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走近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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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秦中,让帝王青睐的王气

西安的建城史已有三千一百多年,众多王朝在此建都,历时一千一百多年。西安,古代称为镐京、长安,它是我国著名的古都。西周以丰、镐为都,秦以咸阳为都,均在西安附近。西汉、新、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都在西安建都。东汉、曹魏、后唐都在西安建有陪都。

周人曾于此制礼作乐,铸典章于金石;秦始皇在此建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阿房宫,在骊山修建了规模巨大、埋藏极为丰富的历史宝库秦始皇陵;汉唐时代,这里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的中心,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宾客云集的东方大都会。“东有罗马,西有长安”是当时西安的历史地位的写照。至今,西安与世界历史名城雅典、开罗、罗马齐名,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帝王为何选秦中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看中了西安,这首先与西安的地理形势有关。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南阻秦岭,北滨渭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代张良对西安的赞誉:右陇蜀,南有巴蜀之“夫关中左崤函,沃野千里,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咸阳紧邻西安,秦朝建都咸阳。咸阳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秦朝修建咸阳,运用了天体观念。把渭河比作天体的银河“天汉”,以各座宫殿比作星座,四周有许多通道,咸阳宫居中,形成了众星拱辰,屏藩帝都的格局,体现了“万世一系”的秦帝国都城的宏伟和尊严。

隋朝立国后,放弃了原来的长安城,在东南另建新城,《隋书·文帝纪》记载:凋残日久,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此城从汉以来,屡为战场,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于是,选择了“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的龙首原建新城。长安新城南对终南山及子午谷,北临渭水,东有浐、灞二水,城西一片平原。宫城在城市中部偏北,宫殿坐北朝南,当时称为大兴城。

唐代改大兴城为长安,并且增修宫殿。唐朝皇帝认为隋朝的宫城建筑所处地势偏低,便在东北龙首原高阜上新建了大明宫,又在城内修建了兴庆宫。整个长安城布局工整,它以南北御道——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边各有五十四个坊和一个市,表现出对称美。长安城的格局对北京城的建筑形式是有影响的,日本的奈良和京都也是仿照长安城兴建。

回溯关中地区都邑选择和营建的历史,其中竟有极为周密巧合的地方。起初西周丰镐都于沣河两岸,沣河北流注入渭河,过了四百多年,这里不意为秦人选中,成为秦都咸阳布设之地;紧接着,西汉开国君臣浩浩荡荡从渭北进驻长安,南依龙首山,北近秦咸阳故地,建起了汉长安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也成为若干短暂朝代的都城;到了隋初,嫌长安旧城不理想,南挪至龙首山南,兴建了布局规整的大兴城;隋唐相继,都城位置不变。

概括地说,周秦汉隋唐五代四城(隋唐都城重叠,视为一个),丰镐在西南,咸阳在西北,汉长安城在东北,隋唐都城在东南,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至公元十世纪初(唐末)的近两千年左右时间里,其都城选择和迁建过程,是按顺时针方向转下来的,形成了一个圆圈,欲以立足关中并施展政治抱负和才华的古代君臣,都没有离开这个圆圈,这个圆圈即一般所说“八水绕长安”的地域范围。山不转水也未转,影响上述都城选择意志的是过去时代的内外部形势,在对于时局的有效把握之下,关中平原及其核心区地理位置及其条件的优越性,因得到古人的认可和肯定而得以很好地发挥。

历史上的开国君臣如何选择自己满意的国都,可谓各有千秋。如果当时的帝王有凌云之志,其臣属就可能贡献重在开拓进取的都城选择意见,并就都址的安危得失进行反复考虑;如果帝王没有太大的志向,其臣属就可能拿出比较稳妥保守的方案。这就是国都选址过程中最主要的人为因素。

此外,一个王朝的疆域范围有大有小,只要是择都,无论其版图大小,都有一定的选法。从选建都城的步骤来说,一般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在全国有效控制范围内选择最合适的区域;第二步是在选定的区域内再来确定都城的具体位置。第一步属于战略选择,体现的是国都定位的空间权衡能力;第二步为综合性的技术选择,体现的是因地制宜的判别技艺。

西汉定都关中的过程,就清楚地为我们展示了“第一步”的走法。刘邦集团进入关中,先到达渭北之栎阳,又过渭河到达长安,西距秦咸阳城不远,便驻足下来。《三辅黄图》中说长安“本秦离宫也”(天子出游之宫),实际上仅为秦朝的一处小地名(乡聚)。经过高祖(刘邦)、惠帝(刘启)时数次大规模的修建,帝都长安城落成。

隋朝的政治重心仍然是在关西地区,故而仍定都关中。隋朝主动放弃汉长安城,转而确定大兴城的位置,完整体现了“第二步”的走法。《隋书·高祖纪》记载:卉物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龙首山川原秀丽,卜食相土,无穷之业在斯”,表明对新址的选择极为满意。其实这个新址的选择很简单,也就是采用“后靠”的做法来实现的。这样做,既不丧失关中核心区的地理优势,还可以进入到渭河南岸的支流散流区,获取充足的水源,满足城市社会生活的种种需要。

