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投资理财庄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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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农凯系:上海往事(1)

题记

爱名车,爱排场,爱豪宅;

爱资本运作,爱操纵股价,也爱上市公司;

他是农凯系当家人,也是娱乐新闻中的“周公子”。

他更愿意做“上海首富”,

他要书写一段上海传奇,却只留下片片上海往事,

他不是别人,他是周正毅。

在黄浦江畔、上海滩头的历史上,要留下一笔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这里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名利场。可是,在这个名利场的历史中,最显赫的声名,却是一个从棚户区走出的穷小子留下的。

周正毅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在大部分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的游移与豪情赌性,让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借势而起,顺势而为,转瞬之间呼啸扶摇直上,盛极一时。

然而,非理性的冲动最终将传奇击垮,他幻灭的速度比暴发还快。最终只留下几缕依稀往事,和大上海的烟云交织在一起,迟迟难散。

这个故事的结尾,会令人在感叹人生无常的同时,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生出些许茫然。或许,对于亿万中小股民而言,那里真是一个看不到光亮的

黑洞。

第一桶金:金融圈的“公共饭堂”

1985年,24岁的上海青年周正毅决定关掉自己的小香烟店,因为他要出国去日本了。

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此时的国人已经变得现实起来。比起在国内上班或者摆小摊,留洋打工无疑是一条更具诱惑的致富之路。留洋打工不仅收入比国内高出数倍,更有一夜暴富的可能。比这更有诱惑的是,当那些近在港澳、远在日韩东南亚打工的人们归来的时候,总是会肩挑手提放像机、录音机、电视机一类的电器。比起传说中的高收入,这些在国内还很稀罕的电器,对于还处在现代化启蒙阶段的中国人,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因此,无论是粗通还是精通外语的人,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机会,就会拼命挤出国门。一时之间,在许多大城市的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身影:他们手捧着《许国璋英语》边走边看,或是一手拿着烧饼或馒头,一手把半导体托在耳侧,边吃边听外语广播。这些人往往以留学为借口,出国之后却开始四处打零工、做小贩,或夹或带地把国内的小货物带到国外,再把外汇、电器捎带回来。周正毅正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

这是一个相貌英俊的上海青年,他出生在上海最贫穷的杨树浦棚户区里。这样的出身,从上海那句著名的民谚“若要苦,杨树浦”就可以知其大概。高中毕业之后,他顶了父亲的班,在上海电站辅机厂当保管员。这在当时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微薄的工资对于周家的生活状况,实在起不到什么改善的作用。

1981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气氛渐热。“万元户”乍一出现,便被长期处于物质贫乏状态的人们竞相追捧。那些不安于贫穷的人们,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脱离贫穷。自幼头脑灵光、工于心计的周正毅,自然不可能安然处之。很快,他便辞去了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早点摊,竟然大受居民欢迎。积累了一点钱之后,20出头的周正毅和姐姐合伙开了一家杂货店,专门卖些外国香烟、广州服装,捎带着倒卖外币。周正毅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也没有什么经商的经验,可是,他做起生意来却格外用心,买进卖出总是高人一筹,有上海人“精打细盘”的劲头。多年之后,从附近老人的嘴里,依然可以听到周正毅“做得活、做得俏”的评价。

显然,这种规模的“小打小闹”,尽管效果不错,却始终没办法脱离棚户区的方寸之地。于是,在攒足了7 000元所谓的“留学费”之后,周正毅去了日本,这大概是改变他人生命运的一件大事。在当时留日打工的狂潮中,一般的务工者会选择在餐馆打工,做洗碗工、服务员一类的苦力工种;头脑略微灵活一些的人,则会夹带一些小商品去日本贩卖。其中最受欢迎的商品,是一种名叫“章光101毛发再生精”的产品。大陆第一辆法拉利轿车的车主李晓华,正是靠在日本代理该产品,成功地积累起巨额财富的。

显然,从日后周正毅的发展轨迹来看,他并不愿意从事那样的体力劳动,尽管他经常被人鄙夷地贬斥为“没有文化”。这个“脑筋活络”的青年人很快便加入了夹带商品的小商贩队伍中。日后,他对媒体语焉不详地表示:“当时带的货很多,都记不清楚了,好像是生发水。”不过,熟知他的人却有另外的说法。在他们的回忆中,周正毅确实倒卖过一些商品,但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生意,却是帮助其他的打工者前往日本。这在当时是一桩非法的生意,然而却利润丰厚。这和周正毅日后在资本市场上善于利用政策漏洞、逃避低效监管的灰色思路一脉相承。他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来的风格,在此时便已经显露出来。

