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这就使得西欧、北美、澳洲等地长期成为人力资源净流入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世界发达地区年均净移民为13.6万人，而此时欧洲地区仍以迁出为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才从长达一个半世纪多的净迁出转变为净迁入，且净迁入量越来越大。1970-1980年，欧洲年均净迁入量为40.3万人，到1990-2000年增加至平均81万人，此时世界发达地区的年均迁入量为215.6万人。同时，净移民率从20世纪50年代平均为0.16%，增加到90年代的1.85%，增长了10.6倍／。西欧虽然不是传统移民输入地区，但自二战结束后，西欧总共接纳了大约2000万名的外籍劳工。德国是欧洲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1990-1999年年均迁入移民82.27万人，其中经济性移民占33.5%。其次是英国，年均迁入19.77万人，其中经济性迁移占23.24%。另外，年均接受移民较多的国家还有意大利（9.13万人）、法国（8.65万人）、西班牙（7.35万人）、比利时（5.31万人）等国。近年来，这些国家中经济性移民占总移民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50%以上，如1998年英国达到54.55%，1997年法国也达到46.3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迁入的移民数量最多，1946-1996年，累计迁入2468万人，年均为48.4万。1950年均迁入约20万人，1960-1970年年均迁入为40万人，1990-2000年年均迁入已达98万人。其中，最高年份1991年达182.7万人，1998年后有较大幅度下降，到1999年降为64.7万人，而2003年又增加到70.58万人（ILO，2000a）。因此，从总趋势看，迁入美国的移民数量是逐期增加的。近年，美国移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高素质移民的数量大幅度增加。1990年，美国对侧重于家庭团聚和接收难民的《1965年移民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移民法大幅度地增加了高层次“智能型”移民的配额，由过去每年5.4万人增至14万人，而低技术性劳工移民的签证配额由1.8万降到每年1万名。同时，还修订了HL类和设立OPQR类非移民签证种类，专门发给没有移民意向和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外国人到美国从事特别领域的工作，另外还新设了每年1万人的投资移民。因此，新移民政策的制定，使移民政策向职业性、投资性移民倾斜。根据1999年ILO统计显示，美国经济性移民占总移民的比重从1990年的13.2%，增加到最高年份1995年的42.5%，其中整个20世纪90年代年均达到24.9%，比上一时期的17.2%提高7.7个百分点。
加拿大的情况与美国相似，战后每年移民人数一直保持增长趋势（除20世纪80年代外），1946年为7.05万，1975年为18.60万人，进入90年代增至22万人，其中最高年份达到25.58万人（1993年）。1946-1997年，累计移民达到750余万人，在全国总人口的增量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在移民中，经济性移民占的比例不断增大，1997-1999年平均占移民总量的40.8%。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世界第三大移民接受地，每年有大量的移民迁入。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年均接受移民24.44万人，新西兰年均接受3.81万人。
其中，经济性移民占的比例很高，澳大利亚平均为40.95%，而新西兰更是高达73.01%。
亚洲的移民流动，主要是亚洲内部的流动，其主流是前往海湾产油国的合同工。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移民大规模增长，1985年共有320万亚洲人在海湾国家工作，此后数量因油价下跌和海湾战争而减少。其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也吸纳了不少亚洲的劳务人员。在日本，由于“少子高龄化”的加深，劳动力严重不足，促进了移民的进入。1995年，日本净迁入4.68万人，到2000年净迁入增至12.54万人，同时还有不下50万人的非法移民。1990-2000年，日本接受移民总数为180.06万人，年均16.37万人，至2000年年均达到29.68万人（ILO，2000a），比以往有很大增长。
2.新移民政策推动下的人力资源结构优化
除经济因素以外，另外一个促进人力资源流动的重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人力资源补充严重不足。2000年3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替代》报告指出，一个新的移民潮有可能解决欧洲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赤字”问题，从2000年起到2025年，欧洲需要7700万移民才能缓解人口老龄化现象。同样，德国劳动局的一项报告也指出，按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德国劳动力市场每年将减少20万人左右，并且由于较低的出生率，本国劳动力无法填补。因此，这使得德国养老金入不敷出，即使每年有30万外国劳动力进入德国，到2050年从业人数与领取退休金人数之比仅为100：80，而维持良好的养老金体系需要3：1的比例（金喜在等，2003）。
由于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促使这些地区政府制定新移民政策，放松国际人力资源流入的限制。1990年，美国实施新移民法后，大幅度提高了移民配额，将配额由约54万人增至1992-1994年的70万人，并从1995年起每年保持为67.5万人以上的数额，使得高素质移民的数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人口结构。新移民法实施后的前三年，每年入境移民均突破百万大关，1991年为101.2万，1992年为118.3万，1993年为127.2万，其中85%是从14岁到44岁之间的青壮年。他们的到来，给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后劲，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弥补了美国劳动力的不足，并使美国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与其他国际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显得年轻。2002年6月28日加拿大实施的新《移民暨难民保护法》
（Immigration and Re f ugee Protection A ct）对1978年2月24日修订并正式生效的《新移民条例》的很多项目进行了修改。首先，对移民“评分指标”进行了大调整。取消了多项与亲属裙带有关的评分项目，增加了教育、技术、技能等相关项目的分值，并把总分从110分降低到100分，及格分数从70分提高至75分，同时明确了商业类（投资移民、企业家移民和自雇移民）移民的甄选条件，并订立了门槛不高的分值（35分可过关），这就有利于技术型和商业投资型的移民进入。其次，对年龄条件放宽了限制。家庭亲属团聚型移民，从原来的19岁以下提高到22岁以下，对配偶申请来加生活的担保期由10年缩短为3年，同时商业移民的年龄上限从原来的44岁提高到了49岁。因此，这些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加拿大的人力资源结构。1998年5月法国实施的新《谢弗内芒移民法》比1997年6月实行的“移民条例——内政部通函（CIRCULAIRE）”，在总体上要宽松得多。新移民法规定凡能证明已在法国连续居住10年以上（学生身份15年），无犯罪记录，且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外国人，均可获短期居留权，但连续居住年限比旧法减少了5年。而早在1999年10月，欧盟也作出决定，要求各成员国努力协调彼此政策，以改善外来移民状况。这些移民政策的改变，大大地增加了其他国家向欧盟国家移民的数量，同时使得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非法移民获得合法国籍或居留权。
