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霞客是个堪奥家，对山川环境有浓厚的兴趣。他考察名胜，北抵晋冀，南尽粤桂、东至浙闽，西极黔滇。潘耒在为《徐霞客游记》的序文介绍徐的游历时说：“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终，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究其旁出之宝。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徐霞客游记》对山川源流、水土流失、岩洞溶蚀有详尽的描述。199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杨文衡先生撰写了《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一文提交大会，说明学者们开始从堪舆角度研究徐霞客。徐霞客的环境保护思想值得进一步发掘。
中国有世界最丰富的地震资料，这是观天察地的经验总结。由于中国地处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有31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32.5%面积）的地区随时有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因此，历代朝廷都重视记载地震。先秦成书的《竹书纪》记载了夏朝帝发七年（前1590）的“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从公元前1177年至公元1955年，历史文献记载15000条地震，其中有8100次比较可信。对于大多数地震的前兆、过程、环境改变都有描述。这是一份珍贵而有实用价值的历史遗产，表明中国先民对环保的长期重视。
中国历代最重视的环保是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隋朝开掘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改变了南北交通环境。汉代和明代积极治理黄河，明代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理论，收到很好的效果。修建水利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利修建过程中，察看河流两岸的山脉，需要运用相地知识，发挥了堪舆的作用。
历代的环境破坏
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有发达，就有损失，随着文化的繁荣，必然是环境的破坏。历代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一切，为所欲为。加上中国地大物博，占代的人口不多，容易滋生优裕的心理，因此，损坏环境的事情时常发生，最严重的是乱砍树木。《管子》称“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上古的陶瓷业和青铜业都很发达，然而耗费木材特别多。在殷墟的炼铜遗址发现了堆积得很厚的木炭，铸造一个重达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铜鼎恐怕要得一片小树林作为代价。而类似这样的大铜器还有不少，该得砍伐多少树！
秦始皇在位时，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官和骊山墓耗费了大量木材。一次，他到湘江出游，时逢大风不得渡，于是大怒，命令三千刑徒把湘山的树林砍得一棵不剩。
汉武帝曾把淇川一带的竹木砍尽，《水经注》记载：“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
由于生态失衡，导致自然灾害频繁。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上世纪，共发生大中型水早灾害170次。其中，1877~1878年晋冀鲁豫四省大旱，死亡1200多万人。1931年江淮大水淹没一亿亩农田，死数十万人。
生态破坏得最严重的是西北。汉代以前，西北本是一片繁茂的原野，城镇一个接一个，如武威、酒泉等，后来都被沙海淹没，或者受到沙漠袭击。南朝梁萧纲在《陇西》云：“沙飞朝似幕，云起夜疑城。”到了唐代，岑参写《遇酒泉忆杜陵别业》时已是“黄河西际海，白沙北连天。”考古学家在沙海中发现了窳浑、三封、临戎等古城的废墟，但一直没有找到沃野城的残砖断瓦，可能被埋没得很深了。
美国耶鲁大学亨廷顿（Huntington）教授在上世纪初曾到中国西北考察，撰有《亚洲之脉息》（The Pulseof Asia）—书，认为北方、东北、西北的生态破坏，导致当地人民挺而走险，酿成了“五胡乱华”、“元灭宋”“满清入关”等社会动荡。他的观点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非议，认为没有从阶级斗争观点看待历史大事。现在看来，亨廷顿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只要我们翻检一遍二十四史，就不难发现，周边少数民族的内犯多是在大荒大灾之年，为生活所迫，就向富庶的中原迁移或骚掠。试想，如果周边的生态环境很好，丰衣足食，他们还会内扰吗？显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进步。
已故科学家竺可桢对西边的环境作过研究，他在《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一文论云：“新疆一带之雨量，二千年以来时有更变。在两汉时期，雨量较为充足，自东晋以迄唐代，雨量骤减，至北宋及元代末叶，雨量又略增进。在南宋至明代中叶，天气又复亢旱。”他认为，“时代愈近，则雨灾与旱灾愈多。”‘元代黄河流域六省，自直隶山东以迄陕西甘肃，其雨灾与旱灾，不特远过南宋之数，且超出明代各省雨灾旱灾数，足为元代北方水利废弛之证。”（见《东方杂志》第廿二卷第三号）竺可桢所云“时代愈近，则雨灾与旱灾愈多”，这是实情，我根据有关资料作表如下，可见一斑。
