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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统一大业的兴衰(13)

总之,诸葛亮对治理蜀国做出了贡献。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历代封建统治者特别宣扬诸葛亮对刘氏父子的忠诚,赞美他具有封建美德。而人民则把诸葛亮看作智慧的化身,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赞美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同时也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赋予了高度评价。

孙权建立吴国后江南经济的飞跃发展

三国时期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吴国,建国者是孙权,根基的奠定者却是孙权的父亲孙坚和哥哥孙策。

孙坚是东汉末年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县)人。早年做过县吏,因召募兵勇千余人,参加镇压汝、颍二州黄巾军,被任为别部司马,后升为长沙太守。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孙坚依附盘踞在江、淮之间的袁术,公元192年,在攻打割据荆州的刘表时被射死。

当时,孙坚的长子孙策年仅十七岁,是一个英俊有为的青年。早在跟随母亲居住寿春(今安徽寿县)的时候,孙策就广泛地结交江、淮一带的世族、知名士人。而与周瑜的关系尤其亲密,两人“有无通共”,结成至交。孙坚死后,孙策召募兵士数百人,从袁术那里领回孙坚旧部一千余人,又得到了周瑜送来的大量军粮物资。他就以这些兵力为基础,脱离袁术,开始向江东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孙策比较注意军纪,“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得到了江东百姓的拥护。这样,孙策“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者”,八、九年间,便削平江东大、小割据势力,取得了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庐江(今安徽六安)等五郡。军队也发展到几万人。更重要的是,孙策在经营江东的战斗中,把一批谋臣、武将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如张昭、周瑜、鲁肃,孙坚的旧将黄盖、程普、韩当和战阵中收降的太史慈等,形成了比较精干的孙氏集团。这些都为建立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元200年,孙策在一次射猎中,被刺客暗杀。他死前,把十八岁的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等人,对他们说:“中原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的险固,足以坐观中原的成败,你们努力辅佐我的弟弟”把割据江南,争夺天下的希望寄托在孙权的身上。

孙策死后,江东一时人情汹汹,将士们也出现了离心。孙权具有一定才略,又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就在部下中赢得了威望。张昭、周瑜等都认为,孙权是“可与共成大业”的人,对他“委心(倾心)而服事焉。”这样,孙权便在张昭、周瑜帮助下,安抚将士、百姓,很快地使东吴局势重新稳定下来。

公元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合,在赤壁大破曹军,保卫了东吴基业。公元219年,他袭杀刘备大将关羽,夺取了全部荆州,把势力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紧接着,又在次年击败了刘备亲率的蜀军,取得彝陵之战的大胜利。这一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吴王,都建业(今南京),建立吴国。

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建立吴国的过程,表明了孙权相当杰出的政治才能。连曹操也以赞叹的口吻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的字)}如刘景升(刘表)儿子(指刘琮,他在刘表死后,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豚(tfin屯,小猪)犬耳!”孙权死子公元252年,在位五十二年。东吴在他的统治下,国力一直比较强盛,统治的地区不断扩大,江南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早在孙权称帝以前,他就在交州和广州(今广东省)设立了郡县。公元242年,派兵三万余人进攻珠崖、儋耳(今海南岛),使东吴的统治区达到了南方广大地方。公元230年,孙权便派遣大将军卫温等率领一万士兵,乘船渡海到夷州(今台湾省),密切了台湾和大陆的联系。

由于东汉末年战乱主要是在北方进行,致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纷纷南迁。史书记载,那时候,关中的人民移居到荆州的有十万多家;黄河下游的青、徐和淮河流域(今山东、安徽、江苏北部)的人民很多移到扬州。劳动人民带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大规模南迁,加速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江南地区原来就居住有山越族。孙权为了扩大土地、人口,补充兵源,多次向山越族进攻,强迫他们出山定居。这一方面增加了山越人民的痛苦,同时,也打破了山越族的长期闭塞状态,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过程。这样,在北方和江南劳动人民(包括山越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使得吴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都有较大的发展。

和魏、蜀一样,孙权也曾在吴国实行大规模的屯田;设置典农校尉等官员,专门管理屯田事务。史书记载,他“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派大将诸葛恪带兵万人“佃庐江皖口”。在孙权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年),新都(今浙江淳安西)、吴郡等地的屯田官各率男女数万人,“会佃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带)”。屯田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诸有事(战争),责其死效。”这些话很反映当时吴国屯田的普遍和收效。屯田的大规模兴办,无疑有利于荒地的开垦。这时,吴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秦汉时,江南不少地方,种田还是使用“火耕水耨”的落后耕作方法,这时在孙权提倡下,开始推行两牛一犁的耦耕法。耕作技术的改进,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有的地块种植稻子,每亩一年可收获精米三斛。

