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几天班，受不了尔虞我诈就辞职了，然后就是长久的失业，全然不顾还要照顾自己的母亲，这是什么狗屁大侠？体制的压迫不是杀人的理由，工作的艰辛也不是逃避的借口。如果这样的借口、这样的理由可以被理解并支持，我看大家都一块死了算了。
这是一场悲剧，但谴责杨佳的同时并不妨碍我们去反思，如果在反思的时候先要把一个杀人犯供为侠客，并且鼓掌叫好，那我就想说去你妈的。
王老板论二奶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和二奶波伏瓦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第二奶》。在该书的第一页，这个婊子写道：二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对此，法国女权主义者莫尼克?维蒂格则更进一步，她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去分析二奶，然后指出——二奶不是女人，而是在特定状况下所分立而出的特殊阶层。
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正是在如今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和谐社会里，才诞生了二奶这一新生阶层，并且得到蓬勃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二奶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却得不到人们的正确认识，为此，学管理出身的王老板特意从管理学“5W1H”的角度来阐述一下和二奶相关的问题。
What：什么是二奶
二奶这一群体，其实古已有之。在我国古代，由于没有婚姻法限制，所以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享尽齐人之福。但是这里的妾并不是二奶，因为妾的地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而二奶，就是和男人发生婚外性行为的对象。但是二奶又不等同于妓女，因为妓女同时可以和很多男人发生性关系，但是二奶却一般只属于一个男人。如果一个妓女忠实地和一个已婚（注意是已婚，如果是和未婚男人，那叫性伙伴）男人发生性关系，却又不和他结婚，那么这个妓女就可以称之为二奶。比如陈园园，她就是吴三桂的二奶。
所以，二奶的概念现在就很清楚了：即和某个已婚男人没有婚姻关系，却和该男人长期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Who：二奶都有谁
比较著名的二奶在国外有卡米拉、莱温斯基、杜拉斯等等，而在国内就很多了，比如古代的西施、貂蝉、蔡文姬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著名的二奶，碍于特殊的原因，王老板就不一一列出了。
Which：做哪种二奶
现在包养二奶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老板，比如王老板；一种是官人，比如国企老总或者宣传部长。这两种人，要么有钱要么有权，方有包二奶的资格。
对二奶而言，选择这两种人各有利弊。做老板的二奶，好处是收入高，坏处是不稳定。因为老板财大气粗，要包就包一打，这样才显得气派。但是这样一来，二奶就需要防止三奶四奶们的暗害。万一老板喜欢上了别的青春靓丽的三奶，那么二奶就容易沦落到做小姐的地步。
相比之下，选择官人无疑就稳妥了许多。我们的代表们正如S.H.E歌颂的那样：“你有一个金钟罩，一个铁布衫，走再多崎岖的路也不觉得害怕。”选择官人，就相当于选择了军A的牌照，二奶们就开着奔驰冲着红灯可劲儿地闯吧。但是选择官人也有坏处，因为他们大多像石光荣一样是买办婚姻出身，老婆不是有背景就是有膂力。二奶们得小心谨慎，万一让大奶识破奸情，下场就会很凄惨。
When：什么时候做二奶
一般来讲，二奶的黄金时间出现在25～30岁之间。这时候的女人既有少妇的风韵又有学生的清纯，是最有潜质成为二奶的。所以，各位有志于成为二奶的女士，如果你们未满30岁，并且胸大无脑，那么恭喜你，你很快就能钓到一个迷恋你胸部的凯子。他会带着钞票和公章扑进你的怀里，然后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一样用钞票贴满你的屁股或者在你胸部盖上“xx市委”的印章。以后当你遇到了税务局的菜鸟或者不识相的警察，你就只管敞开你红灿灿的胸部吧，保证他们吓得尿裤子。
Why：为什么做二奶
