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岗共论鲁迅
（一）生的悲哀 (1)
“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国民性的检讨，除了深刻地反省主奴根性外，另一个反省主题就是关于“阿Q性”问题。对阿Q性的深入反思，主要是由鲁迅作出的。他通过他的不朽小说《阿Q正传》为我们贡献了一个阿Q。这不是一般的贡献，而是贡献了一项对中国独特的发现。过去人们按照“阿Q模式”来生活，不但感觉不到其中的悲哀，而且还觉得超脱，觉得高迈，觉得看破了红尘而沾沾自喜。没有人指出，“阿Q模式”是有严重问题的，没有人站出来大喝一声：“精神胜利法是要不得的！”直到有了《阿Q正传》，人们才竖起一面自省的镜子。夸张兼漫画化的笔法，同情与愤怒相交织的态度使阿Q这颗“国民的灵魂”异常清晰地凸现出来。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边发现自己，都可以在这里边反思自己的生活道路。于是，沉默和得意被打破了，代之以惊恐和紧张。鲁迅后来在俄译本序里明白说出《阿Q正传》的意图是要画出一个像压在大石下的草一样已有四千年之久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读者的反应和鲁迅的表白都可以作证，小说是要给我们勾勒一个以供自我认识的国民的灵魂。这个灵魂到底是什么呢？小说毕竟是诉诸审美和形象的，它的丰富意蕴要经由批评的发掘才能还原到逻辑的理性的层次。这项批评的发掘工作并未完结。我们对阿Q性的认识，是为我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的“理性自觉”的程度所左右的，只有充分的“理性自觉”，《阿Q正传》中勾勒国民灵魂的意义，才会为我们把握。
鲁迅把“阿Q模式”或“阿Q性”概称为精神胜利法。那么，精神胜利法的内核是什么呢？阿Q以什么思路为背景支持这个“法”呢？还是先看一看阿Q的所作所为，它会给我们启示。阿Q的一生是彻底大失败的一生，从他出现在未庄，被地保叫到赵太爷家，吃了个大嘴巴的时候起，一直到在公堂上画了圆圈抬出去“大团圆”时止，他一生备受损害与欺凌。当然，他在“中兴”即革命的时候真是得意过几天——未庄也有几个闲人怕他，但那都是好景不长、利令智昏的得意。与他备受损害与欺凌的客观状况极不相称的是，他主观上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大失败，而且每次客观上的失败他都能迅速地翻为心理上的胜利。对阿Q来说这是真正的、自足的胜利。他越失败就越胜利，失败不仅是胜利的起点而且是胜利的根据。他靠的只是一件法宝——精神胜利法。
有一次阿Q跟未庄的闲人打起来，“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与敌手相逢，力量不支而横遭败绩，这是不奇怪的。而暂时的败绩并不等于永无希望，应当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从头开始，直到取胜。可是阿Q并不谋求发展，通过改变外在世界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是反求诸己，将不切实际胡思乱想当成现实，认什么就是什么，忘去挨打的痛苦，将敌手视做儿子，自己就是老子，于是就满足了主观幻想里的优势。后来，闲人不准他说儿子打老子，要他被打之后说人打畜生。
阿Q似乎山穷水尽了，他双手“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闲人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以为他这回遭了瘟，一定会真心实意地认输了。“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什么东西’呢！？”阿Q掌握了这个克服制敌的妙法之后，便成了世上永远得意自足的胜利的英雄，人生的厄运与悲哀，与他无缘；对待失败与不幸，他永远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过兵来将挡与水来土掩并不是主体的行动，而只是毫无根据、毫无效果的主观幻想胜利。阿Q带着他这件征服世界、征服怨敌的幻想“法宝”走向人生，走进社会。他得到什么呢？显然什么也不会得到——除了自欺欺人。
这件“法宝”就像毒饵，诱他上钩，并且渐渐地把毒素注入他的体内，吞噬他的灵魂，引导他走上末路，直到坟墓。临行“大团圆”的时候，阿Q不是还想说一句“二十年之后又是……”吗？可惜屠刀已下，世界顿时一团漆黑，阿Q再也无法重温幻想胜利的美梦了。阿Q的生命史可以划分为极不平衡的两个层面：在行动的、物质的、客观的层面，他越来越走下坡路，一生备尝艰辛与欺凌，除了人生的辛酸与耻辱，我们不能找到其他任何东西；可是在幻想的、精神的、主观的层面，他越来越高昂奋发，他没有任何辛酸感与耻辱感，永远是一副胜利者的英雄模样。如果说人生真的有什么悲哀的话，任何肉体的、精神的痛苦与磨难都算不了什么，因为痛苦与磨难并不等于主体的被征服，只要内心不被征服就有一丝奋斗求生的希望和可能。阿Q才算真正的悲哀，因为阿Q的生的悲哀是无可救药的，悲哀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悲哀为何物。对着阿Q那副不变的胜利者的模样，你除了为他深感悲哀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精神胜利法不仅是个体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关系时的一种精神现象，而且（准确地说），它也是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认定，人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和判断只取决于内心里自己同自己达成的契约。比如，阿Q明明挨了闲人的揍，五六个响头撞得墙上还发出声来，但阿Q至死不肯承认失败，恰恰相反，他认为胜利却在他一边。这反映出阿Q意识深处的思路，客观性的刺激由于只有幻象或虚拟的意义，因此它就完全掌握在自我手里，自我想怎样构成这个幻象就怎样构成这个幻象，被构成的幻象就转化成客观性的刺激，幻象代替了刺激。