手工业方面,吴国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原来江南地区就是富人也大多以麻布为衣服,这时,由于种桑养蚕业发展起来,丝织品的“绫绮之服”成了更多人的常服。吴国还在有铁矿的地方,设置“冶令”、“冶丞”等官,专门组织冶铁业生产。为了适应长江水战和水上交通需要,吴国发展了造船业。有的战船可容兵士三千人,有的船分上下五层,不但航行于内河,而且能够跨海远航辽东。造船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吴国的商业也有所繁荣。建业和武昌这样的大都市就是这时出现的。它们既是东吴统治的中心,也是江南地区商业的集中地。公元236年和公元238年,孙权两次下令铸铜钱,这也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人记述,吴国晚年有“商贩千艘”往来于吴国各地,也说明商业之繁盛。

三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继春秋、秦汉之后,又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和发展。它在促使我国南北经济发展逐渐走上平衡,和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国时期实行屯田的情况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这幅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经济凋零的图景,是曹操在《蒿里行》中对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真实写照。当时,人民大批地脱离土地,流落四方,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社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因此,当时粮食极端匮乏,谷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一斛二十万钱。袁绍的军队在河北,靠采桑椹充饥,袁术的军队在江淮,摸蚌蛤当饭吃。甚至出现“人相啖食”的惨象。有的军阀因没有粮食而饿散了伙。粮食问题已经尖锐到了这样的地步:谁掌握有粮食谁就能胜利,反之就要失败。

面对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曹操根据谋士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于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宣布实行屯田,以解决军粮的问题。开始在许昌附近屯田,后来逐渐推广。屯田制实行的结果,“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从淮水边上的寿春到京师洛阳一线,只见“农官田兵,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原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北中国,变得“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这当然难免有夸大溢美之处,但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却是事实。这为曹魏“摧灭群逆,克平天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屯田,有民屯和军屯。民屯就是封建政府招募流亡农民,把他们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垦荒种地。屯田农民直属国家,可以不服徭役。他们要把收获物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给政府。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农民实际上成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农奴。军屯,则是让驻军一面戍守,一面种地。这种屯田制度,早在秦汉就实行了。但多限于边境,到了曹魏,才在中原地区普遍推行。为了加强对屯田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曹魏政权从下而上,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屯田组织系统。史书上记载,在魏国有个叫贾逵的人做弘农太守时,因怀疑一个屯田都尉藏匿逃亡人口而去问他,他自以为不属郡守管辖,出言不逊,冲撞贾逵。贾逵非常生气,把他抓来打断了腿。这件事引起都尉的上级典农校尉出面争执并告发了贾逵,贾逵败诉,发愤生疾。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郡太守是管不了本郡的屯田官的。

政府对屯田客的剥削方式,是采取分成租制,即用官牛耕种的,收获物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对分。这个剥削量是很重的,我们知道,汉代地主庄园里的农奴“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屯田客所受剥削率与这差不多。屯田客原来并无劳役负担,“专以农桑为务”,但后来也要服役了。他们在兵法部勒下从事生产,没有离开土地的自由,对国家有极强的隶属关系,实际上是国家的农奴。

军屯是用士兵进行生产的,隶属性更强。曹魏政府规定:凡兵士之家,另立户籍,称为“士家”。他们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平时屯田,战时打仗。如果兵士逃亡,家属抵罪。还规定兵士死后,他的妻子由政府配嫁,通婚限于士家之间,他们的身份地位,比屯田客还要低些。

屯田制并不是曹魏统治者赐给农民的“乐土”,而是把封建枷锁重新束缚在农民身上的一种手段。早在施行屯田之初,就有不少屯田客逃亡。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屯田客吕并在陈仓曾领导屯田农民起义,被曹魏政府所镇压。

曹魏屯田的成功,也影响到吴、蜀两国,他们也曾相继实行过屯田。吴国将掠夺来的“山越”人民强制屯田。兵屯下的耕作者称为“作士”,民屯下的农民也称作“屯田客”。在毗陵(今江苏武进)的民屯,有男女各数万口。大规模的兵屯在庐江,诸葛恪曾自领万人在这一带屯田,不过,其规模与功效都不如曹魏罢了。

必须指出:屯田制不过是曹魏时剥削人民的办法之一,它不是当时北方封建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一般郡县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才是曹魏立国的主干。屯田区域的范围,不过二十余处,和广大郡县相比,所占面积要小得多。在剥削屯田农民的同时,对于广大郡县,曹魏政府颁布了新的赋税制度——租调制,规定按亩收租,按户出调。每亩地交纳田租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豪族地主也在兼并农民的土地,并不断地把他们变为自己的部曲。