汉与隋唐确定国都的位置,都与一个并不太高大的黄土台原——龙首山

中说:头入渭水,

有关。《三秦记》“龙首山长六十里,尾达樊川”。今人立于西汉未央宫所在的龙首原上,两座长安城一北一南,可以环视。渭河、龙首山之间地形开阔,刘邦集团北来,“父老传云,就选择在龙首山北面。前人留下话语,尽凿龙首山土为城,水泉深二十余丈”。龙首山以南土壤肥沃,面积更为宽广,成为隋唐帝都展开的理想地域。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中考论龙首山“头高二十丈,尾渐下,可六七丈”,表明位于西安小平原的龙首山山势、位置特别,具有一种类似关中核心区基座的地理支撑作用。

于此可见,任何一处都城的确定,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其选择时所体现的着眼点,就显得格外重要。受人注目的关中核心区,能成为周、秦、汉、隋、唐各代的风云际会之所,是形势和自然条件相结合的结果。

八水绕长安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大都发祥于大江大河,如巴比伦发祥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埃及发祥于尼罗河,印度发祥于恒河,中国发祥于黄河。可以说,正是这些江河孕育了巴比伦、开罗、新德里、西安、洛阳、开封等世界名城。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朝代更迭,城邑兴废,共形成城邑三千多处,从夏王朝建都于阳城到清代建都北京,共形成古都约二百余处。回望这些城邑与古都的形成和发展,变迁兴衰都与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说水是古都的生命线一点也不为过。

早在古史传说时代,就有了关于城址选择于河流交汇的“汭”位的文献记载。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居妫汭,舜耕历山,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记载;《世本》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说“舜居妫汭”。“汭”就是指河流会合的地方。从考古发掘看,仰韶文化时期的建筑遗址,都出土在河流的交汇之处,即所谓的“汭”位。古代先民选择这样的地理位置,一是邻近水源,能够满足原始聚落居民生活、生产活动的用水需求;二是水源充沛的地方一般植被丰富,便于渔猎和食物的采集。

考古工作者在郑州西山发掘的西山城址,是我国迄今所知的年代最早的夯筑城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西山城址就位于黄河与南岸的枯河交汇处——“汭”位,北距黄河约四公里,遗址坐落在枯河北岸二级阶地的南缘,是豫西丘陵与黄淮平原的交界处。此处北依西山,南临枯河,背山面水。

无独有偶,位于河南新密市东南三十五公里曲梁乡大樊庄村的古城寨遗址,也选在溱水、—位。城址坐落在溱水东岸的台地上,城洧水交汇处——“汭”内遗址面积十七万多平方米,城外遗址面积十万余平方米。城址规模宏大,城高沟深,气势宏伟,为我国早期筑城史所罕见。在城址遗迹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石、骨、蚌和陶器,并发现城址遗迹文化层自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商、战国一直延续到汉代,遗存着各个时期的文化,其中以龙山早期到晚期遗存为主,特别是城址中心部位,建有廊庑建筑的大型宫殿基址。文物考古专家认为,此城址是历年发现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文化层最丰富、意义最重大的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座古都城。有专家根据该城的地望、年代和性质认定,这里就是黄帝时期的都城轩辕丘。

考古发掘的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岗地上。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王城岗遗址就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在古代长安的周围,有渭水、浐水、灞水、涝水、沣水、滈水、泾水、潏水八条河流,碧波荡漾,环绕其间,即所谓“八水绕长安”。周王朝原建都于西岐,属渭北高原,原高水深,用水困难,约在公元前1136年,周文王(姬昌)将国都由西歧迁到了关中平原的沣河西岸,称丰京(今西安西南),周武王(姬发)灭商统一中国,又迁都镐京,位置在沣水的东岸。秦代建都于雍(凤翔县),也属渭北高原,用水困难,后来迁都栎阳(今临潼县武家屯一带),这里地势较高,又近盐卤之地,水质很差,秦孝公迁都于咸阳,“船漕商鞅变法后,临渭水建都,车转”,交通方便。到秦始皇时“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把市区向渭河以南扩八水绕长安展,著名的上林苑和阿房宫都兴建在渭河以南。汉代建都长安(在今西安市西北),不甚宜人”所以到了隋唐,城市迁到了沣河与灞河之间,真“水皆成卤,正形成了“八水绕长安”的格局。使隋唐长安城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西安城。

