身手不释卷。……诵诗读书，论世尚友，是士人绝大要着。持躬涉世，必于古人中择其性质相近者师事一人，花瓣奉之，以为终身言行之准。……古文则须于“唐宋八家”中师事一家，而辅之以历代作者。时文则须于国初诸老中师事一人，辅之以名选名稿。小楷则须于唐贤中师事一家，而纵横于晋、隋之间……
“赠言”强调士人读书进取，当先树品立德；而品德的培育，在于终身不懈地学习。同时，认定古代名家中与自己志趣相接近的一个人为楷模，潜心研习、仿效并作为毕生的言行准绳等。
“赠言”还特别提出了艺术创作的审美主张：
制艺之道，方望溪以“清真雅正”为主，此说诚不可易。
“清真雅正”之制艺教谕，遂成为李叔同文艺创作所秉持的重要审美理想之一。李叔同作品禀有的“清真雅正”艺术品格，正属于钟嵘在《诗品》里所赞美的“初日芙蓉”之美！
西方美学传统重哲学逻辑，重抽象思辨，而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专注人之“心性”养成和文艺审美经验的总结积累，侧重在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中对审美的诸多灵动品质的内在感悟，如对艺术境界的空灵、冲淡、风骨、真情、韵、气、格等等极富心性元素内涵的人文体认。
“清真”，这一审美内涵，既蕴含了艺术审美的内涵特质，也包含创作主体的“心性”品格。“清”者，首先是心性取向之“真”也！
“清真”，乃清逸、真情、真色。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特别看重自建安以降开启的“清真”风气。“初日芙蓉”之美，“经陈子昂到李太白，就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更高的境界……‘清真’也就是清水出芙蓉的境界。杜甫也有‘直取性情真’的诗句”。“清真”亦含“素朴”之资质，“素朴而民性得矣”，因此，“超脱或隐逸之篇，自以自然流露为极诣”。如李叔同在浙江一师任教期间创作的《采莲》：
采莲复采莲，
莲花莲叶何蹁跹！
露华如珠月如水，
十五十六清光圆。
采莲复采莲，
莲花莲叶何蹁跹！
“初日芙蓉”的质朴、清真旨趣可见一斑。
“所谓‘清雅’，其内涵有为人与为文两个层面，是一种生命格调在社会生活与审美活动中的生动体现。在审美创作中，这种格调主要是创作主体的人格风范与生命精神在作品中的体现，往往给人以一种超尘拔俗、冲淡质朴的审美感受。”以文化艺术人格论，“清”更有“精神淡泊”之人格高情！“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最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关于“真”，王船山论诗中意境的创造有言：“唯此窅窅摇摇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内，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然因此而诗则又往往缘景缘事，缘以往缘未来，经年苦吟，而不能自道。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藏藏。”何人能秉承清逸飘洒之“追光蹑影之笔”，挥毫书下直通天意、极尽人情人性之胸臆？王船山指明乃“有一切真情在内”，即真性情之人也！如陶渊明所喜爱的淡泊“素心人”，具充实的纯粹情感、精致的审美旨趣，这样一种艺术气质、胸襟，令其“事外有远致”，由“心远”接近到“真意”。“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出于性之本然者盖鲜，学而强致者亦足贵也。其意为：庄子“天放”的人性美思想是源泉之一，是更加理想的境界。庄子认为，审美主体只有顺应自然无为的自然界规律，任性自然，与物为一，才是“真人”——真性情之人。如此“真人”，才能感知“大美”、“至美”，以至于“至人皆蕴真情，蕴真情乃有至文，非矫饰可跻也”，实为文艺作品蕴涵的“清真风气”，即审美之品格内蕴。所谓“真色”，王士禛《花草蒙拾》云：“‘生香真色人难学’，为‘丹青女易描，真色人难学’所从出，千古诗文之诀，尽此七字。”而“诗文之期能达其真者重在自然浑成；骛于美者，出之雕琢藻饰；能臻极诣者各有所善，其流弊所渐自亦各有所不足；赏鉴之者，不宜先存此彼之见于胸，而有所迎拒也”。王士禛指出了为诗者掌握“真色”的不易。而千古诗文求“真”之关键，在于“自然浑成”。
关于“雅正”，《毛诗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雅的作用是正确说明王道政治兴废的缘由，也就是‘正得失’的意思。”由具浓厚教化意味的“雅”，逐步发展为文艺审美意识的“雅”境，具有多样的审美内涵与审美特征，“雅正”遂成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追求的另一境界。“雅正”这一审美观，也针对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而有所倡导，是指作者在对构成文学艺术作品的媒介材料——语言的驾驭中，所追求的个人风格，对词语、语义、修辞等的偏爱和喜好。它源于中国古代诗学对《诗经》创作中诗歌语言艺术品格的研究总结，即源于生活的语言，再经文人的润色加工，成为“雅言”！雅言也构成诗歌语言的审美格调，从而使语言艺术具有丰富的审美表现张力，体现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韵度”元素。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张玉田云：‘词贵雅正。’如周美成“最苦今宵，梦魂不到伊行……雅俗正变之殊，学者诚不可不辨。”“词贵雅正”，强调诗歌创作之用词，贵在对词语内涵，即对语义的准确驾驭，对“雅”、“俗”意义的深刻理解及把握，并恰到好处地予以灵活运用。这是中国传统审美“雅正”旨趣，体现在有关诗歌语言审美特性运用上的重要观念。“情”是心灵对于印象的直接反映，“气”是“生气远出”的生命，“格”是映射人格的高尚格调。”而诗词创作中，能否在语言运用上做到驾驭自如，则将直接关系到“情”、“气”、“格”的营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