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生来腼腆，有的性情奔放，但他们都不爱说谢谢。这些人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谢谢是一种虚伪的表达方式。在很多时候，你说谢谢，仅仅是因为你需要说谢谢，你需要让自己看上去很有礼貌很有教养。
不愿说谢谢的人
刚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去一个北京同学家里做客，他妈妈给我们递了两听可乐，我接过来，嚅嗫着还没张嘴说话，而我的同学却说了一句：谢谢。我大惊失色，感觉这一幕无比荒诞，匪夷所思。等从他家里出来以后，我迫不及待地问他，为什么你要对你妈说谢谢呢？他感到很奇怪，说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然后他反问我，你从来没有对你妈妈说过谢谢吗？我低下了头，心想，岂止对我妈没说过，之前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谢谢。
那年回家的时候，觉得非常愧疚，这么多年了，没对我妈说过一句谢谢，真是不应该啊。有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妈给我端了一杯牛奶，我接过来，满怀着感激和爱，对她说了一句：谢谢。然而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我妈脸都绿了，看上去有些气急败坏，冲我嚷嚷起来：你说什么？在外面学好了是吧？有出息了啊！我也有点慌了，赶紧解释：没没，妈，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说……我妈气咻咻地走了，接下来的几天再也没给我端过牛奶。
我妈的心情不难理解，她觉得她的儿子远离了或者背叛了他成长的环境，他去了北京，成为了一个文明的体面的，或者是虚伪的客套的，即将跟她分道扬镳的人。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个王八蛋居然跟他老娘说起了谢谢！这样的心情我也是后来才体会到的。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十多年。虽然每年只能见一面，但在我心里他始终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和烟雾缭绕的录像厅、褪色掉皮的台球桌、被翻烂了的武侠小说以及露天电影院一起，都被深深地雕刻在了我的县城记忆里。这记忆对我而言是如此深刻，我坚定地认为它是不可磨灭的。直到不久前，这种记忆出现了坍塌。我帮了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忙，然后他发了条短信过来，上面只有两个字：谢谢。那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谢谢，我很难说清楚那时候是什么感觉，觉得垂头丧气，就像我妈当年听到我说谢谢一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可能是地域的原因，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不愿说谢谢。后来我试图从其他角度去更准确地把握这种心态，但一直做不到。倒是崔健有一次在接受《人物》栏目的访问时，说过这么一段话，让我印象颇深：“原来我是最讨厌虚伪的礼节这种东西，很多世俗的礼节，我都没做过。后来我发现像我们这般大的人，都有同样的特点，就是我们都没有礼貌，我们没有礼节，我们对什么人都无所谓。我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去绅士地给人行礼；我们不会像日本人一样，见面先给人鞠躬；我们甚至不会像我们长辈一样去按传统的那种方式，去给人行礼，都不会。后来我发现这就是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代。但是这点有它一定的价值，有它一定的可悲性。”
崔健的这段话给我的感觉是，那种不讲礼节的性格更多的是有一层沙文主义色彩。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代，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沙文主义倾向，这种沙文主义表现在地域上——举例来说——就是大院文化。是那种唯我独尊的、蛮横的、粗暴的、爷们儿的文化，他们不跟人说谢谢，没有礼节，很多时候只是出于排外的或者优越的心理。从清朝提笼架鸟的富家少爷到那些张牙舞爪的大院子弟，从大清朝到新中国，这种心理得到了遗传，而这无疑是非常丑陋的。但我相信崔健并非如此，他想表达的或许是热情和坦诚的渴求平等的性格。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生来腼腆，有的性情奔放，但他们都不爱说谢谢。这些人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谢谢是一种虚伪的表达方式。在多数时候，你说谢谢，仅仅是因为你需要说谢谢，你需要让自己看上去很有礼貌很有教养，因为这是社会规范的一种。而我对很多人都不愿说谢谢，比如餐馆服务员，每次看到那些年纪比我还小的姑娘给我上菜的时候，我总是想，凭什么她们要拿着微薄的薪水来给我端菜呢？她们本来都是我的姐妹，她们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我拒绝自己像一个脑满肠肥的食客一样，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一边头也不抬地对她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谢谢。在一个没有小费习惯的国家，我可以默认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绝不会用一句谢谢来将之明确化。
