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彭德怀受命于陕北危难之际
★作战时间 1947年3月25日至5月4日
★作战地区 陕西省延安东北之青化砭、瓦窑堡以南之羊马河、延安以北之蟠龙镇
★作战目的
解放军 西北野战兵团撤出延安后，决心利用胡宗南急于决战的骄横心理，采取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方针，先诱敌至青化砭，再至羊马河、蟠龙地区进行伏击，以给胡宗南沉重打击，彻底粉碎其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及西北野战兵团的狂妄计划。
国民党军 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继续寻找陕甘宁解放区部队决战，以达彻底摧毁陕北解放区，肃清延水以北地区的西北野战兵团部队。
延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是西北战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胡宗南的十几万兵力，利用其优势装备，气势汹汹地杀向边区。至1947年3月16日已突破我防御部队的第一线阵地。延安处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势之中。要拖住胡宗南集团，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而解放大西北，需要一位有威望的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率边区的部队。毛泽东选中了彭德怀。
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彭德怀乃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上的野战部队作战。
根据军委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1纵队、王震的第2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和彭德怀一起受命的习仲勋，当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他长期在西北地区工作，深谙陕甘宁地理民情，与边区干部和群众有密切联系。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在王家坪。
当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
会后，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直到黄昏，毛泽东才走出窑洞，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他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彭德怀，又说：“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离开王家坪，坐汽车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转移。
彭德怀和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转回王家坪住处，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等着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沉重又焦急的指挥员们说：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把胡宗南放进来，正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机关和群众的疏散转移情况，又亲自到杨家岭等地进行检查。他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46页）这时敌人离延安越来越近，枪炮声清晰可闻，而这位沙场老将仍然镇定自若。参谋长张文舟说：“撤电话吧！”彭德怀答：“不忙！我们高级机关撤得早，下边也就撤得早，这对监视敌人不利。”
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延安城东的飞机场，从王家坪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难了。周围的人又焦急催促。彭德怀环视了一下身边的人，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彭德怀在窑洞里踱了一圈，伸手摸了摸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把手一摆，说声：“走！”即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走去。这条小路，是彭德怀平时散步时发现的。这种随时留心对地形、道路的观察，可以说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巍巍宝塔山，清凉的延河水，铭刻着革命的深情。那一排排窑洞，留下了无数革命者的辛劳汗水和前进的脚印。一旦离开它，谁的心情不沉重！一路上，彭德怀发现有的干部很悲痛，有的沉默不语，有的频频回首，眺望朦胧中的宝塔。彭德怀边走边沉思着，不时对大家说：“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这里虽然苦一点，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敌人占领延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的。”“延安是我们的，谁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国都将是我们的。”他的话把大家的情绪鼓了起来。
20日中午，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在这里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共五六十人。
2、 神秘的“昆仑纵队”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撤出延安后，一直往东进发，先后辗转刘家、瓦窑堡，同先前到达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会合。1947年3月25日夜，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清涧县枣林沟。
3月26日夜，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党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问题。会上，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争论也很激烈。
争论最后结果5个人分成两班，一部分坚持陕北，一部分过黄河。
大家一致赞成。最后毛泽东拍板，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等人率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3月27日下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出发，东渡黄河。随中央工委一起行动的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办公厅、党校，以及《解放日报》等单位。
各个机关分批走了之后，枣林沟顿时冷清了下来。留下来的机关和警卫部队，进行了轻装整编。中共中央机关编为4个大队；警卫部队编成一个手枪连，成立了司令部，称为“三支队”，代号为“昆仑纵队”。任弼时任纵队司令，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倡议：部队有了代号，我们也应有个代号，以便保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给自己取代号为“李得胜”，意即撤离延安一定取得胜利。周恩来取代号为“胡必成”。浙江口音中“胡”和“务”读音一样，意即革命事业务必成功。任弼时的代号取为“史林”，系司令的谐音。任弼时有斯大林式的胡子，也爱用大烟斗抽烟。因此，用“史林”为代号颇为形象。陆定一的代号取为“郑位”，也像政委的谐音了。从此，在陕北就出现了一支神秘的“昆仑纵队”。
3、 两孔半窑洞里提出“蘑菇”战术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是在1947年4月13日到达王家湾的。在这里住了57天。
王家湾，坐落在远离公路的一条大山沟里。村子很小，半边靠山，黄土斜坡上有几排窑洞，只有十几户人家。沟底下是一条名叫双羊河的小河，弯弯曲曲，绕过村庄，向北流去。河对岸是一道叫石寨的山壁，岩石赤红似火，屹然而立，成为王家湾的一道屏风，在黄昏落日的照射下，显得更加雄伟。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来到王家湾后，这个平常很安静的小村庄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这里的老乡们住处本来就不宽敞，为了不给老乡们增添更大的麻烦，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只好挤住在贫农薛如宪腾出来的两孔半窑洞里。