上林苑中昆明池

如果对中国历史上的园林进行排名的话,最具影响力的当首推上林苑。上林是西汉王朝著名的囿苑,也是京畿地区最大的禁苑,论其规模,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处宫苑能与之相比。关于它的范围,汉人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说得最清楚:“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滈、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上林苑地跨长安、咸宁、周至、户县、蓝田五县县境,纵横三百里,有灞、浐、泾、渭、沣、滈、涝、潏八水出入其中。据《汉书·旧仪》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可见汉时仍保存着射猎游乐的传统,但主要内容已是宫室建筑和园池。据《关中记》载,上林苑中有三十六苑、十二宫、三十五观。三十六苑中有供游憩的宜春苑,供御人止宿的御宿苑,为太子设置招待宾客的思贤苑、博望苑等。上林苑中有大型宫城建章宫,还有一些各有用途的宫、观建筑,如演奏音乐和唱曲的宣曲宫;观看赛狗、赛马和观赏鱼鸟的犬台宫、走狗观、走马观、鱼鸟观;饲养和观赏大象、白鹿的观象观、白鹿观;引种西域葡萄的葡萄宫和养南方奇花异木如菖蒲、山姜、龙眼、荔枝、槟榔、橄榄、柑桔之类的扶荔宫;角抵表演场所平乐观;养蚕的茧观;还有承光宫、储元宫、阳禄观、阳德观、鼎郊观、三爵观等等。

上林苑中还有许多池沼,见于记载的有昆明池、镐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太一池、郎池等。其中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所凿,在长安西南,周长四十里,列观环之,又造楼船高十余丈,上插旗帜,十分壮观。

昆明池为汉武帝元狩三年于长安西南郊所凿挖,用来练习水战。池周围四十里,广三百三十二顷。宋以后湮没。《汉书·武帝纪》中说:(元狩三年春)“发谪吏穿昆明池。”《西南夷列传》有:

“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据宋《长安志》和清《西安府志》、《读史方域纪要》等载,昆明池在府城(今西安)西南三十里。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载,汉武帝时,西南昆明国(今云南昆昆明池明一带)不朝于汉,且阻止周围越西(今属四川省越西县境内)国等其他小国向汉进贡。汉武帝为征讨昆明国,故凿昆明池,以训练水师。西汉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减陇西、北地、上郡三地戍卒之半,并发谪使在周朝灵沼的故址上穿池。因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所以名为昆明池。

事实上,开挖昆明池的目的绝不仅此一点。昆明池的开挖,既可做上林苑内的主要游乐区,同时又可成为京城长安的主要水源地。这是汉武帝为改善当时长安城市环境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昆明池建在细柳原与高阳原之间,池址的水平高程,高于当时汉长安城内外所有地区。昆明池水源来自附近的两条河水,将东起秦岭的大峪、小峪、石砭峪流出的诸水全部接纳。丰富的水源,在长安城西南高地形成一个人工的汪洋大海,分别在东口、西口、北口修了三条引水渠道,环绕京城而过,保障了京城内外的用水。与此同时,昆明池还是当时皇室、贵族的游乐所在。

昆明池周围二十公里,在池四周又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馆,亭台楼阁,寺观庙宇。池中粼粼碧波,烟波浩渺,水光接天,龙舟悠游,画舸争流,鱼游鹤翔,莲花逐浪,岸上宫、观、馆环池林立,成为皇家禁苑,帝王将相,娱乐宴游的风景区。据汉时的《三辅黄图》所载,汉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南,周回四十里。记载:中有戈船《三辅旧事》“昆明池地三百二十顷,各数十,楼船百艘,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盖,照烛涯矣。池中后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因欲游戏,养鱼以给诸陵祭祀,余付长安厨”。《三辅故事》又载: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常“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长三丈,鸣吼,鬣尾皆动。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载:

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关辅古语》“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由此可见昆明池是一个集城市供、排水,接济漕运,风景游览,鱼类养殖和练习水军,一个多功能综合性的水利工程。后来在汉昭帝时,战事稍稀,《西京杂记》“武帝昆明池主要作为游宴和鱼类养殖。载: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市卖之”。有云:鱣鲤鱮鲖,鲔鲵鳀鲨,修额短《西京赋》“其中则有鼋鼍巨鳖,项。大口折鼻,诡类殊种”,足见当时昆明池中所产鱼类之多。

唐王朝建都长安后,昆明池的功用又一次得到利用。唐武德九年(627年),唐高祖李渊临幸昆明池,以观水军练习。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五年(631年)正月癸酉,猎于昆明池,四夷君长咸从,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丙子而还(《资治通鉴》)。唐太宗并题有《冬日临昆明池》诗一首:劫灰隐“石鲸分玉溜,平沙。柳影冰无叶,梅心冬有花。寒野疑朝雾,霜天散西霞。欢情犹未报,落景蘧西斜”。

《括地志》及《读史方域纪要》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浚修昆明池,扩大原昆明池范围,将沣、镐二水尽皆堰入,无复流派。使昆明池深六寻,袤十里。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京兆尹韩皋奉诏,又一次浚修昆明池,追汉制,引洨河及沣水合流于池。又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大堰以汇众流。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皇帝又令再次浚修昆明池。

唐代,昆明池经过几次的浚修,更是湖光绿树连天,洲渚莲叶环绕,水色碧蓝鉴人,楼船小舟相映,帝王将相游宴娱乐,文人雅士泛舟题咏。

昆明池在唐太和年间修浚之后,由于唐王朝走向衰落,受战乱的影响,昆明池逐渐石闼堰废而见干涸。自宋以后,不加浚治,遂湮为民田。至此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到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使用了长达九百五十多年的昆明池,水枯见废,而湮为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