你可以把这理解为矫情，理解为偏执，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嘲笑我，但我就是讨厌这么干。在这里，我的情感是分明地指向平等主义的，表现在对一个因为起点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无法享受结果相对平等的餐馆服务员的态度上，但现实却逼迫我去接受残酷的市场竞争概念。这造成了很多人比如崔健的矛盾和分裂：“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崔健在那篇访谈中说自己原来是最讨厌虚伪的礼节的，说明他现在也许已经没那么讨厌了。就像我现在偶尔也开始说谢谢了，这种感觉有点像王小波：“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
你到底想干什么
在剑桥玩的时候，我曾经愁眉苦脸地向一个在剑桥教书的朋友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迷茫，希望她指点一二。朋友说，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在《搏击俱乐部》里，泰勒用枪指着那个杂货店老板的头也问过这样的问题。那个中年人哭哭啼啼地说他想当一个兽医，而当时朋友就算用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我估计也依然说不出我内心到底想干什么。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主教学楼只有两层，一层是低年级，二层是高年级。每当课间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就在院子里滚铁环丢沙包，而高年级的同学就在楼上潇洒地看着我们。那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站在楼上，俯视下面的芸芸屁孩，那多酷多优越多高人一等啊。后来等我成为了高年级的一员，站在楼上，每天却只想从上面跳下去。我才明白那时候他们之所以看着我们，只是因为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事情可干。
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得到了你所想要的东西，这句话是谁说的来着？人这一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哪怕只是一个瞬间，就像《一一》里简南俊的老婆，中产阶级的生活过得波澜不惊，有一天忽然崩溃了，对着自己的男人痛哭失声：“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自我觉醒的时刻，不再低头生活，而是仰起头看着二楼的高年级同学。可是自我觉醒之后呢？鲁迅告诉我们，人生最苦痛的就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我很羡慕两种人，一种人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他们前脚踏进社会，后脚就准确地知道该迈向何方。他们随身携带着GPS，在社会的地图上永远不会走错。他们不会思考什么狗屁自我觉醒这种问题，在他们看来，有那些时间还不如多研究一款股票。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于是他们活得很快乐。还有一种人更不会考虑这种问题，他们只知道及时行乐，永远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但他们活得也很快乐。在丽江的时候，我曾经遇见了《新周刊》的社长××，老头一大把年纪了，在酒吧又唱又跳，一会儿兴致高昂地吟诗，一会儿又醉醺醺地写书法。一晚上左边搂着一个美女，右边抱着一个美女，大腿上还坐了一个美女，乐得眉开眼笑。记得当时朋友跟我说这就是人生的境界，我那时候想，狗屁境界，寻欢作乐也是人生境界？我开始上纲上线地认为，一个人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不需要寻求什么价值，都可以这样。后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心底其实羡慕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否定它，只是因为我做不到。
