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有人选择退出，但没有人选择倒退 (1)
2006年3月29日，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在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生活中总会需要作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为了受益而付出一些代价。”
另一种选择是倒退。但“没有人想要那种选择”。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表明……中国和美国能够在一个我们协力掌舵的全球社会中──而不是在一个经常对抗的环境中──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而一起合作”。
正是因为没有人愿意选择倒退，即便是华盛顿重要的人士变更也不再可能对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产生根本影响。
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还真的要感谢两个人、一个理念和一个机制。
两个人，是指布什总统和佐利克。一个理念，是指“利益攸关者”理念。
一个机制，则是指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也即奥巴马时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这其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尤其具有深远影响，结合着中美高层之间的常态化的访问，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困扰中美关系的沟通问题。
很明显，沟通有助于建立信任关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是在人际关系还是在国际关系中，密切的联系都显得十分重要，而信任关系的“培植”也确实需要实际的接触。
在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斯看来，管理的内容之一就是推销主张，如果你不能沟通，也不能使人信服，那你就不能管理，而处理好重要的对外关系也正是管理的主要内容。
尽管电话、电子邮件的普及使得沟通的方式变得多元化了，但最古老也是最实用的沟通方式却还是面对面地交流。而在以往，中美两国最欠缺的就是面对面的交流。
在谈及中美两国发展关系的主要障碍时，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马克？柯克曾经认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基本的理解，这是由于两国所说的语言根本不同。
一般来说，美国人能在6个月之内就能学会西班牙语，而要学会汉语则需要两年时间。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成千上万的更多学习中文的人才，需要花更多的资源和时间研究中国、了解中国。
随着对彼此基本了解的增加，柯克相信两国之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在他看来，“如果美中两国互相对抗，21世纪就不会是一个愉快的世纪。
如果双方进行合作，两国就都有大好时机享受前所未有的繁荣。”柯克先生的话，委婉地道出为增进互信所需要做出的切实的努力。而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及过去十年的良好发展也清楚说明，超越经常危及双边关系的公开争吵，实乃明智之举。即便双方未能拿出快速的解决方案，但更好地相互理解，可能使现有争议更易于管理，并有助于防止新争议的产生。
这也是布什时期保尔森等人所热衷推进的事业。与那些对每一次中美高层对话都抱有较高期待的人不同，银行家出身的保尔森更相信，中美双方能切实地交换看法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不必对着事先准备好的文稿解读其背后的含义，而是直接倾听、了解各方面的动向。
在诸多象征意义之外，信任关系的推进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果。
信任关系的建立也同样需要时间。事实上，不仅中美关系，世界上大多数双边关系都具有复杂的特征，这也使得“盲目的信任”几乎没有藏身之处，要想建立信任，就要付出代价，而时间就是最大的代价之一。
在2006年12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保尔森坦言他把重点放在了一个较长时间框架和全面的解决办法上。他告诫说，“如果想要立竿见影的结果，那是不太现实的”，华盛顿以及华尔街的理智做法是，着眼于“真正重大的问题”。而建立信任关系本身就是“重大的问题”。
像人际关系一样，两国的信任关系的建立也需要耐心。
在谈及对话机制的用途时，作为发起者的保尔森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为了抑制美国国会内部不断升温的“中国恐惧症”。从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到美国人停滞的实际收入，美国国会中的一些人将很多的美国经济问题都归咎于中国。
在保尔森看来，有许多抱怨是没有道理的，或是被过分夸大了，但它们确实可能演变为贸易保护主义。基于此，保尔森等人在多种场合以不同方式强化着中美长期对话意识，但为了应对国内存在的焦躁情绪，他也在努力得到一些短期成果，因为这也是华盛顿和华尔街的现实要求。
针对来自国会和利益集团的急躁情绪，2007年6月5日，保尔森在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时称：“战略经济对话的任务是长期的，在短期主义盛行的地方难以得到认可。”对于2007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战略经济对话“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的观点，保尔森持有异议。他表示：“这……没有抓住重点，”
要取得成果，“我们必须建立关系，采取小幅而慎重的措施，为更大变化的发生创造条件。”
竞走，虽然不是跑，但从长期来看，并不比快跑慢。
由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中美两国信任关系的建立也便体现出鲜明的“渐进性”。这种渐进，一方面表现在双方对所关心议题的日趋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两国相互认识的逐渐完整和真实上。
奥巴马时期的波折，也恰恰说明了这种与“复杂性”伴生的“渐进性”。
2006年12月中旬，当中国副总理吴仪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和其他内阁成员观看展示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幻灯片时，她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些美国朋友不仅知之甚少，而且对中国的现实存在很多误解。”
