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识时务的阴谋家:刘邦
14283000000020

第20章 权力游戏(2)

以血腥的暴力,将秦国民众驱入囚笼而后,商鞅终于作法自毙,被他亲手打造的专制怪兽所吞噬: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这段故事,说的就是商鞅以邪恶的诛连政策,将秦国人相互牵制在一起,没人敢收留被通缉的反抗者。而当秦国反过来追杀商鞅时,商鞅逃到客栈央求收容,客栈却回答说,商鞅法令严酷,有收留没有身份证明者会遭受惩罚。直到这时候商鞅才如梦方醒,他精心替秦国打造的专制铁笼,岂知最终他自己就是落到网里的牺牲品。

经由商鞅改造的秦国,从此成为了一个极端可怕的怪物。公元前244年——那一年刘邦十三岁,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极恐怖的事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这一年的史书上,实际上有两件大事。叠加在一起的话,你立即会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

是年秦国大饥。

是年秦攻韩,陷十二城。

这两件事告诉我们:如饥荒这种向来具有摧毁社会系统的大事件,对被商鞅改造过的秦国,竟然毫无影响,照样是穷兵黩武,攻掠四方。

这就是郡县制的效果,可以称之为体制的力量。

饥荒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百姓就会大逃亡,敌国也会乘机进攻。但商鞅改造了秦国,百姓是不允许自由迁居的,必须在指定地点比邻而居,每十户人家为一保,一户犯罪,十户人家共同坐牢。每个人都具有奴隶与狱卒的双重身份,任何反抗的言行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弹压。纵然是饥荒年间,也不允许去讨饭,一户人家讨饭,十户人家坐牢,所有的人都相互牵制揪扯着,纵然饿死,也无法改变境遇之分毫。

饥荒可以摧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但对于郡县制的秦国无损。相反,这实际上是秦国又一次用兵的机会,因为秦国最重军功,如果上了战场,不仅有饭吃饿不死,弄好了立个战功,从此就争得了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体制的力量。体制不过是一种社会规则,这种规则让你沦为周边人群的囚犯,当然他们也是你的囚犯,人们相互监督,彼此憎恨,充满了绝望与暴力的冲动。这种体制永远会给你一个外部的敌人,并鼓励你快点去死。在这个规则中,受益的唯有君王,把老百姓关入笼子里,自己高高在上,恣意享受,予取予求,这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啊!

但赵高告诉我们,即使是君王,也不可能从权力中受益。

如我们所知,秦国打造出可怕的极端权力体制之后,首先遭殃的是六国百姓,然后是六国的贵族。当秦始皇一统六合而后,给世人的印象,他似乎成为了这个残酷游戏的唯一赢家。

但是,当秦始皇身死沙丘,帝国的权力落入秦二世之手,秦始皇的十七个儿子统统被处死,十个女儿被拖到咸阳街市五马分尸——秦始皇子孙后人噍类无遗,这就是始皇帝为获得至高权力而付出的代价。

权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有人都需要为此付出代价,鲜血和死亡,无休无止地付出。最后占据权力制高点的人,则必须以自己的子孙福祉为祭品,才能够换取此生的恣意妄行。

这就是赵高通过对权力功能的梳理,最终告诉世人的。权力是一种邪恶的社会法则,不会有任何人从中获益。

但赵高的这个观点,不会得到刘邦的认可。

因为刘邦正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他有望取代秦始皇成为下一个赢家。这时候你突然对他说,别玩了大哥,这个游戏不好玩……他会很生气的。

事实上刘邦已经生气了。他开始第三次屠城,终于在屠城的数量上,超越了项羽。

第三次屠城

刘邦第一次屠城,是在城阳。这事司马迁将其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中。

刘邦的第二次屠城,是在颍川。这事司马迁也写在了《史记·高祖本纪》中。

但当刘邦第三次屠城的时候,司马迁的手,已经有点颤抖了,不敢再写下去了。

继续写下去,司马迁就危险了,刘邦的后人、当时的汉武帝,不会跟司马迁有完。因为有关刘邦如何夺取天下,是史有定论的。这个定论叫——仁者无敌!可你见过杀戮百姓、屠城上瘾的仁者吗?

诸如国内史家陈隆予先生所著《刘邦与大业基业》一书中称:“由于刘邦治军纪律严明,命令所属起义军‘所过毋得掠卤(同掳)’,与残杀百姓的秦军和‘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深受沿途百姓的拥护和欢迎。八月(公元前207年,刘邦五十岁),刘邦以势如破竹之势,一举攻克武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南大门。这时刘邦的军队已发展到数万人。”

类似的评价,在相关的刘邦研究史料之中,比比皆是。这是史学家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仁者无敌,不仁者有敌,你看项羽竟然屠了两次城,于是就成为了不仁者,就有敌,就不可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你看刘邦……也才屠了城阳和颍川两座城,虽然屠城数目与项羽齐平,但刘邦是仁者,就无敌了,所以拥有天下。

史学家们得出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只看了《史记·高祖本纪》,这里提及刘邦攻克武关时,是这样说的:

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看看,这段记载没有说屠城,反而说了“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连秦人都喜了,这岂不证明了刘邦军队是仁义之师吗?