发达国家移民法的普遍修订，放松了青壮年及技能型移民的限制，对改善移民结构以致移民国人力资源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物质、货币与人力资源三者的国际流动中，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是最困难的，特别是大规模的人力资源流动。因此，人力资源跨国流动的迅速扩大，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同时它将带来知识、信息等无形财富的增长，对经济的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国际间的人力资源流动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必然产物。在人力资源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及其相关组织必须做好应有的准备，发挥其积极效应，共同促进世界及区域经济的繁荣。
（二）严格户籍制度等政策环境下的国内人力资源区域流动
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力资源区域流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运动及政策性烙印，人力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不能否认有经济上的动因，但绝大多数是受国家政策的严格控制，其中影响最大和最深刻的是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同时，不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严格的户籍制度自始至终对人力资源流动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
1.群众性政治运动起主导作用的人力资源流动（1950-1978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进行了多次的政治运动，他们对当时及以后的人口迁移与人力资源流动有着深远的影响。1958年，“大跃进”及其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导致了中国人口出现大波动，它不仅表现在人口自然变动上，还表现在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变动方面。这一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而出生率则大幅度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史上唯一的负增长期。
据198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59－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而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J．Coale）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中估计，1958-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700万人，我国学者对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后，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达到1700～2200万人。
尽管人口在数量上绝对减少了，但是人口流动幅度却不断增大。这主要是由于“大跃进”政策失误和三年自然灾害使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导致大批逃荒的灾民形成的。1960-1961年是中国农村人口的一次外流高潮。据有关部门估计，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600万人次，1963年全国长期流动人口约5万人。同时，从1957-1963年中国客运量数据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这几年全国客运量分别为：1957年6.4亿人，1958年7．5亿人，1959年9．1亿人，1960年10．7亿人，1961年12.0亿人，1962年12.2亿人，1963年9.8亿人。在最困难时期的1960-1962年，客运量连年攀升，而到1963年则下降为9.8亿人，比前一年降低2.4亿人，由此知道，这种数量的变化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因素而引发的。从城市暂住人口数量看，1958-1959年是高峰期，达到300多万人，但1960年以后暂住人口只有1958年的1／3，下降到100万人左右，大部分人返回了农村，引起了相应的人口大迁移。“大跃进”使人力资源大批流入城镇，而三年自然灾害后又迫使人力资源“遣返式”回流乡村，同时使大量人口向产粮地逃荒。
“上山下乡”和“知青返城”，形成两股方向相反的人力资源洪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前后持续达20多年，共有1800万左右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安家落户”，每年形成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源洪流。“上山下乡”，由自发到强制，最后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运动，它决定了当时人力资源的基本流向，形成一种“反城市”现象。1954-1957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由探索而逐步规范化的阶段，主要对象是中小学毕业生。据1957年9月11日《光明日报》记载，全国已有近200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1961-1966年为全国性、大规模、有组织地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阶段。全国共有129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加上为数众多的回乡知青，总数约为1000万人。1967-1976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阶段。十年间，全国约有1400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共有1／10以上的城镇人口以这种形式被送往农村。1976-197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阶段，数量逐年锐减，到1979年减少到243万人，同时在全国卷起了强烈的知青“返城风”。因此，这在城乡间形成了一来一往的以知青为主体的人力资源往返流动，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起了极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