正因为这种阿Q式的宇宙观、人生观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孤立的、特殊的论点，根本否认主观要受客观的约束与检验，客观对主观的意义被贬到无限小，所以它才能顺理成章形成对待外来刺激的“妙法”；改变了内心中自己同自己达成的契约，改变世界在自我内心中的形象就等于改变了世界。精神胜利法通俗地讲就是神话式的用幻想、一相情愿的畅想去改造世界的方法。因此，那种于事无补的幼稚的自我满足在这种宇宙观、人生观那里就可以看成是真实的自我对周围世界的胜利。世界没有独立的实在，实在是由名去名它的，因为人名了它，它才看起来是实在，于是改变了它的名，就是改变了实在，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全部诀窍。
从科学的立场看，人类能够在经验活动的层次证实有一个独立于认识者意志之外的世界存在，而且人类经由实践能够逐步接近真理。因此，人类认识独立实在的时候，虽然可以充分地想象与假设，可以在经验材料的组合上自由运用概念和概念联合，但它最终要受到检验的制约，如果与经验不符，人类是不能修改经验以屈就概念体系的，而要修改，重构自己的概念体系以谋求它与经验的符合。这就是说，主观方面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不能像脱缰的野马随意驰骋，主观能动性运用得得当与否，最后由经验这位法官裁断。唯其有限度，唯其有绳墨，唯其有裁断，人类才能创造出推动文明进步的知识系统。以这一点反观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对人类的认识的模式作了两样修改。
首先，它不承认经验——实践检验活动的客观性。取消了这个环节，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就非常随意和漫无节制，任何毫无价值的幻想都被当成真实的而加以尊奉，任何来自客观世界的信息都可以摒之耳目之外。其次，它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夸张到无限的程度，以致这一人类骄傲的秉性堕落为卑劣的随意性。对人类的主观方面作无限夸张，表面上似乎非常重视开发主体价值，重视你自己的思维个性，其实不然。无限夸张的结果不是导致主观能动性的正常展开和成熟，而是催促它走向死亡。就像阿Q那样，根本不具备正确评价客观世界的能力。主观方面的无限膨胀导致个人丧失清醒的理智，思想不反映客观实际，个人因“无心”而返回自然，变成无主体性的自然存在物，等同于无知无识的物。精神胜利法其实是通过无限夸张主观能力而最终取消个性主体性，扑灭自己而归于自然。
阿Q作为一个小说人物，是作者虚构出来的，自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可是故事的全部意味绝不仅仅是供娱乐消遣的。这个虚构人物悲惨的命运集合了我们民族那种阿Q式的对待生存挑战的态度和方式（当然也可以说它是人类性的，不过可能在汉民族身上阿Q的“根”特别深）。通过阿Q这个形象的概括与放大，千百年来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习性突然以可笑的文学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意识到习惯成自然的精神胜利法的荒谬性。除了《阿Q正传》，在中国还有大量的民谚、俗语、笑话、史实、文学作品，反映出众生的阿Q相——生的悲哀。不过，新文化运动之前，由于对国民性格没有深刻而彻底的反思，人们一般以欣赏、赞叹、取乐的态度对待阿Q式的人生，几乎没有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反而以为在这一切实际上很幼稚的做法里蕴涵了什么了不起、轻易不示人的“秘法”。
（一）生的悲哀 (2)
比如，某人被盗而丢了一笔钱财，就会在心理上自我安慰，排解愤懑，说是“散财消灾”；吃了亏又无从申冤时就想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与仇人对骂而力不及对手，即以“鸡不和狗斗”来收场。这些事像都是在普通日常生活里可以经常看到的。不过所遇到这些事在人生里均属微不足道，不妨以酸葡萄精神来“苦中作乐”。又如，中国传统中的避讳，也体现了阿Q精神，它是对对象的敬畏与精神胜利法杂糅起来的怪物。明明死了，却说“仙去”，明明被逐，却说“巡狩”；尊祖或圣人或皇上的名字要避免直说出来，不得已的时候即要缺笔；将军屡战屡败，则改成屡败屡战，仿佛一改就英勇许多。阿Q也是避讳的，头上有癞疮疤，于是讳“亮”、“光”、“明”等，别人一说，也要红脸，伤了他的尊严。又如，宋史说到徽、钦二帝被金人捉去当俘虏的时候，却改成“徽钦北狩”——二位皇上往北方打猎去了。但宋徽宗却肯说实话：“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摘自《燕山亭》。）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郭子仪一件逸事：“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相谓曰：‘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子仪闻之，谓僚佐曰：‘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以情理推之，郭子仪不至愚蠢到这地步：他的提议不获准反而证明人主对他“亲厚”。大概是以他的身份不好在僚佐面前交账，只得聊作戏言，安慰自己。据说晚清时洋人进京，不肯屈从跪拜礼，有伤天朝国威，于皇上的面子也很不好过。臣下只好曲解说，洋人没有膝盖，跪不下，妥协了之。又，晚清战败议和时，不让洋人走正门，从旁门进出，这叫没他们的面子。这些做法虽然在事实方面不能战胜对手，但在精神上却作了自我安慰。
中国古代文士在坎坷潦倒之际也很有点酸葡萄精神，面临严峻挑战的关头，他们很少想起与命运搏斗，几乎不见有鲁滨逊的开拓气概，也没有亚哈船长（《白鲸》中的男主角）的奋斗精神，他们更多地求助于老庄，求助于精神退回到自我的自足。
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
——鲍照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
——王勃
我有平生志，醉后为君陈。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
——白居易
考一考这些文士的生平，有很多与他们的诗文对不上号的地方。他们的实际生活，并不像诗文所写那样清高。鲍照出身贫寒，自称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