如果史学家们肯多费点脑筋,再打开同一本《史记》,看看“秦始皇本纪”,就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看看,司马迁因为担心遭到刘邦后人的毒手,竟然把刘邦第三次屠城的记载,给藏到“秦始皇本纪”里来了。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可怕!

还有《资治通鉴》卷八,也有同样的记载:“八月,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到了这时候,我们总算明白了,其实刘邦在进军关中时,所发布的命令,并非是“所过毋得掠卤”,而是完全相反的命令,是所过统统掠卤,毋得不掠卤——就是对于抗拒的城池,所有的百姓官吏,统统杀光。

百姓杀光了,剩下来的,只有刘邦及自己的小兄弟们,小兄弟们齐声高赞刘邦是仁义之师,对兄弟们所过毋得掠卤。被掠卤者已经彻底被消声,杀光屠光,你再也听不到一声哀鸣或反抗的呼号。

如此而已!

一次屠城,我们已经替刘邦找过理由了,责怪城内的百姓反抗太激烈。两次屠城,我们也成功地把责任推到了百姓身上,责怪百姓不快点开门,敲锣打鼓欢迎刘邦入内。到了第三次,我们如果再替刘邦辩解下去,那未免太过于丧心病狂了。

为什么刘邦屡屡屠城,却被称为仁者?为什么许多史学家就注意不到,或是发现不了刘邦三次屠城的记载?

这是因为,刘邦知道权力的秘密成因,而史学家不知道这个。

史学家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刘邦三次屠城的记录,甚至将刘邦血屠武关,描述成“深受沿途百姓的拥护和欢迎”的场景,这是因为史学家的脑壳,被秦始皇刘邦之类的权力狂,给忽悠傻了,坚信仁者无敌——史学家们也只能信这个,不信这个,难道他们还能信不仁者无敌吗?

实际上,刘邦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洞悉权力秘密的人。这个秘密,有可能是张良告诉他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悟出来的。他知道所谓的仁者无敌,只是骗骗缺心眼的史学家的,权力真正的秘密,就在其成因上。

什么叫权力的成因?就是指权力形成的过程。

刘邦比任何人都清楚,权力的形成,只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智慧与思想获得。二是通过商业财富获得。三是通过暴力杀戮获得。

先说权力的第一个来源,智慧与思想。这实际上是仁者无敌的变形表述,仁就是最大的智慧——但智慧本身是排斥权力的,当然权力也排斥智慧。掌握了智慧的人知道,权力所带来的恣意享受,是需要以后人的福祉为代价的。如果刘邦真的是什么仁者,他就会对权力忌惮三分,绝不可能为了自己的享受,而让后人付出惨烈的代价。

权力的第二个来源,就是商业财富。财富具有颠黑倒白、左右人心的力量,这就是权力的特质。所以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刘邦,都对商人充满了警觉。秦始皇是将商人划为罪犯,直接抓去服苦役。相比于秦始皇,刘邦确实仁慈许多,他只是不允许商人穿丝绸衣裳,不许骑马,以示羞辱,并没有以酷刑相加。

权力的第三个来源,就是十足的暴力。无论是战国史还是秦汉史,都是典型的暴力史。秦始皇能够称孤道寡,就是因为他驾驭着当时最恐怖的暴力机器。经历过秦始皇消灭六国历史的刘邦,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如果他想要取代秦始皇,坐拥天下的话,那么他就需要比之于秦始皇时代更凶狠、更残暴的战争机器。

正是因为知道暴力机器所具有的强势力量,所以刘邦到了武关,尽管武关并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抗拒意识,但刘邦仍然下令屠城。

屠城,杀光武关城中的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儿童和每一个妇女。不要理会他们的痛苦和哀号,统统要杀光。

血屠武关,只是因为武关是通向关中的南大门。当妇孺老者被屠杀的哀号之声,遥遥地飘入咸阳,刘邦能够想象出当地居民的战栗与恐惧。

国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暴力不会让人屈服,这个观念大错而特错。事实上,暴力是让人屈服的最主要力量,在暴力的凌压之下,人的心理会感受到极度的恐惧,恐惧的力量,会把正常的人格挤压破碎,扭曲变形,最终形成一种无可救药的奴性人格。自秦始皇而始,中国泥陷入皇权专制而不可自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暴力挤压之下的民众形成的奴性人格,一个由奴才组成的国家,从此生生不息地繁衍着权力这只怪兽。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只不过,这一切与刘邦无关,他正在大踏步地向着权力的顶峰挺进,谁也别想拦住他。

只是有一桩麻烦事,他在武关屠城,难道不怕激起咸阳民众的反抗心理,横竖也是个死,莫不如死守一战?

