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步生绿”的编外专家朱序弼
到榆林后我提出想写写最基层的工作人员，想了解他们为防沙治沙做出的贡献，几位年轻朋友便极力向我推荐朱序弼，并且告诉我，老汉长期在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苗圃工作，先后研究、引种和驯化成功并广泛推广的林木花草有1800多种，取得过28项科研成果，曾获得过国家、省、市级奖励40多项，在各级报刊上发表过两百多篇论文和科普作品，还与人合作撰写了《陕北固沙造林》等著作，是工人出身的高级工程师，曾获得过全国绿化奖章，是省、市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退休后仍然在继续进行研究和实验，先后创办了“山地树木园”、“民办植物园”、“珍稀濒危花木园”，还发起和组织了“黄土高原国际民间绿色文化网络”。如今虽然已经76岁高龄了，但仍然在为绿化事业奔走、操劳……
朋友们的介绍引起我的尊敬，也大大激发了职业养成的好奇心，对这个“大师级”的人物自然必须登门拜访了。
但是后来的“遭遇”却让我震惊而感慨，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成果累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人竟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中，而且由于没有文凭，他的“高级工程师”只是一个“空衔”，并没有和工资待遇挂钩。
他住在离城10多公里、交通不便的山上，住房是一所庙宇提供的平房。通往山区的道路全是土路，大坑小洼，弯弯曲曲，惟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山路上绿树环伺，庙宇四周也绿荫环绕。这一天，附近的几所庙宇都正在办庙会，传来了秦腔高亢、激越的声音，庙前的山路上停放着许多赶庙会人的小汽车。
朱序弼的住房兼办公室门上挂着“专家室”的牌子，这是两间普通的平房，和我看到过的许多专家室相比，实在是太寒酸了。外间有一盘大土炕，炕上堆着的被盖是旧的，颜色已不光鲜，床单有些污黑，花花绿绿，是旧布做的；里间有一盘小炕，炕上的被褥也是旧的，和一般贫苦农家没有两样。惟一可能说明这里是“专家室”的便是有一张木质条桌——不是“写字台”，而是只有时两个抽屉的条桌，条桌旁立着木制的简易文件格，小格里有信件和资料，桌子上也摆着一些资料。条桌后面是一张带靠背的硬板木椅，是朱序弼坐的；墙边有一张旧的长椅——不是沙发，也是硬木板，没有弹簧，客人们坐的。房里最多的东西是一些小口袋和盆盆罐罐，桌下、炕边、椅下都是，这是装树种用的，听说遇到育种季节，各种各样的草种、树种、花种更多。
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刚走进“专家室”，在黄昏黯淡的光线中，我霎霎眼睛，适应了一会儿屋里的黑暗，才看见有一个老年人伛偻着身躯侧躺在里面的小炕上，同伴们轻声告诉我：“就是他！”他们喊了几声：“老朱，老朱，有人来看你了！”老人艰难地缓缓爬了起来，喉咙里“呼哧呼哧”地喘气，听得出这是哮喘病人常有的喘息声（后来我才知道他曾患过严重的肺结核，曾几次住院治疗），他颤巍巍地站起来后便摸索着拄起了炕边一条木拐杖——这条拐杖形状很独特，十分质朴，甚至连油漆都没有涂……同行的人们又说：“这是作家，想来看看你的苗圃！”我连忙抱歉地纠正道：“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看您老身体不大好，不用领我们看苗圃了，我只想给您照张相，天快黑了，得赶快照！”
听了我的话，老人便呼哧呼哧地领着我们向门外走，我选择门外一棵盛开着娇艳的、玫瑰色花朵的香水槐作为背景，给老人照了两张相。一到门外，一看见满院的树木花草，朱序弼的精神便似乎好了很多，他眯缝着眼睛，指着香水槐笑着告诉我：“这是外地引进的品种。”说着便兴致勃勃地带领我们参观他的苗圃。我担心老人的身体便阻止道：“您身体不大好，让我们自己去看吧，您不用陪了。”他摇头回答：“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这时，在户外夕阳的余晖中，我才发现老人面孔黢黑，手上还沾着泥土，但须发皆白，门牙已经掉光了……
苗圃不大，也比较简陋，远不像我曾参观过的国家投资的苗圃那样“正规”、“堂皇”，但品种却很多，树、草、花都有，玫瑰、珍珠梅和一些不知名的花卉正在盛开，朱序弼说它们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指着苗圃，老人自豪地一再向我强调：“这些都是我们自力更生搞起来的，没有花国家一分钱！”
苗圃里许多植物是我不认识、不知道名字的，老人指着它们一一向我介绍：“这是从东北引进的”，“这是从山东引进的”，“这是国外的品种……”他说话带着浓厚的陕北口音，有时我听不清楚，因此记下的并不多。
从苗圃出来，天已经黑了，朱序弼又把我们带进一个展览室去了解“黄土高原国际民间绿色文化网络”的情况。这个网络是2004年成立的，发起人有朱序弼、榆林学院农林学系副教授亢福仁和日本生态学家深尾叶子、植物学家安富步教授等人，依托的是佛教庙宇，口号是：“携起手来，恢复绿色！”到现在已经有50多所庙宇、200多人参加。为什么要依托庙宇呢？一方面由于佛教的教义中有“众生平等”之说，认为一切动植物都有平等的生命，都应该尊敬和珍重，与如今的环保理念不约而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庙宇可以给“网络”提供一些资金和场地，资金虽然不多，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在资金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民办“网络”，也算是雪中送炭了。当然，这种援助也有“交换条件”，这就是朱序弼无偿地对庙宇周围进行绿化。
