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州一位农民写信告诉爱因斯坦，他已给儿子取名为阿尔伯特，不知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寄几句话，他想把爱因斯坦的话当做“一件法宝”，在他儿子成长时，来勉励他上进。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回信：
“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对于人类和对于客观事物的热爱与献身精神，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那位父亲收到回信后，无比欣喜。他又写信给爱因斯坦，寄上一张小阿尔伯特的照片，并说他要捡一袋土豆送给爱因斯坦以示感谢。后来，爱因斯坦真的收到了一口袋土豆。一个印度人从新德里给爱因斯坦写来一封絮絮叨叨的信，向爱因斯坦求援。他说自己是一位32岁的单身汉，希望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研究物理学和数学，虽然他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才能低劣。他一贫如洗，即使这封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在年轻时，因生活拮据，使他无法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他一向对这些学科十分爱好。迫于家境，他不得不求职谋生，而这与他的内心是格格不入的。好在一年多以前因一次小口角他被解雇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去从事自己真正的使命了。但可悲的是他连维持温饱的收入都没有，他下定决心，不管能否得到帮助，都将继续努力，死而后已。他希望爱因斯坦能够帮他一点忙。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这封回信不仅彬彬有礼，而且饶有趣味：“……来信收悉。你继续研究物理的炽热愿望使我深为感动。但是，我必须指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同胞们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我们应该诚实地回报他们的劳动。我们不仅应该从事一些使自己满意的工作，而且还应该从事公众认为能为他们服务的工作。不然的话，不管一个人的要求多么微不足道，他也只能是一个寄生虫。贵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在那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加倍努力工作，因为大家都在为改善经济而努力……”1951年3月21日，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大学生写信给住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询问他是否记得出席过那里一座小天文台的落成仪式。她接着就向爱因斯坦求教。长期以来，她一直对天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渴望成为一名职业天文学家。但她的两位老师说，天文学家已过剩，并且她在这一领域也不足以有所成就。她承认自己的数学并不出色，她问爱因斯坦，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学习天文学，还是应该另选她能够从事的学科。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美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自己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1920年，英费尔德第一次见到了他神往已久的伟人爱因斯坦。当时，他在雅盖隆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里完成自己的学业。但他出生在波兰，同时又是犹太人。这在当时的普鲁士官僚机构中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是常有的事。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他鼓足勇气，用颤抖着的手给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怯生生地问道：
“爱因斯坦教授在家吗？”
接电话的爱因斯坦的妻子艾尔莎说：“在家。”
“我是从波兰来的学物理的大学生。我想见见爱因斯坦教授。教授见我一下行吗？”
“那当然。你最好现在就来。”
这个学生放下电话，那激动的心情是永生难忘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对那次会面作了细腻的描述：
我在哈贝兰大街5号爱因斯坦的公寓门上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因为即将会见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心里喜出望外。爱因斯坦夫人把我领到一间摆满了沉重的木器家具的等候室里。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终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他和中国人道了别，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粒重要的扣子。就是那张脸，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看过许多次，但没有一张照片能再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来到柏林以后，第一次有人向我亲切地微笑。我结结巴巴地谈了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介绍信给普鲁士联邦教育部，可是一点用也没有。”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写过的介绍信太多了。”接着他以自信的口吻低声说，“他们是反犹太主义者。”
“那么，该怎么办呢？”
他在房间里踱过去，又踱回来，想了一阵。
“你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些。我来给普朗克教授写几句，他的推荐比我有力。对，这样办最好。”
他开始寻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写了几行字。他甚至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有没有了解，就已经写好了。他只知道一件——我是纳坦松教授的学生，而纳坦松教授，爱因斯坦是认识的，而且很器重。
随后，他们谈了许多问题，爱因斯坦谈得很兴奋，而这个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