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投资理财庄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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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农凯系:上海往事(2)

日后的研究者认为,周正毅的入市,是在得到了一些圈内消息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有准备、有计划的抄底行动。周正毅夫妇在港股最低迷的区间入市,无论情形如何险恶,都死死握住股票绝不出手,其目的就是抄底等待政府救市,一旦风暴过去,股市反弹,就出局套利。不过大概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国际游资与香港特区政府之间的激战会达到如此大的规模,香港特区政府的救市力度会如此之大,救市决心会如此之坚定,中央政府也不惜代价充当后援。他更没想到的是,这场港股保卫战过后,股市反弹竟然会如此迅猛,让他在最初的预期之外,又有许多额外的惊喜。到第二年的春天,在此役当中获利数亿港元的周氏夫妇,终于脱胎换骨,洗掉了二级市场炒家的土气,一跃成为纵横沪深港三地的金融大鳄。他麾下的农凯集团,也开始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农凯结构:三种方式打造系族

农凯集团是周正毅夫妇于1997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注册资金1亿元。取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公司主营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实业投资与股权投资”。且公司的合伙企业是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投),这家公司隶属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委)。有了这层关系,便可以对外宣布农凯集团背靠上海市政府。农凯的“凯”字,则来自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顺发展),这家公司是周正毅麾下一家装饰公司的股东。

此时,连续经历了国有股收购、港股保卫战两场大胜的周正毅,眼光早已不同往昔。他决心打造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资本平台,争取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收益,为日后更大规模的资本运作作准备。

周正毅构架农凯集团的方式很独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在资本控制上却有着高人一筹的独特手段,对权力体制的理解更是非同寻常。他的手段总结起来,可以称为“连横”、“合纵”、“中央集权”。

“连横”这一构架方式,指的是公司之间的横向联合,用共同出资的方式,打造一家新企业。除掉由凯顺发展、上海农投等共同组建的农凯集团外,周正毅先后用凯顺发展等多家企业共同投资,用“亲上加亲”的办法,组建了上海农凯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凯联合)、上海名特优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特优)等企业。在这种横向联合中,周正毅往往出资不多,却能够拉拢来大笔资金,达到以小博大的效果。

“合纵”这一方式,指的是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纵向联合。从1998年开始,周正毅就频频出手,完成了多起垂直的结合。1998年2月,农凯集团和凯顺发展共同出资3 000万元,成立农凯联合。仅仅一个月后,农凯集团就和子公司农凯联合一起,分别出资1 000万元,成立了上海农凯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凯工贸)。一年之后,子公司农凯联合与孙公司农凯工贸又垂直合作,共同出资2 000万元成立了上海爱普乐钟表珠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乐)。在这种上下级企业之间的合作中,往往很难分辨新成立的企业究竟有多大的实力,也很难界定公司资产的性质,这为日后周正毅购买上市公司,进行题材炒作提供了相当广袤的想象空间。

无论是“连横”还是“合纵”,周正毅的目的都是为了构建一个交互持股、结构复杂的资本平台。这种招数在同一时代的庄家中很是流行,例如同时代的吕梁,稍晚一些的顾雏军等人,对这一手法的使用也相当熟稔。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无论股权结构多么复杂,周正毅都始终保持着他对农凯的绝对控制。这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从1998年开始,农凯集团在5年的时间里,一刻不停地进行扩张,先后收购、成立了十多家关联企业。然而这些新增企业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却都要由农凯集团的行政办公室保管,需要使用的时候,要填写一份《农凯集团印章申请单》,再交给周正毅本人过目审批。

很显然,在这样的架构下,农凯集团初步形成了一个重门叠户、互为关联的资本平台。在尚未开始其坐庄生涯之前,这种复杂程度就可以用盘根错节来形容,而日后周正毅真正将资本操纵的内容引入农凯之后,它的内部便成了一个迷宫。直到农凯覆灭,这其中十余家骨干企业、数十家二三级子公司与四大上市公司的资产关系,仍然只有周正毅一个人弄得清。

在欧阳逸飞的《周正毅问题调查》一书中甚至这样描述:“周正毅全资拥有的农凯集团位于上海江宁路188号的总部内。当你走入江宁路188号的兴业大厦,拾阶而上时,不断变换着的是与农凯集团关联的各家公司的名称。”农凯盘根错节的庞大身躯可见一斑。