1989年,周正毅带着攒下的50万元人民币,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和当时众多将海外打工所得存在银行里的人不同,周正毅并不甘心只做一个靠利息生活的“息爷”。他开起了一家名叫“美通”的饭店,同时又经营起当时最时髦的生意—桑拿浴池和卡拉OK。然而,1989年的上海,各路神仙已经纷纷发家,并无根底的小饭店老板周正毅,根本没有机会挤进正规的上海商圈,而这恰恰是周正毅一直所不满足的。

于是,在两年之后,周正毅又把这家规模不大的饭店关掉,在其妻毛玉萍的支持下,在著名的黄河路美食街上,开了一家“阿毛炖品”。这是一家以豪华装修、特色炖品为主题的饭店。这家店一开业,即得到刚刚富裕起来的上海人的追捧,迅速在黄河路站稳脚跟,并一度门庭若市,成为黄河路上最耀眼的食界新星。靠着“阿毛炖品”带来的丰厚利润,周氏夫妻二人的生活大为改变,而周正毅的明星风格,在此时也初现端倪。据说,常常停在“阿毛炖品”门口的那辆红色法拉利,是全上海第一辆法拉利,而它的主人正是饭店董事长周正毅。

不过,对周正毅而言,利润上的多寡,倒并不是他最在意的事情。他看重的是,这家接近上海市政府所在地的饭店在最鼎盛的时期,每到吃饭时间,总是会涌入大批金融界人士。他经常可以看见银行、证券等行业的高层人士在此就餐。当时,大家甚至将这里戏谑为上海银行界的“公共饭堂”。风度不凡、出手大方的周氏夫妇二人,因此在金融圈内拥有了广泛的人脉,日后,周氏夫妇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频频出手,所依赖的资源和关系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时期积累下来的。

在和这些金融圈人士的接触中,周正毅接收了许多相当新鲜的观念,更领悟了不少高层面的经营之道。从这些人的身上,周正毅懂得了该如何运作现有资金,见识了如何靠银行融资,像“乘电梯”一样借势而起。很快,他就将步入上海的主流商圈,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平台上施展拳脚,在那里他才能打造起他的资本帝国,才能在黄浦江畔的百湾千滩之上留下赫赫声名。

保卫港股:以身涉险终成巨富

1995年,周正毅夫妇做了一件彻底改变命运的大事:在股票市场上兴风作浪。

1992年夏天发生的“深圳认购证案”①让政府的决策层开始感受到股市的火热。他们如获至宝地发现,这个正在活跃起来的资本市场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给势已衰颓的国有企业输血,借助股民的手将它们拉出破产的泥潭。经过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讨论之后,“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成为“搞活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最佳战略选择。

由此,全国各地那些最大、最困难的国有企业,陆续开始了它们各自的上市历程。很显然,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并不适应在资本市场中进行融资,甚至根本不具备上市的条件。之所以能够获得上市资格,一靠政府的指标分配,二靠“资产剥离”、“产业重组”、“虚假财报”等招数。而这种所谓的上市,也只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苟延残喘。如同当时《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所记述的那样:“看起来,国有企业是永远要人家来扶持的,过去是政府的财政,接着是银行,现在是股市。扶持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把钱送到国有企业里面去。”

这段历史的功过是非,早已经盖棺论定,日后的事实也证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多大改善,“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些国有企业在挥霍了融来的资金后,便迅速再次陷入困境。日后,正是这些既无能力在经营上振作,又无能力改善机制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壳资源”,引得那些大大小小的资本玩家在股市上搅动波澜,兴风作浪。

此时的周正毅,还远没有日后的强大实力,也没有运筹帷幄、指挥一家乃至几家上市公司的能力与头脑,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他从国企上市当中牟取厚利。他依靠的手段,就是从二级市场上低价收购职工股、内部股这些统称为“国有股”的非流通股。①

周正毅开始以个体户的名义,专门从事二级资本市场的股票运作。由于职工股必须在企业上市三年后才能流通,所以,那些有资格购买“内部股”的国企员工,普遍选择在上市之初私下抛售股票。而一些有远见的人,则开始在所谓的一级半、二级市场上接手,待其上市之后,这些股票往往可以获得数十倍的差价利润。