参观苗圃后，我在朱序弼的小屋里再次采访了他。
老人反反复复地对我强调：“我只是个老百姓！”是的，他出生在贫苦农民家中，13岁给人揽工放羊，在野外常常遭到风沙甚至沙尘暴的袭击。大风一起，天昏地暗，羊群常常被狂风吹散，小小年纪的他不但找不到避风的地方，还得努力克服着心里的恐惧，抹着眼泪去寻找羊群，羊群丢失了便不敢回家……因此从小他就特别爱惜草木，并且经常梦想着能想个什么办法把风沙压住。
20岁那年朱序弼到榆林农场当了工人，从此便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和林业方面的基础知识。25岁他被调到了陕北防沙造林局，不久后又调到榆林地区林业试验站，儿时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特别当他听到一位领导在报告中说“榆林不治沙、不造林，到不了共产主义”后，这个淳朴、憨厚的青年更把造林种草，绿染黄沙，当成了自己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从此，造林种草治沙，改善生态环境，便成为朱序弼一生追求的事业。
为了寻找适宜在榆林地区生长的树苗和草种，朱序弼和局里的工作人员翻山越岭跑遍了陕北所有的沟壑、山梁、草滩、村寨；为了培育和驯化野生的林草，他不计报酬、不怕麻烦地加班加点，长期坚守在现场，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日夜观察、精心钻研、不断总结，终于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功。
在培育河北杨（又名青杨树）时，过去人们一贯认为这种树木有雌无雄，很难大面积栽植，但朱序弼在野外采种后精心育成了原生苗，其中雄株竟占了30％，进行有性繁殖后河北杨终于在榆林地区大量栽植了。这项成果不但被榆林地区采用，还推广到了甘肃、宁夏、山西和内蒙等地，后来得到了榆林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1956年陕北防沙造林局从东北大兴安岭引进了一些沙地常绿树樟子松的种子，怎样把这些种子培育成树苗而且能存活，是一件非常艰难、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朱序弼耐心而细心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并且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育苗经验，很快在榆林地区大面积推广。如今，樟子松已经成为榆林地区表现最好、最受宠爱的绿化树种，被国家选用为营造“三北”防护林的主要树种之一。在荒地上、在道路边，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郁郁葱葱、四季长青的樟子松林，带来了春天，也带来了防沙治沙的希望。
胡杨是分布在新疆、内蒙、甘肃等地的一种耐旱、耐盐碱、耐贫瘠、根萌能力强的树种，但扦插难成活，播种也不出苗，不易推广。曾经有3位工程师多次引进实验，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朱序弼到内蒙、甘肃的胡杨产地进行了几个月的实地考察，向当地人多次请教，又查阅了许多资料，终于掌握了胡杨的生长习性，返回榆林进行实验后取得了成功，让美丽的胡杨在陕北贫瘠的土地上落户生根，以致林业部门的干部职工们尊敬地称朱序弼为“复苏植物生命的人”。
对沙地柏进行培育、驯化，是朱序弼最大的贡献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前前后后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进行艰难的探索。
沙地柏是榆林地区珍贵的乡土树种，是一种针叶常绿灌木，形态很美，极具观赏价值。它耐寒、耐旱，茎叶被沙土掩埋后又能自然生根形成新的植株，不但是很好的固沙植物，而且是极好的城市园林绿化树种。但沙地柏人工扦插极难成活，种子又极其稀罕，因此历来便任它自生自灭，在人类的破坏下，沙地柏面积日益缩小，许多地方已濒临灭绝。看到这种情况后，朱序弼便用骡子从外地驮回沙地柏条，反复进行扦插实验。在长达20多年的实验中，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失败，摸索过多少种不同的扦插方法，进行过多少次复杂的对比，最后锲而不舍的朱序弼终于掌握了沙地柏的扦插秘密，成活率达到90％以上。
在实验扦插的同时，朱序弼也多次思考过沙地柏用种子繁殖的问题。但是，经过观察他发现，沙地柏结果量极低，采到的种子多是十籽九空，而且这些种子还有个特点，一年青，二年黄，三年变为黑色后才算成熟，而果实外壳又是一层厚厚的蜡质，要用湿沙掩埋一年后才能发芽……因此人们历来认为沙地柏用种子繁殖不可能成功。
