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那一次,我们挨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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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3)

日籍华人陈舜臣说:“对专制帝国来讲,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中译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页)这里我们可以下判断了,此话百分之五十正确。皇帝的资质确实主宰着专制国家的命运,但那是在中国的历史循环圈里。这话一旦放到国际大环境之下,放到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格局之上,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一句话,皇帝资质再高,整个王朝自绝于国际主流,面对新世界、新文明的挑战,照样玩不转!

南京条约签订的前一天,道光皇上在寝宫的台阶上散了一夜的步,唉声叹气,懊恼连天。可怜的道光,他不知道,英国对中国,那可是单相思很久了!

英国对中国:单相思很久了

远在大清天朝尚没有诞生的时候,它未来的对手英国,在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时期,就开始“十分想念”大中国了。由于英国风行重商主义,更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在航海探险方面先行一步,各霸占了一条通往中国的航线,使得英国不得不自力更生,自找航线!

1573年,英国的威廉·布尔(William Bourne)发表《论海上霸权》一书,指出,要到中国求亲,有五条路可走:

一、取道好望角(这条航线为葡萄牙人所专有)。

二、取道麦哲伦海峡(这条航道为西班牙人所专有)。

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

四、东北航路(要通过俄罗斯)。

五、北极航路(要通过北极)。

考虑来考虑去,英国人选择了第三条航线。1577年,由大商人洛克(M·Lok)的“中国公司”(Cathay Company)出资,大探险家兼大海盗佛罗比谢尔(Martin Frobisher)任队长的探险船队出航。此次航行,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股东之一,亲自出资1000英镑,财政大臣、海军大臣等政府要员各出资100英镑。问题是天不佑人,他们只走到了现在的巴芬岛(Baffins Land,加拿大第一大岛,世界第五大岛。加拿大北极群岛的组成部分。1615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巴芬是第一个成功环绕此岛航行的人,岛名因此而来),此后在寻找中国方面再也没有取得进展。女王这次可是亏大了!

1580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好朋友、大海盗弗郎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成为继麦哲伦之后完成环球航行的第二人。在这次历时三年的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队不仅掠夺了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而且还袭击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港口。满载而归的德雷克给投资者带来了4700倍的利润。作为资助者之一,伊丽莎白女王分到了16.3万英镑的红利,这个数字略相当于当时政府一年的支出。女王这次可是赚了,并激起了再次寻找中国的信心。这位1558年继位、由于众多原因而终身未婚的老母鸡,对于寻找中国、海外赚钱那是相当的热衷,与此同时,中国的大明皇上万历正无为而治,躲在深宫不愿见人、研究长生术呢。一样的世界两样的生活,上帝在搞实验吧?

1583年,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时前往东方,并交给他两封信,一封致印度的莫卧尔皇帝,一封致中国皇帝。信不长,里面关键的有这么几句:“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女王的“艳信”,中国皇帝没有收到。因为纽伯里只到了印度。

1588年,西班牙的海上势力被英国彻底摧毁,意味着英国在寻找中国的过程中,用不着再害怕西班牙的捣乱了。随后,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三次探索通向中国的西北航道,汤姆士·甘文底斯(Thomas Gavendish)做环球航行。1593年,戴维斯与甘文底斯双双渡过麦哲伦海峡,分头寻找通往中国的航路,结果,双双失败:甘文底斯死于归国途中,戴维斯的探险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生还。

1596年,英国有两个商人准备到中国去,伊丽莎白女王乘机派伍德(Benjamin Wood)作使臣,和他们同行。伍德此行,主要是帮伊丽莎白给中国皇帝送信。信比上次稍长了些,但基本意思没变:“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或某城贸易时,务请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且为我两国国君及臣民之互爱与贸易起见,愿对于贵国人民之入境贸易者,到处予以自由,加以保护。”(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想得越来越美了,还自由出入呢。中国什么时候兴过这个?不过这次伍德没走到中国,就遇上不幸了。在好望角,一只船遇难覆没,另两艘船遇上了葡萄牙船队,战斗十八天,死去很多人。幸存的人集中到仅剩的一条船上继续开行,再次遭遇覆没。好像活下来七个人,但是七个人哪里去了,无人知道,伊丽莎白致中国皇帝的的第二封“艳信”再次不了了之。