和金融圈人士广有交结的周正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好机会,他开始在上海、江苏、福建、浙江等省份频频动作,倾囊收购国有企业的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数年之后,周正毅依然津津乐道这一段日子:“当初很多国有企业排队上市,我们用个体户名义,开始收购职工股,那时国企员工通常要现金不要股票。买来的股票等到上市,就可以由几元升到几十元。”

在收购之后,周正毅或是将这些股票倒卖给一些金融信托机构,或是等到上市后甩卖套现。那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年代,只要胆子足够大,眼光足够远,一夜暴富并不是传说。如果我们把视角稍稍放广一些就会发现, 1995年的国企体制改革,实在是中国商业史上颇具影响的大事件之一。许多资本炒家利用人们贪图小利的心理,抓住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良好时机,周正毅正是这些人之中的一个。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确知他究竟从这种股票倒卖当中赚了多少钱,只知道周正毅在日后轻描淡写地说:“我记得涨得最厉害的是格力空调,由两三元一股升到20多元一股。‘福建九州’买得最多,有两千万股。当时买这些上市国企的股票,个个都能赚大钱。”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改革大潮中,周正毅的起家历程并没有太多的独特之处。他与许多发家的民间富豪一样,都成功地利用了政策上的漏洞,凭借着自己的敏锐直觉,在合法与违法的中间地带牟取暴利。这种近似于灰色的经历,造成了这些富豪在成功后依然乐于放手一博,完全蔑视游戏规则,甚至无视法律。日后,周正毅的“钻空子、擦边球”的经营风格,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结于这一时期的成功。

如果说,在沪深两市当一个二级市场炒家,是周正毅完成的资本市场初级课程的话,那么,他在香港股市上的冒进,则让他在瞬间提升了自己的财富量级。

从1997年2月开始,一个名叫乔治·索罗斯的美国投资家突然浮出水面,以令人生畏的国际金融大鳄面目,用他领导的量子基金,横扫东南亚地区的股市、汇市。外资因此纷纷逃离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由此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亚洲金融危机。

作为亚洲最大的资本自由港,香港自然无法幸免。在国际炒家的狂轰滥炸之下,香港资本市场的状况几乎可以用惨烈二字来形容:恒生指数被拦腰截半,逼近7 000点关口,许多银行家、投资家的财富因此缩水,缩水程度甚至高达70%。这样的惨烈景象,自然令本就小心翼翼的香港股民更加谨慎。在一片凄惶之中,动荡的紧缩效应迅速波及整个股市,连一些平时表现上佳的绩优股、蓝筹股都被祸及,其跌幅之大,让香港本埠居民都望而却步。只有高中文化的周正毅对国际金融炒家和量子基金一窍不通,但是他却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1997年的初秋,周氏夫妇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大量购买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企业的蓝筹股。在周氏夫妇看来,尽管香港股市已经乱做一团,但却是个抄底入市的好机会。一是香港股市只是因为受大环境影响而暂时下跌,风雨过后,情况马上就会扭转;二是这些股票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成长空间,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企业都有着大量的优质资产。加上李嘉诚非凡的资本背景,如果能够翻身,一定可以彻底摆脱目前的状况。因此,尽管股市一片风声鹤唳,这场金融风暴尚看不到终结的迹象,也不知道股价会不会继续下跌,但是直觉告诉周正毅,他应该冒险一试。

以身涉险的周氏夫妇,在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战战兢兢地囤积了大量港股。就这样,在1997年,这个从棚户区里走出来的上海人一头扎进港岛的股市风云中。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文化程度不高、读书不多的人,居然赶上了一波世纪规模的大行情。

在这场风波中,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

此时香港刚刚回归数月,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香港是否能够平稳过渡。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即便是一贯奉行自由市场政策的香港特区政府,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对资本市场作出干预。更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态度明确的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迎战国际资本的资金与政治上的顾虑顿时化解。于是,也就是在周正毅进入香港股市后不久,香港特区政府正式迎战国际资本炒家。

在这场接近一个月的对战中,香港特区政府投入了高达1 637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尽管损失惨重,却成功地逼退了索罗斯等金融大鳄,牢牢地守住了恒生指数7 800点的关口。到10月30日,恒生指数已经重返10 000点。在两级政府的合作下,港股保卫战就此结束,在保证香港股市没有崩盘的同时,也宣布了香港“自由市场”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