为什么？这还用说吗？那些含辛茹苦的姐妹，哪个不是好人家的女儿？要不是生活的逼迫，谁他妈的愿意做别人的二奶，饱受社会的冷嘲热讽？姑娘们，你们完全不用理会那些无聊的言语，对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吃喝嫖赌的官僚们和整天无所事事的闲汉，你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竖起中指：“呸，老娘可是贡献了GDP的！”
How：如何做一名二奶
在目前的中国，二奶们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时刻还可以把红十字会拉下水。至于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二奶，王老板给出的意见是——
Stay?Hungry，Stay Foolish。
王老板论流氓
李敖在泡到胡茵梦之后接受采访，无不得意地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唐璜式的情圣，并引用了一句北京土话：“帽子歪着戴，老婆讨得快。”以此来吹嘘自己的流氓本色。和李敖这个菜鸟相比，王老板6岁就钻女孩裙子，8岁就摸女孩胸部，10岁偷看女人洗澡，12岁偷着进女厕所，14岁和女孩亲嘴，16岁看黄色录像，17岁就告别了处男。从这一连串的辉煌事迹可以看到，王老板，才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最近这段时间，不少青涩少年登门拜访，希望向王老板讨教一二。在这里，王老板就言传身教，顺便给各位讲解一下关于流氓的知识。
以前流氓是个贬义词，但是时代在发展，女人在进步，如今的流氓已经成为了007的同义词。当一个女人含情脉脉地骂你是“流氓”的时候，其言下之意就是——你已经得到了脱她裤子的许可。当然，这种理解并非在任何场合适用。比如当你未经许可就擅自脱人家裤子的时候，那么对方嘴巴里的“流氓”很可能就不会带引号了。因此，这个分寸和火候一定要掌握好，要懂得察言观色。
流氓也有假流氓和真流氓之分。假流氓只是在嘴皮上流氓，过过干瘾，行动起来就软了。比如当年的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这怂货自称流氓，但是送上门的美女都不敢用，实在是丢光了军统的脸。他的上司蒋委员长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十里洋场的混混，泡陈洁如的时候耍尽了手段也搞不定，最后把对方骗到旅馆还强奸未遂，简直是废物。记住，做流氓一定不能有妇人之仁，不管老弱病残寡妇幼齿，只要她撇开了大腿，那就绝对不含糊。我们的口号是：一辈子太长，只争朝夕。
做流氓除了胆大包天之外，还需要一定的学识文化，要不然你搞的妞再多，你也就是个古惑仔级别。要想升为流氓，光买点卡是不够的，你必须用文化这颗壮阳药来武装自己。你以为李敖真的流氓吗？他要没有点文化垫底，别说胡茵梦了，就是胡淑芬他也搞不定。当年国民党的特务加入组织的时候，每人除了送一把手枪，还要外加一本《三民主义》——你看，连特务都需要文化，更何况和其一奶同胞的流氓了。所以，你要向王老板学习，多读点书，再不济背几个哲学家的名字，这样起码能显得自己比较有内涵。
根据道行的深浅、修炼时间的长短，流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暴发户型的。这种流氓基本上都是些老粗，仗着自己有钱，就在夜总会调戏小姐。他们层次比较低，属于半兽人一类，王老板根本看不上眼。他们简直是流氓中的败类。
第二种是知识分子型的。这类流氓长得比较斯文，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平时焉不啦叽的，但是一看见美女就立刻雄起，四处播种见缝插针。这种流氓呢，层次就高了点，就不再是半兽人了，而进化成了“叫兽”。比如前些日子因嫖娼被开除党籍的复旦大学陆叫兽，就是其中的典范。一个白面书生，流氓功力如此了得，不禁让王老板刮目相看。
第三种是楚留香型的。这种流氓境界就很高，差不多已经到了“不泡一妞，尽得风流”的地步。当然，其代表人物就是有着“流氓中的佳公子”美誉的王老板了。他身手不凡例不虚发，王老板耍流氓，在乎心，发乎情，止乎礼，让女人如沐春风。其层次又比叫兽高出许多，我们可以称之为——禽兽。
还有一种禽兽不如的流氓，他们位于流氓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是一些书记、代表、委员，他们说着最道貌岸然的话，做着最卑鄙无耻的事，还能高高在上面不改色，简直是流氓中的极品，王老板自愧不如，十分钦佩。
说了这么多，大家也该对如何做一名流氓心里有数了。最后，王老板用一句比较玩味的话来作为结语：在一个政治流氓化的社会，就必须将流氓政治化。这句话很多人不明白，但是有个叫北岛的诗人明白了，于是写了一首诗，他说：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流氓。
