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儒道天人之学与善治的相融问题。儒家的天人之学由孔子建立，到程朱时发展到高峰。孔子主张敬天法天，故有“畏天命”和“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说。《中庸》认为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正常运转，万物健康发育，故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先秦儒家都把天看成是本源，人是天的派生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也是天的一部分。不过人与一般事物不同，天生出人，给了人以特殊的禀性和特殊的使命，从而使人成为天的精华之所在和自觉的代表。荀子虽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但他的本意决不如当代一些学者解释的那样是“人定胜天”的思想，而是顺应天道为人类造福，故云“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人的作用是“治”，顺天时地财而治之，不是乱治。儒家的天人之学至宋明时有了很大提升。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进一步阐述：“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不过只有圣人才是灵性之最，故云“天地不会说话，请他圣人出来说”，“圣人独能裁成辅相之”，即圣人的伟大不在于凌驾天地万物之上，恰在于替天行道，辅天育物，使人真正成为天地之心。道家也主天人一体，甚至比儒家更主张顺应天道。天、地、人、道被老子视作宇宙中的四种要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法自然的自组织机理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儒道的“天”或“天地”概念，大体相当于“自然界”的概念，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天人观讲求“人”的伟大不是表现为对“天”的征服，恰恰在于它能“事天”、“补天”，真正起到“天地之心”的作用。
如果将其中的“人”转化成“政府”，而将“天”比作社会或市场，我们能够冥冥中感受到一种与善治理念的神似，更具体地讲，其与善治“还政于民”、淡化控制、注重调和的思想在一定角度上是契合的。
二是儒道民本精神与善治的相融问题。仁学是儒家的内在精髓。孔子谈仁，以回答樊迟的“爱人”两字最为核心。仁者爱人，集中体现了人类之爱，一种人类的同情心。所谓爱人，从横向关系看，表现为“已欲立而立人”即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恕；从纵向关系看，表现为“恭、宽、信、敏、惠”，也就是开明政治或为政以德。儒家讲求济世安民，“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提出“仁，人也”的命题，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并由仁心发为仁政，建立起仁学的政治论。仁政实质上是建立在民本、爱民、保民为价值基点之上的一套政府管理形态。康有为曾说：“‘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道家也主张安民政策，老子提出“以百姓心为心”，“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可以说，儒道的民本精神与善治的价值取向也有一定的重合。倘若抛开那些束缚个性解放、压抑自由平等的封建礼教和伪善化了的“仁义道德”，儒家仁学则更是具有超时代的生命力，能够成为推动善治的重要精神支撑。
三是儒道治国之策与善治的相融问题。儒道虽阴阳各异，但在治国之策上仍有共同之处。第一，都向往社会和谐与公平。儒家有“大同”的理想，道家有“太上”的追求；孔子讲“和为贵”，老子讲“乐其俗”，皆反对欺压、争夺，企图消除人间苦难。第二，都反对严刑苛法、以力制人。孔子提倡“为政以德”，老子主张“恒善救人”；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第三，虽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主张无为，两者却是互含的。按照儒家的思路，社会要管得好，必须健全制度，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和之以乐，任之以贤，使之以惠；按照道家的理解，社会管不好，就是因为统治者管得太多，繁为礼而重为教，因此“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要政尚简易。但《论语》称赞舜“无为而治”，《老子》书中也有“爱民治国”的提法，所以儒道之间有颇多遥相呼应之处。儒道的上述思想与善治理念极易融合，尤其是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阐述，简直是倡导社会自治的古代版宣言。
综上所述，善治理念与我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在不少方面是相融的，即便这种相融需要潜心体会，但在精神深处却并不牵强。从某种意义来看，地方政府对善治的追求，同样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合理价值的继承与发扬。
二、善治的中国式阐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应该是平等的。是什么支撑着平等的地位呢？唯有制度保障下的平等的权利。从理论上讲，这种平等的权利不仅限于市场主体之间，而且应扩展到各种社会组织之间乃至政府与公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但千万不要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平等的保护神，恰恰相反，市场经济是促使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的加速器，它或许使人越来越自由，却难以保证使人越来越平等。事实上，由于竞争的优胜劣汰，市场经济将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均衡，公民社会则在阶层分化中不断成长。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面对的或许就是这样的场景，换言之，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时，不再是面对过去那般相对均质的利益无差别者，也不再是面对被动接受任何政策的心悦诚服者。行政环境的变化，需要政府模式的创新。如何更好地保护平等权利、调节社会利益、回应公民诉求、提供公共物品呢？可以说，治理与善治理论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
当然，对善治的期盼并不意味着善治的临近，甚至不能说各地已经具备走向善治的基本条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公共行政学大师罗伯特.达尔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曾说：“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是在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善的基础上进行，我国则仍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民社会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无法承担大量的政府转移职能。从善治的内涵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暗含的一个前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见诸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80年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英国学者肯尼斯.纽顿认为，社会资本表现为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人格网络。真正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政治发展研究的是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他将其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而目前我国社会资本的总体状况是多元并存、分布不均、发育不良，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很显然，只有社会普遍具有团结、合作、信任的公共精神，具有高度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才能形成善治的肥沃土壤，形成真正有效的多中心的治理结构。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政治体系内部关系逐步理顺，社会转型为治理结构变迁提供了前提。但我们的现实基础还不够扎实，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亟须继续发生深刻的转变，走向善治将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还应看到，“治理理论是一个纯粹的舶来品，要在中国植根，第一要务便是将其中国化”。而将治理理论运用于本国实践，必须寻求与国情契合的文化因子。为此，有必要对善治概念先作本土化的阐发。
首先，善治是“善者治理”。这是就治理主体而言。善在《辞海》中的第一层含义即善良、美好。作为善治社会的治理主体，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公共部门，无论是非政府组织还是私人企业，都应当具有合法性。尤其是政府更需要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是自封的，它源于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忠诚与支持，而这需要政府以自身行动来证明、来争取、来捍卫。在社会公众的眼中，政府应该始终是一个“善者”——一个温良的治理者、公正的治理者，一个值得信赖的合格治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