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本身是很无聊的，但是他们非要把他们那些无聊的破事搞成一场狂欢。比如研究红学的圈子，在外人看来，红学是个什么玩意呢，可是红学圈子里的人却不停地大肆张扬他们所做的一切，并为此热烈争论。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其实是在打捞民族精华，但是却总是忘了其实没人在乎他们在干什么。
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在圈子中待得久了，不自觉地把现实社会也纳入了他们的圈子体系，以为圈子里的判断标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一个人因为他的胸毛很浓密，所以在一个胸毛圈子中拥有了地位。那些胸毛很稀的就纷纷赞美他，他就飘飘然起来，以为自己胸毛浓密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于是这种骄傲的情绪就不自觉地被他带到了圈子之外，他以为在圈子之外的人也会尊敬他的胸毛。圈子外的人当然会觉得他是个神经病，这下子他的自尊遭到了打击，一气之下举起了剪刀，然后高喊：我要剪胸毛了！圈子里的人纷纷劝阻：不要啊！你这么好的胸毛，怎么能剪掉呢？
当然他并不会真的剪掉，他只是做一个姿态出来，以证明自己胸毛的重要性。这就好像宋江一样，在头把交椅前惺惺作态，一个劲儿地说：我不坐嘛我不坐嘛。而梁山泊上头脑简单的好汉们，以为他真的不想坐了，就百般规劝，李逵此等莽汉更是做义愤填膺状，以为他的宋哥哥真的是个视名利如粪土的人呢。其实宋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正如同剪胸毛一样。
总会有一些人看透圈子的本质，最后毫不犹豫地走掉了。这时候圈子就会吸收一些新鲜血液进来，以保持圈子的永垂不朽，反正到处都是追逐名利和缺乏认同的人。在那些新手们仰慕的神色中，他们拥有了身份、地位和尊严，他们失意的人生得到了肯定，他们压抑的人性也得到了解脱。
圈子文化是中国让人恶心的政治文化的一种延续，通过一个又一个圈子，建立了一个又一个腐朽的体系，把一个又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套进去，让他们服从圈子里的规则，遵循圈子里的辈分，苟且偷生，自得其乐，成为一个又一个卢瑟。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很不高兴。
记录者的尴尬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听我妈说起过，三年饥荒的时候，我姥姥吃过人肉。那时候我只觉得好奇，人肉会是什么味道啊？我就缠着姥姥问，老太太刚开始不说，后来烦了，就告诉我：有点酸，很硬，不好吃。我又问：您为什么吃人肉呀？老太太眯着眼，敲了敲旱烟杆，说：人饿了，可不就什么都得吃。
我姥姥在谈及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就像在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我长大以后，我才在那种平淡里琢磨出一丝不动声色的残忍。四川曾经有支女子朋克乐队U235，她们唱过一首叫《姥姥》的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姥姥
你只剩下皮
你只剩下骨
没有血也没有肉
还在教育我什么道理
姥姥
你有没有梦
你流泪了吗
这社会主义很好
可那死亡除不掉
我无法对我的姥姥做任何道德上的评判，或许是因为软弱，或许是因为别的，但那个烟雾缭绕中平静的老人所带给我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带给我的最初印象：饱含苦难但没有苦难意识，富有人性却没有人性尊严。五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最终只是风干成了两个字：生存。这两个字被一个不知名的右派刻在了夹边沟的窑洞里，三十年后被人发现的时候依旧清晰。
生存，多么伟大而卑贱的字眼。为了生存，那些大学教授、县长书记、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他们撅着屁股互相用勺子从肛门里掏粪便，他们从别人的呕吐物里寻找可以吃的一两块洋芋，他们拖着浮肿的双腿艰难地爬向一碗稀粥……这一切令人难过或是愤怒，但其中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它不提供任何社会的、人文的、历史的、政治的启示，在中国，它仅仅作为事实而存在——有时候甚至连事实都不是。
因此我相当不喜欢余华的《活着》，也不是很喜欢《夹边沟记事》中的某些叙述。如果说在那三年，生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高标准，那么现在它不应该还是。不管以多么艰辛的方式，活着本身没有多少可值得赞美之处，否则等于把人类降低到了动物的最低层次，正如《夹边沟记事》里所展示的那样。作者杨显惠对记录本身的着迷，使得这本书最终没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显得有些尴尬。更多的叙述者忘情于回忆苦难，在不断回忆的过程中，他们的思考也最终定格在了过去。在《憎恨月亮》一文的结尾，讲述者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以前的事情了，社会真是进步了。
真的是这样吗？在今天，还有更多的苦难不为人知，还有更多的死亡默默无闻。一个古稀老人会因为摆摊就被城管一脚踹翻在地，这样的社会算什么进步呢？一个普通公民会因为自由言说而被警察严刑拷打的社会算是进步吗？但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叙述者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生存，最大的价值也是生存，当他们用那样的价值来判定如今的年代，他们会觉得一切都很美好，至少他们自己觉得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到绝望了。当我们还在试图通过这本书了解真相，痛苦地思索为什么类似的悲剧在中国反复地循环发生，作为真相的当事人却对我们的痛苦露出了笑容，就如同我姥姥家悬挂的那张领袖画像上的笑容一样。这种诡异的笑容在中国人的脸上从来不曾消褪，它永远在昭示着一种无法言说的不详含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及中国的文明时曾经很不客气地说过这样的话：它没有任何价值，它活着，仅仅是因为它僵掉了。那些在夹边沟挣扎着幸存下来的人，如今他们在某个县城的机关领着退休金，或者自己开着一家花卉市场，过着儿孙绕膝的生活，他们回忆起往事平静得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都活得很好。