1600年,伦敦一批商人组成东印度公司,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所授予的同东方进行关于生丝、棉织品和宝石贸易的特许状”,他们有权在东方维持自己的船舰、海陆军等武装力量,有权宣战或媾和。从此,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南洋、日本等地建立商馆,在中国大门外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对于这种间接接触,英国很不满意。1610年到1630年,曾有英国商人两次带来英王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书信,但是没有一位中国人敢翻译和传递。以中国政府的游戏规则,这明摆着是做通夷汉奸,中国人谁乐意如此表现自己活得不耐烦啊!

1637年,也就是崇祯十年,英国商船来到中国广州大门。船长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受雇于“科亭商团”,而科亭商团里有一个大大的股东—在三年后即将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处死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入股一万英镑。问题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喜欢英中亲密接触,对他说:“中国人不许任何别的国家同他们做生意。”(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威德尔没听,带船闯到虎门,虎门地方官说,此事须请示广州,六天之后才能给予答复。

威德尔嫌六天太长,并且认为这六天是中国人用来修整炮台对付他的,所以,他自行带船沿珠江上驶,中国官兵开炮阻挡,威德尔开炮还击,攻陷虎门附近的亚娘鞋炮台,大约100名英国佬登上该炮台,不但把炮台上的炮全搬到了自己船上,还升起了英国的国旗,拦劫了几只商船。最后他派了一个被俘的中国渔民去广州送信,要求通商。官府的答复是,通商可以,但是请先把炮台上的炮和渔船交回。广东总兵陈谦接了英人的贿赂,答应庇护英人在广州贸易,澳门的葡萄牙人一听,吃醋,就去举报去了。结果,陈谦下监狱,英人谈判代表连同他们的财产被扣留。威德尔再次炮轰虎门,把亚娘鞋炮台给炸毁了。中国水师出战,被英国人焚毁船只五艘。两广总督张镜心调兵准备大战,但中英双方心里都有些玄,葡萄牙人一看不妙,出来说和,双方乘机借坡下驴,和了,英人被放,广州当局归还英人财货,但声明:“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英人炮轰虎门的教训,让明政府不得不下令:任何外国船,不得进入珠江口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英好不容易摸到了中国的门口,但中国政府对他们并不欢迎。张西平先生说,明清之际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大错特错矣,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英国人把中国当西施了,自是不错,但中国人从未把英国人看作是范蠡。相反,他们把英国人看作是红毛鬼了。英国如此摸中国,感觉是在向它表示自己的好感;中国如此被摸,感觉对方是在向自己耍流氓。双方的认识与感觉,绝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英摸到中国政府门前时,不但没有拥抱上,相反,“初恋的情人”闹起了别扭,大明宣布再也不要看到红毛鬼了。宣布得对,他们是再也看不到英国了,因为政府已经自顾不暇了,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率时间到了,李自成反了,大明玩完了。

与此同时,台湾的郑氏政权宣布对外商给予优惠,免税三年。英人一听大喜,纷纷跑台湾做生意,甚至卖军火给郑氏政权。但一者郑氏政权说话不算数,不久就借口没钱开始征税了;二者郑氏政权对付不了清政权,于1683年灭亡。康熙觉得台湾乃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失之无所损,想把它赠给荷兰,后来因施琅反对没弄成。所以英国人不得不把“多情”的目光再次转向大陆。但是大陆政权初建,看谁都像阴谋家,海禁政策执行得更严了。英国人虽然找到中国了,但是没法建立自由贸易关系,这让他们急得团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