《时代》周刊对此的解读是，她的主要听众不仅是保尔森和他率领的美国高级官员“梦之队”，其实真正的对象是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的复杂性，也注定了中美关系会有很多波折。建立信任关系，需要时间。
国会工作不好做，除去它所代表的利益太过复杂和分散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议员人数太多，不利于发展关系。
如心理学家所言，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中，真正可以信任的人一般不会超过50个。这些人多半是比较了解、有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你相同或相近的生活目标的人。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和上百乃至数百人建立信任关系，将是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也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怎么办好呢？
保证“通道”的畅通是关键所在。客观地说，奥巴马时代，将原有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中美战略对话合二为一，同时改为每年一次，是不利于中美之间的交流的。
在当下，中美关系如此丰富又充满曲折的情况下，多交流才是正路。看上去，合并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似乎是有升级的意味，其实是减少了对话次数和沟通力度。
以2010年为例，中美关系那么纠结，如果是在布什时期，不仅有数次战略经济对话，还会有很多高官访华，可能问题就好解决许多。但遗憾的是，恰恰是在如此重要的一年，仅仅有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高层访问也明显不如2009年多。问题便积累起来了。
对中美关系来说，2010年是比较堵的一年，无论是经贸摩擦，还是政治分歧，尤其是美国在黄海的军演及希拉里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都让人感到中美关系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情况，急需解决。
及时雨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先是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的访美行程确定，给了拥堵中的中美关系一针兴奋剂，而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即将访华的消息，则给久已生疏的中美军事关系带来缓和的迹象。
航母也是时候回家过年了。
应该说，在中美关系中，军事关系一直都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中美军事关系还成了“替罪羊”，即一旦中美关系走弱，军事关系就会显得非常“寒冷”并十分引人注目。
2010年就是很好的例子。先是年初，美国对台军售，使中美关系打了一个寒战。而后就是美韩军演，美国航空母舰试水中国黄海。一时间，中美关系阴云密布。
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的南海宣言，明显地挑拨离间，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越位”之嫌。
一般情况下，这种狠话，是要由国防部长来说的，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国防部长盖茨的表态却远没有希拉里强硬。这在当时，带给人们很大的疑惑，有人甚至猜想，希拉里可能是想弄个国防部长干干，在无法稳定白宫的情况下，干脆将其他重要职务干个遍，也不枉此生。盖茨透露出的归隐念头更是加深了人们的这种猜疑。
但无论如何，从黄海到南海，中美军事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从而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拥堵态势。
没有无缘无故的风。
看上去，中美军事关系所发生的冷却现象显得有些突然，但其背后，却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关。
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有一条核心的主张，就是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这一点，不以白宫主人的变换为转移。即便在奥巴马时期，虽然美国的经济不景气使其一度保持低调，但白宫和五角大楼对其他“追赶者”的警惕却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也是中美关系和美俄关系始终无法充满信任地向前走的关键所在。
除此之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还有巨大的利益接触和摩擦，以及彼此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互信和互相欣赏。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夏天，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GDP世界第二，这更加深了美国政客及军方对中国的疑虑。并非巧合的是，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也正是从那时起进一步增强了。
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也是中美军事关系进一步冷却的重要原因。
就美国的全球布局而言，亚太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一方面，这里是美国的安全屏障，不仅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些铁杆盟友，更有俄罗斯、中国这些潜在的战略对手，还有朝核问题这一烫手的山芋。从这个角度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大了美国的亚太安全忧虑，也促使其加快了“重返亚洲”的步伐。
其实，重返亚洲无须这样生硬。
事实证明，美国的这种先是就坡下驴，进而咄咄逼人的“重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从2010年夏天开始，东北亚地区就成了军演的热浪区。到了2010年年底，美国甚至出动了3艘航母进入这一地区，大大降低了朝鲜半岛的安全系数。
尽管美方一再强调，一切与中国无关，但无论是美国在韩朝对峙中的火上浇油做法，还是3艘航母游弋在巨龙身旁，都很难让中国人感到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