1984年春天，朱序弼应邀到内蒙一个林场指导育苗工作，现场休息时间他偶然发现沙地柏的枝头上有一种名叫“臭柏鸟”的小鸟一面飞来飞去地啄食树籽，一面愉悦地啁啾鸣叫，朱序弼心里一动，便拨开地上的沙土和枯枝败叶仔细观察，发现有不少鸟粪，拾起一粒鸟粪在掌心里一搓，一粒黑亮的沙地柏种子出现了！
这个发现让朱序弼十分高兴，一连几天他埋头在沙地柏的林草间收集鸟粪，竟从鸟粪中找到了500多克沙地柏种子。他把这些种子带回榆林后，又进行了晾晒、脱皮、消毒、浸泡、下窖冬藏等处理，第二年春天入土，终于取得了成功，出苗率达到76％，纠正了认为沙地柏不能用种子繁殖的论断。
沙地柏本来是一种匍匐在地面上的植物，为了让它适宜更多的地方种植，朱序弼又培育出了“直立型”的沙地柏，并且让有的沙地柏长到了3米多高。除此之外，他还用沙地柏作为砧木，嫁接了杜松、圆柏、翠柏等，先后都取得了成功，成为城市园林绿化中的优选品种。中国农科院高级园艺专家董宝华来榆林考察时，看到这些罕见的沙地柏新变种，惊喜地赞不绝口，并称赞朱序弼是“培育、驯化沙地柏的功臣”。
对牧草和固沙植物沙打旺的培育则是朱序弼的又一巨大贡献。
陕北本来没有沙打旺这种植物，有一次，朱序弼偶然从资料上看到河南有种牧草叫“沙打旺”，豆科，抗逆性强，既可防沙固沙，又可作牲畜饲草和果园绿肥，于是便马上写信联系，买回了两斤种子。第一年在苗圃里实验，长势良好但不结种子；第二年他又换个地方实验并且精心呵护，秋后终于收获了90斤种子……朱序弼的实验引起了地区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在他引种成功的地方召开了现场会，从此以后，短短几年间，沙打旺便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大面积推广，如今已经是这些地方常见的先锋树种，并已列入国家“三北”防护林飞播种草的序列了。
朱序弼刻苦钻研的精神和他为造林治沙做出的贡献感动了许多人，西北林学院毕业的米脂苗圃副主任李玉林，从朱序弼这里学到了许多育苗的技术和经验，感谢和感动之余特地用沙生植物“花棒”制作了一根拐杖，上面刻了“移步生绿”四个字。
“移步生绿”，“身过成林”，这不是神话，而是对朱序弼的赞扬，也是对他的真实写照。
据榆林市林业局统计，朱序弼培育成功的多项成果经大面积推广后，让榆林上百万亩沙地披上了绿装，也让一些育苗专业户和专业单位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朱序弼本人并没有得到什么物质上的收益。有人曾劝朱序弼申请专利，朱序弼坦坦荡荡地笑着回答：“要什么专利？钱还有个够！”他还说：“我取得的那些成果，真恨不得三天就能推广，根治沙害，让大家受益，这也就是我的‘专利’……”
如今，朱序弼身上穿的军绿上衣还是别人送的；抽的烟是5元一盒的“延安牌”；家里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没有正式工作。为此，有人称他不计报酬帮助别人的行为是“傻蛋”。当然，这些自诩“聪明”的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朱序弼内心的想法的。采访时，朱序弼对我一再重复了他自己的价值观：“视草木如金银，视金银如草木。”他常说：“千两黄金易得，濒危物种难求，一旦保护不好就可能灭绝，根本不可能再生，会造成千古遗恨。”
好个“视草木如金银，视金银如草木”！但是，在价值观念严重扭曲、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达到或懂得朱序弼这种境界呢？
朱序弼曾长期栖身在一个仅仅20平方米的小土屋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全军绿化奖章获得者谢定淑曾慕名上门拜访他，到来那天正下着秋雨，朱序弼老俩口手忙脚乱地用几个盆盆罐罐在地上、炕头上接漏下的雨水，谢定淑感慨地想起了诗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于是便赋诗称朱序弼为“绿圣”。后来榆林市委书记知道了朱序弼的情况后，十分震动，亲自指示有关方面给他修建了100平方米的住房……
1995年初，年逾六旬的朱序弼退休了。退休后便为几个农民联办的“卧云山民办植物园”当起了技术指导，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平生的“绝招”都放到植物园上，国内外也有许多专家和朋友给他寄来了多种植物种子。经过10多年来的培育、发展，如今卧云山植物园占地已达3000多亩，有温室、苗圃、良种示范区、珍稀濒危物种等几十个各具特色的小区，引进和培育了林木花草1700多种，成为陕西省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的植物研究基地和许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教学基地。美国犹他州大学的两位植物学家参观后曾留言道：“在世界各地参观过许多植物园，没有一个能比这更美丽，这确实是惊人之举。时间将会证明这些努力的重要性，后人一定会感激你们所做的一切。”
继植物园之后，朱序弼又在100多亩石质荒沙上建起了“珍稀濒危花木园”，收集、引进、培育、驯化了国内外300多个珍稀濒危花木品种。
我国著名林业专家贾厚礼参观了朱序弼培育的植物园和珍稀濒危花木园后，赞叹道：“在毛乌素沙地之中，朱序弼居然为我们建成了高水平、高质量的保存绿色树木资源基因库和珍稀濒危花木基因库，这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