对于这种接近“一人机制”的架构方式,周正毅本人并不讳言。他在一次与记者的交谈中说道:“我负责把项目竞争回来,具体的过程我都不管。当我感觉到一个项目可以做时,就把它先交给法律部,考察里面有没有法律风险;法律部如果通过,再交预算部,考量该项目的收益率;如果有利可图,就写一份报告,最后总裁会议上决定投不投,怎么投。”周正毅对农凯权柄控制之严,其企业内部架构之复杂,以至于在崩盘之后,竟无一人能够理得清农凯的乱账。

“港股保卫战”让周正毅一战成名。不过在当时,股票仅仅是他实现财富量级跃升的手段而已,对于更高级的玩法,他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因此,想要亲自坐庄,想要在股市上办好大事,还需要运作一些实际的项目,一方面为日后收购上市公司、进行题材炒作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则可以继续壮大公司资产。

日后,常有人认为周正毅只是占尽便宜与运气,善于投机取巧而已,其实从这一段时期他的表现来看,此人极有金融天赋与投资眼光。据与周正毅有过合作的人回忆说:“周正毅在别的方面谈吐一般,但如果你和他谈金融,谈债券,绝对一流。”而一位曾经负责农凯期货业务的员工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说有一次农凯的期货部门在香港操作,不慎亏损了4 000万元,周正毅“关起门乱骂了两个多小时”,随后自己开账户操作,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4 000万元的亏损赚了回来。

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期货交易后,周正毅看上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蒸蒸日上的房地产业。

其实,周正毅看上房地产业,其理由不外乎有三条。

首先,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尽管中国并未被直接祸及,但经济上的压力却依然存在,为了拉动内需,能够带动巨额消费的房地产业自然拥有了发展的理想环境。其次,随着1998年国家停止福利分房政策,加上个人住房信贷的放开,房地产业又获得了政策上的助推。最后一个理由则来自于周正毅的偶像情结—李嘉诚因在低潮期吃进大量地皮,从而在1984年香港经济复苏时一举成为亿万富翁。因此,周正毅开始进军房地产行业,这在农凯的企业历史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转折点。日后,周正毅纵横资本市场所进行的所有资本运作,皆围绕着地产行业而展开。他借此收购4家上市公司,在黄浦江畔构筑起他的金融帝国。然而周正毅恰好也失陷于地产,这番轮回般的宿命,让人们在喟叹命运弄人的同时,对中国地产界的资本状况也产生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农凯的商业历程中,周正毅进军地产业实在可称精妙手笔。他以每平方米6 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上海著名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投入1亿元将其建完并装修后,这幢大楼很快便升值到了5亿元。2001年,他又以每平方米4 100元的超低价收购了另一栋上海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在同样投入了1亿元之后,很快便挂出每平方米18 000元的牌子对外出售了。

客观而言,农凯前期在地产开发上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周正毅买回来的项目,往往都是那些“半拉子工程”。和同为“金融+地产”模式的北京泰跃系不同,农凯最成功的地产项目起初都是半成品,而不像泰跃系一样从头到尾独力完成项目运作。周正毅将自己的运作理念总结为“四两拨千斤”—“别人一个项目从头做起,做大了之后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做不下去了,我们就把它低价收回来,然后重组,好的精益求精,不好的淘汰掉”。日后,尽管农凯最终失陷于地产领域,但论及其早期的项目开发,其赢利之丰厚、投入产出比之高,依然能令人对周正毅的投资眼光钦佩不已。

尽管在这一时期,农凯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做出什么大动作,周正毅也似乎在资本市场上灵感全无,看上去与他资本炒家的身份极不符。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他正在潜心策划一系列宏大的资本运作项目。从日后来看,它的规模之大,全然超越了同时期绝大多数的资本项目。农凯也正是借此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最具影响力的资本系族,而周正毅本人也由此一跃而成为“上海首富”。

坐庄股市:农凯抢滩资本市场

就在周正毅积极谋划、静观变化的时候,几年来静寂无声的股市突然间开始了一轮新的运动。

中国股市从来都是“看政策而动”,从它被创造出来的那天开始,就为各种各样的政策服务。每个时期需要承载的政治任务,就是那一阶段股市的实质性内涵。顺其者昌,逆其者亡,每个时期都有为数不少的资本人物随着政策的波浪沉浮。