如果有谁这样想,那就太低估刘邦了——“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刘邦一边在武关屠城,一边派使者秘密联系赵高,咸阳城内,自然有赵高替他摧毁权力体系,他要在咸阳城中形成巨大的权力真空。咸阳城内的百姓,民权早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丧失了填补权力真空的可能。

那么,赵高又是怎么配合刘邦的呢?

帝国毁灭者

确切地说,配合刘邦摧毁大秦帝国的,并非是赵高,而是秦始皇。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史记》中的一段记载:

秦王闻高彊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史记·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这里说,秦王嬴政听说赵高能力极强,精通狱法——所谓精通狱法,就是精熟法令条文,再无辜的人落到他的手中,他也有办法让你乖乖认罪。于是秦王嬴政提拔赵高为中车府令。从此以后,赵高就成为了秦王嬴政小儿子胡亥的家庭教师,专门教授胡亥刑狱理论知识。但不知怎么搞的,赵高犯了大罪,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罪,但秦王嬴政高度重视,令蒙毅以法令制裁。此案由秦王嬴政亲自来抓,蒙毅岂敢怠慢?判决赵高死刑,除其宦籍。等判决书下来,秦王嬴政却一笔勾销,对赵高犯法之事,不予追究,官复原职。

这原来是秦王嬴政恶意设计的一个圈套!

由于秦国当时的法令随意性,秦王嬴政的话就是法,所以官民触犯刑律,完全是件无厘头的事件,说你犯罪你就犯罪,连个说理的地儿都找不到。而秦始皇之所以故意亲抓此案,目的就是为了让蒙毅判赵高死刑,然后他再来个大赦,他做善良厚道的好人,让蒙毅做恶人。

秦始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赵高对他感恩戴德——是我给了你生命,你凭什么不感恩?既然感恩,就不会再有二心,就会死心塌地。但同时,这样做却也带来了反面效果:赵高和蒙毅结仇。

而蒙毅的哥哥蒙恬,又是秦王嬴政大儿子扶苏的亲信,属于太子党。于是赵高和蒙毅之间的私仇,就成为了秦王小儿子胡亥,与大儿子扶苏之间的死仇。正是因为秦王嬴政的这个布局,导致了他死之后,小儿子胡亥和赵高发动沙丘政变,杀死大哥扶苏及蒙毅、蒙恬兄弟。紧接着又杀害了秦始皇的其余儿子,车裂了秦始皇的十个女儿。

如果说,这一切就是秦始皇想要达到的目的,那倒未必。但秦始皇是一切事件的开端,是仇恨规则的制定者,这却是事实。

深谙权力秘密的秦始皇,最是知道他之所以高高在上,就是因为被他压制的人们彼此仇恨残杀。所以他总是不失机宜地挑拨手下相互仇恨,没有仇恨就凭空创造出仇恨。

大儿子扶苏和小儿子胡亥,原本没有仇恨。蒙氏兄弟与赵高也没有仇恨。但没有仇恨不符合权力的法则,所以秦始皇在蒙氏兄弟和赵高之间,设置了一个仇恨子程序。这个程序一旦运行起来,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最终的结果——大秦帝国被秦始皇规制的仇恨法则所吞噬。

灭六国者,就是六国自己。而灭亡大秦帝国的人,则是秦始皇自己。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秦始皇居心险恶,在人群中播下仇恨的种子,犹如燎原之野火,将他的家人笼罩在仇恨的怨毒之中——倘他九泉下有知,目睹自己亲生的十个女儿,被拖到集市上活生生地分解成尸块,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会不会说:“女儿们,为了让老爹玩得开心,你们就牺牲了吧……”这太违反人性了,但权力就是具有颠覆人性的效能!

总之,赵高不过是秦始皇精心设计的仇恨子程序,他之所以摧毁大秦帝国,只是程序运行的最后结果而已。这件事,真的不能怪罪于赵高。

刘邦对此洞若观火,所以派使者送信给赵高,对赵高的行为表示了高度嘉许,并希望赵高再接再厉,再立新功,配合他刘邦完成最后的流程。但赵高并没有配合刘邦,他也没有配合秦二世。他躲起来,装病不露面。

史书上说,这是因为赵高欺瞒秦二世,总是说起义军只是三五毛贼,不成气候,如今起义军势力坐大,赵高生恐秦二世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躲起来不敢露面。

实际上,赵高躲起来,只是在思考如何配合刘邦除掉秦二世。

大限将临,秦二世是有预感的。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一只白色的老虎,冲上来咬自己车乘的左边骖马,并且把骖马咬死了。这个梦让秦二世忧心忡忡、心惊肉跳,就叫来负责占梦的官员,占一占这个梦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