频繁的自然灾害是上苍对人类破坏环境的惩罚。人应顺从自然，如果逆自然之道，必然取其咎。人对自然的破坏愈大，受咎愈大。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天说》中阐发了一个很重要的天人合一观点：“人之坏元气阴阳也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讼，额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溶，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悻悻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所以为乎？”这就是说，人们做些损坏环境的事情，导致天地万物的规律失常，灾祸就会到来。这是一个崭新的天人观念，虽然说得比较朦胧，但道出了人与自然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此之前，学术界一直斥责天人合一是唯心论，实际上，天人合一从哲学角度指明了保护环境的意义。
堪舆术主张保护环境，不伤地脉，不随意毁坏树木。如果把堪舆术中的合理思想应用于环保，中国的生态环境不会恶化。
一方水土一方人
风水决定习俗，一方水土造一方人物。《淮南子·齐俗》云：“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人们不能离开特定的环境去创造生活，生活要适应环境，环境制约生活。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论述区域地理与民俗的关系，他所说的区域地理，实际与堪舆有关。如“关中自淠、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有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遣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懊忮，好气，任侠为奸。……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其俗宽缓润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聚斗，勇于持刺。……邹、鲁滨洙、泗……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纤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可见，山川水土对人的性格、爱好有很大影响。因此，择风水而居，对于改变气质、思想、习俗是有意义的。
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秉承司马迁的观点，赞同“凡民函五常之性，而且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上之风气。”
《尔雅·释》云：“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郑玄注云：“地气使之然也。”这就是说，地理环境不同，人的气质亦不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皆因于水土。不明水土就不明风俗，而风水正是有关水土和风俗的学问。
唐代杜佑在《通典—古南》剖析南方（今广东和海南一带）人的民浴说：“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珠崖环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尝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丈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易兴迷节。”
区域环境与人的关系，最早可追溯到《黄帝内》．其中有很多论述。《素问·异法方宜》指出：东方是鱼盐之地，海滨傍水，食鱼而嗜成，皆黑色疏理；西方是金玉之域、沙石之处，水土刚强，多风，不衣而祸荐，华实而脂肥。北方地高，风寒冰冽，其人乐野处而乳食。南方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嗜酸而食腑，致理而赤色。中央地平，多湿，食杂而不劳。东方之人易患痛病，西方之人其病生于内，北方之人脏寒，南方之人挛痹，中央之人瘘厥寒热。判断疾病应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如果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灾害必至。这些观点，构成了古代医学地理学的基本框架，对后世的风水和医学有深远影响。
为什么区域不同，人的身体就不同呢？《黄帝内》用阴阳学说加以解释，《素问·五常政大论》认为，阴阳之气，高下之理。东南方为阳，阳精降于下，左热而右温；西北为阴，阴精奉于上，左寒而右凉。用现代观点看，南方与北方的经度不同，得到的太阳辐射不同，地气也就不同。《五常政大论》又认为，一州之气，生化寿天不同，高下之理，地势使然。西北地高气寒，东南地低气热。寒则元气不易扩散，人能长寿。热则元气容易扩散，人多夭折。
人们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能够保持身体健康，如果迁移了地方，身体会不适应，甚至会生病。隋代医学家巢元方从地理环境探讨病因，他说：“不伏水土者，言人越在他境，乍离封邑，气候既殊，水土亦别，因而生病。病之状，身体虚浮，或下利而不能食，烦懑气上是也。”因此，任何一个高明的中医大夫，在治病时都会考虑病人所处的地理环境——风水，对症下药，必有疗效。
总之，我们不是唯地理论者，但我们特别强调地理及其环境诸因素对人的重要影响，堪舆术之所以几千年经久不衰，自有其科学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