这是一进两开的窑洞，被烟熏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住在左边的套窑里。里面除了土炕、一张无斗柳木条桌、两个小圆木坐墩外，还砌了个长方形的土粮仓，安放着一溜酸菜缸，几乎挤满了。毛泽东只能在炕上放一张小炕桌办公。
周恩来和陆定一住在一进门的过道窑里，连一张桌子也没有，他们工作时，只好坐在小木墩上，膝盖上垫一个用高粱秆结成的锅盖拍拍（盖帘），把电报、文件放在拍拍上，边看边批。腿麻了，就伏在锅台上继续工作。
任弼时则住在右边的那半间小窑里，是个有炕没脚地的半截窑，条件更差，连腰也直不起来。
在这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经常深夜伏在小桌子上，仔细地批阅电报，不断地标记着报告材料中的问题和数字，缜密地计算着，认真地思考着。每当战场上传来重大胜利消息时，毛泽东总是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拿着红蓝铅笔，俯身在铺满地图的小炕上，细心地察看着，指画着，思谋着。
因为住得很挤，进出又只有一个门，平时除开会外，大家都各自聚精会神地工作，窑里没有一点响声。周恩来每天清早起来，常要连着咳嗽几声，他总要快步走到院子外面去咳，免得影响别人。
由于这一年王家湾闹灾荒，粮食极为紧张，毛泽东他们在王家湾的生活十分艰苦。一次，毛泽东沿双羊河散步，走到深沟里的一个僻静处，发现沟畔上一个小水塘边上长有灰青菜，他喜出望外，弯下腰拔了一棵，抖落根上的泥土，问随行的警卫员：“你们看，这是什么菜呀？”警卫员不知道这种野菜叫什么名字，只好摇了摇头。毛泽东说：“这个菜南方有，来北方后很少看到，我在老家吃过，长征的时候还用它当饭吃呢！”（《艰难的转战》）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就经常吃这种野菜了。
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毛泽东仍然日夜地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而忙碌着。4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庆贺全歼敌第135旅的电报后，他对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又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思考成熟后，他提笔起草了给彭德怀、习仲勋并告朱德、刘少奇的电报：
彭习并告朱刘：
第一、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31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20天中已达使敌相当疲劳与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歼敌以有利条件。
第二、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困，将我军主力赶至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故敌寅世（3月21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西进瓦（窑堡）市是赶我向绥、米。现因发现我军，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
第三、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与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1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与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及人民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与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第四、你们现在位于瓦市以东及以北地区，引敌向瓦市以北最为有利；然后可向廖昂薄弱部攻击，引敌向东；然后你们可折向安塞方向，引敌再向西。
第五、但你们在数日内，即应令359旅（全部）完成向南袭击之准备，以便在一星期以后派其向南，担任袭击延长、延安之线以南，宜川、洛川之线以北地区，断敌粮运。
第六、以上意见妥否望复。
毛泽东
4月15日
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在这个作战方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蘑菇”战术。这是正确总结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与胡宗南部周旋20余天的作战经验的结果。任弼时曾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毛泽东的这种“蘑菇”战术：“我们就像正月十五闹秧歌，来回和敌人转圈子，扭辫子，时间长了，不把他拖死也得拖垮。”他又说：“毛主席在撤离延安时就说：‘敌人像五块豆腐，撂在一起，我们的胃口没有那么大，吃不下；等他摆开来，再一块一块吃，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已经用‘蘑菇’战术吃了两块，第一块在青化砭，第二块在羊马河，第三块也快到口了。我们用这种方法再吃他两块，就可以反攻了。”（《任弼时传》）
4、 西北野战兵团歼敌部署
毛泽东、彭德怀早在撤出延安的时候，就谋划着下一步该怎样消灭胡宗南部了。毛泽东指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派出一定数量的部队，佯装我军主力部队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撤退，诱敌追击，而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方向的青化砭、甘谷驿等地，等待战机，歼灭胡宗南部队。
毛泽东、周恩来于3月18日黄昏离开延安后，于当晚到达了位于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中央军委给各战略区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待敌进延安之后，我当集中5个旅寻机打运动战，各个歼敌。胡宗南只有26个旅（其中4个旅在晋南），再加榆林、宁夏7个旅，总计33个旅。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
3月19日，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命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第1纵队除以独立第1旅第2团第2营在延安西北地区伪装主力，节节抗击，诱胡宗南部主力北进外，主力位于安塞、茶坊地区之间；第2纵队位于甘谷驿地区；教导旅位于青化砭以东任家岔；新编第4旅位于青化砭、石绵羊沟之线，集结待机。
3月20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敌于皓（19日）午后3时占延安，27师之31旅留临真，第1师某旅留金盆湾，胡宗南令派一部向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侦察。我2纵须力求隐蔽，切勿暴露目标。甘谷至延安之线及其以南，均不要驻军，须驻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金沙镇高地及临真以北，派便衣队伪装民兵担任侦察、警戒，封锁消息。”
我独立第1旅第2团第2营接受任务后，立即佯装我军主力，故意摆开阵势，漫山散开，大摇大摆地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转移。董钊果然以为是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立即报告了胡宗南。
3月21日，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作战部署：
军委：
我2纵集结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岔附近地区，新4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铺警戒。上述各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1纵8旅在安塞、茶坊间，1旅在高桥，准备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兰家坪警戒。敌占延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就上述地区自养（22日）起暂休息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并准备干粮四天。边区全局部署，今晚发中央，请批示后再发各区。
彭习
3月21日
5、 胡宗南苦寻西北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