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开始了，英夷怕林则徐吗？
1840年6月，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出现在中国海面。计有: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英国陆军3个团（爱尔兰皇家陆军第18团；苏格兰步兵第26团；步兵第49团）；孟加拉志愿兵若干。
据茅海建先生统计，陆军共4000人，加上海军，总计约六七千人。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进行封锁。封锁之前，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官伯麦（J.G.Bremer）发出公告：“现奉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锁”。伯麦的公告，译成中文，按中文格式编成说帖，写在木牌上，插于尖沙嘴一带的海滩上。
按巴麦尊的要求，虽然不让他们在广州开战，但至少在广州递送一份巴麦尊致中国钦命皇帝宰相书的英、中文本。但是义律坚持不宜于让广州中国当局最先知道英国的要求是什么。据茅海建先生推断，义律不愿在广州投递，是怕在林则徐的面前显得姿态低下。总之，他们没有执行巴麦尊外相的训令，懿律与义律堂兄弟俩于6月30日率领大小船舰43艘，离粤北上，仅留下“都鲁壹”号、“拉呢”号、“海阿新”号及“哥伦拜恩”号、武装汽船“进取”号继续封锁广州。
看意思，义律本人与林则徐有些赌气。因为按他们的游戏规则，这份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乃是最后通牒。最后通牒不给林则徐（当然林则徐能不能看懂最后通牒，也是个疑问，因为后来道光看了，就不大能看懂）这让林则徐特被动，以至于定海都失陷了，林则徐还在上奏，跟道光汇报，英船惧怕广东战备的严密，驶出老万山，东风扬帆而去了。等得知定海失陷后，林公又埋怨定海方面战备做得不如广东好。林公的这种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失误和辩解）影响了一些主剿派，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于1841年曾上奏要求道光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理由之一就是夷人最怕林公。其实，不是洋人怕林公，而是林公不怕洋人。1840年6月英国封锁了广州海口，扬帆北上了，7月3日的林公还在写帖子安慰他的百姓，中心意思如下：
一、“英夷诡谲，凡事虚张，来兵即极多，亦不过一万余人为止。”（林公这一点倒是蒙对了，人家只来六七千人，但是他只蒙对了人数，没有蒙对现代化军队的战斗力）
二、“彼之数有尽，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不独以十抵一，以百抵十，直以十千万万抵一，又何不能剿灭之有？”（这是典型的冷兵器思维，人多力量大）
三、英人腰腿毕直，一仆不起，建议大家奋勇杀敌，且有物质奖励。如能夺其炮位，也照炮之大小，分别给赏。（我晕，天朝正规军都对付不了的现代火器，却让百姓去缴炮。这种国难财，不是好发的）
鸦片战争之后，有关鸦片战争有三部著名的时人著述：《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和《中西纪事》，它们的作者魏源、梁廷枏和夏燮皆谓：林则徐在广东战备搞得好，英军才转而北犯的。他们把广东战事的失败，归因于林则徐的去职；把其他各地的战败，也归因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当然，他们在表达这些观点的时候，表达得很艺术。比如魏源，在书里借别人之口说出自己的意思，他用了个“或曰”：“或曰：西变以来，惟林公守粤，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备亦如闽粤，则庙堂无南顾之忧，岛寇有坐困之势。子何不责江、浙、天津之无备，与粤闽后任之不武，而求全责备于始事之人？且林公于定海陷后，固尝陈以敌攻敌之策矣，陈固守藩篱之策矣，又奏请以粤饷三百万造船置炮。苟从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矣。”魏源这样说，在于他先是把林则徐任内的九龙冲突、官涌冲突当作了中英之间的正式战争了，后是把英国正式开战后对广州的封锁也当作战争了。
抛开作者与林公的个人交情（魏源是林则徐的好朋友，梁廷枏曾做过林则徐在广州的幕友），我们不得不承认，天朝的士大夫，多少总有些民族情绪在内的。让他们承认天朝打不过英夷，是很不容易的，而他们的这种自慰，也是值得理解的。不可理解的，倒是后世的学者，老让人怀疑他们是当时的局内人，因为他们作为后来者，在面对历史的时候，连起码的事后之明都没有，比历史中的局内人还要懵懂。这让另一些清醒的学者有些发狠，代表人物是蒋廷黻先生。认为义律不如在广州噼哩啪啦地跟林则徐干一仗，而干仗的结果，肯定是林公失败，这是不言自明的。蒋廷黻先生设想，如果林公战败，至少有两个好处：
第一，一下子打掉天朝神话。否则凭天朝政府那样的大唐中土意识、盛世傲慢情结和天朝百姓那样的昏庸皇帝、奸臣误国的思维模式，主流舆论总会坚持认为，义律在广州是干不过林钦差的。这就让天朝失去了反省的内在自觉，从而错失改良的历史机会。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天朝心目中，顶多是一个地方事件，过后就忘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自觉根本没有产生。
第二，也让后世的学者少些自我安慰，以为个把清官，就可以凭自己的道德力量与品质特性拒英夷于千里之外。
蒋廷黻先生希望林公战败，希望天朝神话早日破灭，动机是好的，但是他忘了，林公战败之后，神话的信奉者们，还会给林公找到借口和替罪羊啊。被称作林则徐第二的裕谦不就战败自杀了吗？对当朝能有什么触动呢？总之，没了神话，神话的信奉者们会编织新的神话来自慰，反正始终不服，就像天朝政府直到灭亡时期仍对西方那些蛮夷国家不服一样！不服就是不服，打得流鼻血也不服！这不，最后通牒来了，天朝都英勇地不接嘛！
“布朗底”号在厦门:送不出去的最后通牒和看不懂的白旗规则
英国远征军把首战地点定在了浙江定海。途中，舰队经过福建厦门，遂派“布朗底”号前往厦门递交事实上的最后通牒——《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时间是1840年7月2日，其余舰队继续北上。
厦门乃是福建的重要门户。远控台澎，近接金门，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插图：鸦片战胜时期的厦门港。
“布朗底”号于7月2日中午驶至厦门南水道，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前来，询问来意，英方遂递交了一封信，称明天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公文。7月2日下午，“布朗底”号直接开到了厦门岛，放下一只杉板小船，悬挂白旗，让翻译罗伯聃（Robert Thom，1834年来华，抵广州后很快学会汉语，并把《伊索寓言》译成汉文）前往递信。天朝守军不懂白旗规则，用火绳枪和成群的弓箭迎接他们。挂着白旗的英方杉板船，无论如何完不成自己的送信任务。
第二天，也就是7月3日，英方再次作出送信的努力（遗憾的是，天朝百姓不懂西方的宣战规则，中国当代学者也假装不知道。牟安世在自己的书里把这种行为称作“他们又乘船挑衅”），罗伯聃乘小杉板船靠近时，发现岸上不但有成群的军队，同时也多了成群的围观者——当地百姓都来围观这千年不遇的热闹场面了。
船靠近后，罗伯聃用生硬的中国话高声喊叫，提出“不叫上岸，就要打仗”，但岸上没有人回答他。这时的天朝兵民还听不懂这类近代政治意义上的鸟语。罗伯聃举起一块方木板，试图说明自己的目的，但是迎接他的，是士兵的愤怒及抓获他的冲动，吓得罗伯聃只好离开。
待罗伯聃上了“布朗底”号，气急败坏的布朗底号便开了炮，两颗炮弹一落地，岸上便立刻倒下五六个人。岸上的人群——兵群和百姓群便轰的作鸟兽状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