年轻的时候总是在一些问题上过于执著，比如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想又想不明白，活得垂头丧气，就像一滩泥巴。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却把生命当纸钱一样烧了。就像那些垮掉派，成天磕药乱搞，开着破卡车到处穷混，最后年纪轻轻的一个个都嗝屁了。我们觉得他们没孝敬过爹妈，没贡献过社会，没报效过人民，活得真失败啊。但是每个人心里又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啪的给秃顶的上司一个嘴巴，然后冲出写字楼，随便跳上一辆火车就去做浪客剑心。我们一边用大道理否定他们的人生观，一边又滴答着口水希望参与这样的人生。在电影《燃情岁月》里，那位衣冠楚楚的大哥在弟弟的坟前不无惆怅地说：“我遵循一切法则，人的，神的，而你什么也不遵循，每个人却都喜欢你。”
这让我想起了黄霑，小时候在录像厅看过的《喋血双雄》，记住了里面那首动人的插曲，后来知道那首歌叫《随缘》，作词的就是这位已作古的老兄，里面有两句让我一直念念不忘：
人生，过路客不说唏嘘。
人间，我和你不过寄居。
吃什么和穿什么
从小到大，曾经有很多问题困扰过我，比如黑洞到底是什么，张琳灵的真实胸围，四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以及“妈，啥叫梦遗？”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今后的人生中，都慢慢得到了解答。但是有两个问题，却一直让我非常烦恼，那就是吃什么和穿什么。
关于吃什么的问题，由于我是山西人，吃面食长大，而面食这种食品，不管做得多讲究，到嘴巴里都差不多。再加上我妈做饭很应付，每年只有我过生日的时候，才会炒几个菜。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了十几年，我的味觉已经被摧残得差不多了。再加上我还是个色弱，而且常年患鼻炎，因此美食所具有的色香味等特征，我都无法识别。大学的时候，每天在食堂吃饭，大家也看不出我是个残废。但是毕业以后，我进了著名外企，成了白领中的战斗机，经常去高档餐厅吃饭，这时候我的缺点就全暴露了出来。
每当我捧着那些精美的菜单，就像捧着凤姐的脸，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内心湿成一片。通常我点的菜都像是泔水，但是对方点的几道菜都非常有水准。我就会在心里把这几道菜的菜名狠狠记住，咬碎了咽肚子里。下次再和另外一个人来这家餐厅的时候，我就不那么慌张了，捧着菜单细细端详，然后“啪”一个响指，服务员应声而至，接着我用低沉有力的白领嗓门告诉他：“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多放油，这个少放油，这个别放油。记住了吗？好，那就下单吧！”然后我扭过头对目瞪口呆的同伴说：“上菜还需要10分钟，我们先谈一下这次的合作项目好了。”
采用这样的方式，我不仅掩盖了我是个餐饮白痴的事实，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食家的形象。在北京外企圈，只要提起王老板，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有品位！有眼光！有内涵！不过当他们凑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偶尔产生一丝疑惑：咦？为什么每个人都跟王老板吃过长安一号的松鼠鳜鱼？
后来有一次跟久未见面的大学同学吃饭，看着那些熟悉的菜名，我终于憋不住了，结结巴巴地说：“来，来，来一个尖椒土豆丝吧。”同学立刻搭腔：“那再来一个葱花炒鸡蛋！”我紧跟着点：“再来一盘宫保鸡丁！”他又接着要：“再上一盆水煮肉片！”服务员问：“要什么汤吗？”我俩异口同声：“酸辣汤！”“米饭呢？”“两大碗！”“酒水呢？”“燕京纯生！”说罢，我们相视一笑，好汉重好汉，英雄识英雄，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么些年来，在饮食方面，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我只要喜欢吃一样东西，就会不停地吃下去。比如土豆丝，我吃了二十几年土豆丝，始终吃不腻。我爱土豆丝，土豆丝也爱我，对我来说，鲍鱼饭算什么。不过有时候想想，其实这也是因为我不知道吃什么，所以只能坚持吃自己熟悉的。就像我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只有坚持现在的我，从不轻易改变。
至于穿什么的问题，简直比吃什么更让我烦心。我妈是苦出身，以前经常在村里演一些白毛女、李铁梅、阿庆嫂这种女愤青形象，阶级感情很强烈，打小就把我捣鼓成一个农民阶级后代的模样。可惜我从小眉清目秀，怎么看都像知识分子。直到上中学前，我穿的还都是布鞋，碰上个节日才穿白球鞋。上中学以后，我妈几乎没给我买过多少衣服，经常是我爸单位发了一双回力球鞋或者一件的确良衬衫，也不管大小是否合适，就愣往我身上罩。那时正是我最敏感的青春期，每天穿着XXXXXL号的衣服。走在学校里，别人光看见衣服动，看不见人在哪儿。换了别人，早自卑得上吊了。我却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那些冲我指指点点的人都当成傻瓜。可是着装品位依然在解放前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