当公知成为一种笑料
现如今，公知这个称谓在国内基本上已经沦为地沟油的层次，尽管媒体还在乐此不疲地评选影响中国的公知50人或者100人，但群众们显然已经有点不吃这一套了。他们在网上兴高采烈地嘲弄各类公知，每当看到他们出丑之后，更是叽叽喳喳地发出种种快活的声音。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是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国家彻底向GDP投降了，文化和知识被让位给了权力和资本。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在闷头发财：土地让各级政府赚得盆满钵溢，白领们攀比着年终奖的额度，中产阶级被房贷和下一代搞得精疲力尽，大学教授们则满脑门算计着职称和升迁。80年代的理想主义灰飞烟灭，60年代的反智主义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对物质的渴望压倒一切，当然也压倒了那种泛泛的坐而论道的文化氛围。
从小的方面来说，利益的驱使让公知这个群体也在加速分化。他们中有的参与权力寻租，将知识迅速变现，成为资本的中介和代理，公众形象江河日下。比如一些经济学家，用万能的市场逻辑解释“中国特色”，完成对原始积累的理论美化，把广大人民排除在分赃体系之外。
还有的公知从书斋跳到了互联网的舞台，当他们发现低效的读者来信变成了快速的转发评论，自己的声音可以在微博之类的新媒介得以加倍放大，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表演欲望和导师冲动。要么充当良心代言，一个劲地向群众抛媚眼，迎合某种底层民粹的趣味；要么充当反体制先锋，为了达到效果抹黑造谣，极尽丑陋之能事；要么干脆抱成一团，运营各种圈子文化，全然背离了萨义德曾经对他们的期许：“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和联盟之间。”
更有的公知缺乏起码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只会向观众秀一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这种立场甚至还是摇摆不定的，就像约翰?勒卡雷笔下的间谍利玛斯，骑在柏林墙上，在两种世界的中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跳向哪一边。而投机的念头一旦萌芽，他们的呼吁也就不再具备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感召。
就这样，整个国家的价值走向和公知群体的良莠不齐导致了公知这个概念被沦为一种笑料，但这恰恰是一种更为危险的信号。在一个由权力主导的社会，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属于被体制所吸纳的范围。几年前，《光明日报》发文表示要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公知的地位不像师爷，更像通房丫头。
在当下的中国，热气腾腾的消费欲望冲淡了大众对社会的责任感，犬儒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最终，想要引导或者唤醒整个社会群体对国家命运的集体思索，还是要由知识阶层来发起。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被带上口罩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砝码，意味着博弈过程中的一方力量，尤其是在一个权力近乎垄断的国家。
然而，当公知被烙上羞惭的印记，当没人愿意承担公知的身份，当“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之类的气急败坏成为一种现象，社会将更快地倒向全面的虚无主义。人们将耻于介入公共话题，将无法大胆表达观点，将不愿进行严肃对话，就如同九十年代市场大潮来临前对崇高的解构一样。而离开了那些更为重要的争鸣和讨论，对金钱的追逐会一步步摧毁了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公知当然是可以被批判的，甚至是可以被嘲弄的被恶搞的，但对于符号意义上的公知，我们应该保留一丝尊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或许才能重塑那些早已被稀释得千疮百孔的主题：我们的人文、思想、科学，我们对美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