尽管只有高中文化,但精明的周正毅还是看出了这种变化的趋势,或者说,他清楚他的机会到来了。放眼中国资本市场,正有两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它们的出现,为许多像周正毅一样的人提供了人生中宝贵的转机。

第一场运动是关于中国国有上市企业的重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开始逐渐步入困境。在体制外力量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举步维艰,不仅难于再对国民经济作出贡献,反而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包袱。为了挽救这些势已衰微的国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纷纷出台。从打击私营企业,到限制其原料、能源;从财政直接拨款,到组织银行为其提供贷款;从指挥其股份化改造,到安排其直接上市……政府对于国企的帮扶一刻不曾减少,国企的状况却丝毫不见好转。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这些上市企业在将融来的资金挥霍一空之后,由于其收益远远不够配股增发,因此失去了在股市上继续融资的可能。这些既无人问津,又无力振作的国有上市企业,就成了一个又一个“壳”。

在当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尚未成立,无法对它们进行统一的指挥调度,于是,“给政策自寻出路”的老办法又被搬了出来。针对国有企业,政府设计了几种资产运作方式,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选择绩差的上市公司,使其退出不良资产,再将具有优质资产的非上市公司资产注入进去,让它们具备配股条件,成为控股公司或间接成为上市公司。

以资产重组为基础,完成国企三年脱困;以重组为高科技公司为导向,使国企站上一个新高度;以高科技中的网络为重点,改变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模式。这三位一体的新理念,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股市新的内在性质。

在这样的思路下, 1998年,中国证券市场发生资产重组657起,涉及上市公司共368家,其中控制发行权转移的达90家。这些重组中,有一些甚至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是行业性的整体重组。本书中曾经讨论过的深锦兴,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重组成为跻身IT产业的小盘高科技成长型公司亿安科技,并创造出“百元大股”的神话。而亏损已久的阿城钢铁,则通过剥离传统钢铁产业的资产,注入软件销售及网络产业,最终变更为赫赫有名的科利华。上述两例资产重组,无不在市场上拥有良好的表现,这让“壳资源”在二级市场上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波重组风潮一直持续到2006年才算告一段落。

第二场运动则是中国资本市场上铺天盖地的造系浪潮。

这场浪潮说起来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原因。外在的原因不外乎上面所述的资产重组风潮。内在的原因,则源于资本市场上炒作的方式正在发生转变。自亿安系、中科系等资本系族坐庄失败后,普通投资者对资本炒家的厌恶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时,想要靠直接坐庄套利就变得艰难无比,仅凭几个题材和故事就让股价大动,明眼人一看便知有庄家作祟。于是,新的坐庄模式被开发出来,这就是以“资产重组”为手段,打着产融结合旗号的类金融集团。在1999年到2006年的多年时间里,这一类庄家渐渐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主流。

当周正毅在黄浦江畔为他未来的商业帝国积极准备的时候,中国的资本市场发生的转变令他大感惊喜。从农凯日后的运作来看,他显然洞察到了这两场运动的方向。多年的商海历练,让这个昔日的小商贩已经拥有了非常敏锐的资本嗅觉。他决心借这两股浪潮,乘势而起,用金融整合地产,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融资作用,组建以地产为主,金融为辅的产业帝国。

平心而论,周正毅为农凯选择的产业基础相当好,直到今天,地产业都是一个极具利润与发展潜力的行业。以金融带地产的发展思路也很正确,因为地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周的思路是由资本市场来对地产业进行补贴,再由地产经营创造的业绩反哺资本市场。这样的经营理念不可谓不先进,可是,他却忽略了中国的国情。中国不具备成熟的资本要素市场,从普通投资者到券商、上市公司,无不要仰政策鼻息。想要实现这种思路,在现有的股市环境中,只能用一些灰色的手段进行运作。因此,从周正毅决意进军资本市场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将自己捆在了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子上,车子跑得越快,风险也就越大。

带着地产市场两战全胜的余威,农凯开始正式进军内地金融与证券市场。和其他庄家迫不及待直接买壳上市不同,周正毅要高明得多,他走的第一步棋,就是用关联企业造系。

他先是通过旗下企业投资福建兴业银行,成为其第三大股东,随即又投资2.1亿元参与大连证券的改组,在其更名为大通证券后,以18.77%的持股比例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之后,农凯多次出手,以合资、投资等名义与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经营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