《夹边沟记事》最后是以一首小诗作为结束的，写这首诗的是一位名叫王永兴的右派，他晚年一心向学，精读典籍。但1960年当他躺在明水农场的地窑里，觉得万分悲苦的时候，写下了这首诗：夹边沟是一弹丸，全国地图画上难。缘以沙沉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
有超过一半的右派死在了那里，他们死后被随意地扔在茫茫荒滩，尸体被野兽吞噬，家属遍寻不见——尸骨无存。在全国，至少有两千万人无声无息地死去。
虽然我没有读懂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但我要祝愿那些幸存下来的老人，以及我的姥姥，祝他们健康长寿。有时候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你活得越久，你就能看到更多。
剥知识分子的皮
很多人和我一样不喜欢知识分子，但是你要问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和这些本能就讨厌知识分子的人相比，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我对旧时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心存敬意，比如陈寅恪、马寅初、傅雷、徐梵澄等等。他们的学识人格都堪称完美，让我肃然起敬。但是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却早已沦为带着雅各宾倾向的追逐权力的恶棍，他们除了夸夸其谈和不说真话之外，就看不出什么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总是在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表达比他们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直到大众搞不清楚他们想说什么为止。
最近看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在这本以说知识分子坏话为目的的书中，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都被剥掉了身上光鲜的表皮，露出其肮脏颓败的灵魂。
首先被剥了皮的家伙是卢梭，这个有着裸露癖的思想家自称是“人类的朋友”，但是却没有哪个“人类”比他更加忘恩负义。他的情妇华伦夫人至少救过他四次，但是当华伦夫人落魄的时候，他却对她的求助置之不理，导致其最后因贫病而死。
而伟大的剧作家布莱希特先生，更是除了自己的名声，就再不关心别的。他两面三刀，周旋在两大敌对阵营中间，终于从各方面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奥地利的护照、东德的支持、西德的出版商，还有瑞士的银行户头。
至于托尔斯泰，这位“上帝的兄长”，则是一个无耻的嫖客。他光顾过的妓女比《复活》的页数还多。他歧视女人，支持农奴制，对任何活生生的人都没有感情——他简直可以和斯大林相媲美。
还有萨特，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他鼓吹的存在主义哲学号召人们用行动代替思考。但是他既没有去炸军车也没有刺杀党卫军，而当别人都在关注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时候，这个矮个子四眼却一门心思想着“肛门和意大利式的做爱”。在他的性伴侣波伏瓦的帮助下，这个罗莉控马不停蹄地勾引着一个又一个的未成年少女。
和他不相上下的则是以坦率诚实自命的罗素，在他80岁的时候，依旧“不顾他的高龄，追逐着每一个他遇到的穿裙子的女人”，而且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此外，他还是一个十足的市侩，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向别人吹嘘他的净收入。
除了上述的几位，还有海明威、雪莱、易卜生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被剥光了皮赤条条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毫无疑问，偷窥这些知识分子一丝不挂的鸟样是一件非常有快感的事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存有这种念头，不妨买来这本书看看。
在书的最后，保罗?约翰逊向我们提出了一句可以让人铭记于心的忠告：“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思想专制。”
曼谷红灯区
对于每一个虔诚的色狼来说，毫无疑问，曼谷红灯区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麦加圣地。抵达的时候是凌晨5点，虽然一路舟车劳顿，但是这丝毫不能影响我朝圣的心情。住进高山路的旅馆，休息了一会儿，就拿着地图和相机直奔曼谷最著名的红灯区——帕蓬区（Patpong）。
本来打算徒步前往，结果走到唐人街的时候就迷路了。曼谷的道路规划糟糕得就像被一群犀牛踩过一样，到处都是七扭八拐的soi（小巷），连一条主路都找不见。最后我利用有限的天文学知识，根据太阳的方向，摸到了湄南河边，搭乘当地的免费渡轮到了南区。然后沿着高架轻轨走了10里地，终于来到了Lonely?Planet所指示的帕蓬区。结果，LP的标记是错误的，导致我在the?solim东边转悠了一个小时，连个红灯影子也没看见。眼看着天慢慢黑了下来，我不得不撕下脸皮询问一个蹲在路边的泰国佬。泰国佬非常振奋地一跃而起，带着我就往人群里钻，走了10分钟，来到了Surawong大街，泰国佬指着这条街说：Here?it?is！All this?area！
正在我心潮澎湃之际，泰国佬察言观色，问我要不要看fuck show，我不置可否地笑笑。他迅速从屁兜里摸出一叠画册给我过目，我瞄了一眼，一堆一堆的全是五花肉。对于见多识广的王老板来说，这根本就是一张素菜单子。我说我没兴趣，就走开了。但是泰国佬锲而不舍地跟在我后面，用他蹩脚的英语向我描绘了一幅只有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画面：That’s?sexy!You?know,boy?fuck?boy,girl?fuck girl,boy?fuck?girl,boy?fuck?%#,%# fuck %#(后来我明白他说的是人妖)。这个拉皮条的跟着我走了足足200米，才悻悻地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