随着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一部分屯田不断被侵占,其它屯田中的田客所受剥削量,也日益增加,到魏末晋初,已比原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屯田客和佃兵生产情绪日益低落,大批逃亡,不少人流入世家豪族的庄园内,成为他们的佃客。屯田制已发展到使统治者无利可图的地步。于是,公元264年,曹魏统治者下令废除民屯制度,两年以后,公元266年(晋武帝泰始二年)重申“罢农官为郡县”,民屯宣告废止。此后,屯田官吏变成了郡县长官,屯田客变成了国家的课田户,成为西晋课田制下的剥削对象了。屯田制大约实行了七十年左右。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兵屯虽然还在西晋时继续存在着,那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司马氏建立晋朝

人们常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形容某些人心怀歹意,而又暴露无遗的情形。这句成语,来自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过程中的一个故事。其实,在魏晋政权的交替中,最关键的人物不是司马昭,而是他的父亲司马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今河南武陟)人,出身一个高级士族家庭。从他曾祖父司马量到他父亲司马防,都是显赫一时的大官。青少年时的司马懿,就得到当时名士们的品评赞誉。如大名士崔琰说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另一个大名士杨俊断言他是“非常之器”。那时候,只要谁受到某名士的一两句赞誉,便声望大增。青少年时代,司马懿就在社会上颇有点名气。

在他二十九岁时,曹操已经做了汉朝的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了争取士族、名士支持自己,便邀请司马懿出来做官。司马懿开始看不起曹操,诡称有风痹病(肌肉、关节酸痛麻木),不能起居行动,拒绝做官。曹操生了气,以拘捕他相威胁。司马懿害怕被杀,才勉强出来做官。

曹操虽然把司马懿请出来做官,但并不重用他。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建立魏国以后,司马懿的地位才逐渐重要。公元225年,曹丕统兵征吴,司马懿留镇都城洛阳,受命“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曹丕回军洛阳,司马懿又留镇许昌,成为曹丕的重要助手。公元226年,曹丕死,司马懿与魏宗室曹真等受曹丕遗诏,共同辅佐魏明帝曹睿。司马懿在长年统率大军对抗蜀、吴和平定辽东公孙渊的战争中,逐渐掌握魏国军权,成为魏国最有权势的大臣。

这时,曹魏政权日益腐朽。魏明帝后宫有宫女几千人;他大修洛阳宫殿,建土山、园苑,频繁役使民力,致使农桑失业,国库空虚,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加剧了。曹魏政权的衰落,给司马氏进一步扩展势力,开了方便之门。

公元239年,魏明帝死。司马懿得与曹真的儿子曹爽共同受遗诏,辅佐年仅八岁的幼主齐王曹芳。由于司马懿的权势越来越大,引起了曹爽集团的警惕。他们先是加给司马懿一个太傅的虚名,剥夺他的实权。魏帝齐王曹芳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曹爽更独揽魏国的军政大权,派他的兄弟曹羲、曹训等掌领禁军,把亲信何晏、丁谧等安插在尚书等要职,完全排斥了司马懿。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不得不装病在家,表面上不参与政事。但曹爽终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有一次,曹爽集团的一个官僚李胜去观察司马懿,司马懿让两个婢女扶着出来见他,故意错乱其辞,言语荒唐,衣服也拿不住,喝粥时,粥都流出来沾湿前胸,好像命在旦夕。李胜受骗回去便对曹爽说:“司马公病入膏肓,形神已经离散,只是一具尚有余气的尸体,不足为虑了。”司马懿骗过曹爽,就与长子司马师,在暗中加紧策划。这时司马师任中护军,仍然统领一部分中央军队,又暗中养敢死士卒三千,潜伏在洛阳城内,准备随时集中使用。

公元249年春,曹爽兄弟陪同齐王曹芳离开洛阳去谒祭魏明帝的陵墓。司马懿父子突然关闭洛阳城门,占据武器库,控制了中央禁军,发动政变。司马懿亲自率兵占据洛水浮桥,扼住曹爽的归路,并使花言巧语哄曹爽交出兵权,发誓说只是要免去曹爽的官职而已。待曹爽交出兵权后,司马懿马上把他下狱,连同他的兄弟和曹爽集团的人物一律诛灭三族。

司马氏除掉曹爽集团后,独掌了曹魏的中央大权。但是,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还有一部分曹魏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拚死反抗司马氏集团,掀起好几起武装反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