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伟大作者，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常识。然而，这一最先由红学考证派祖师胡适认定的说法，在学术界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即除了考证派的红学家始终这样认为，并一直孜孜以求地为这一课题进行始终没有结果的考证外，越来越多的《红楼梦》读者和学者对“《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俞平伯先生也从“《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一说的支持者转变成了持怀疑论者。如果我们仔细将《红楼梦》书中情节与曹雪芹名字及考证派考证而来的所谓曹雪芹家世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个曹雪芹无论在其名字上，还是在有关红学家所考证得来的曹雪芹家族史上，都与《红楼梦》书中情节存在太多的自相矛盾。如果以《红楼梦》书中鲜明的“反清复明”的观点，再结合清朝雍正、乾隆期间残酷的文字狱特征，就算这部《红楼梦》真是曹雪芹所著，他也绝对不敢把自己的真实名字写到书中去，从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胡适先生最先认定和一直坚持的，许多红学家至今沿用的《红楼梦》是曹雪芹家世的自传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曹雪芹是在“悼红轩”中将空空道人抄写来的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书中人物，而这个曹雪芹也仅仅只在书中的前后各出现过一次。最先与曹雪芹同时出现在书中的人物除了空空道人，还有一个孔梅溪（恐没戏），然后就是曹雪芹了。从字面上来看，书中开头所谓的空空道人也罢，孔梅溪也罢，书中的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村）乃至英莲（应怜）、贾宝玉、林黛玉等等，都是或取谐音，或取隐意而虚拟的书中人物。《红楼梦》书中有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名言，这句话所阐明的道理很简单，当把假的当成真的之后，真的也就是假的了。由此看来，在通篇书中全部是虚拟名字的情况下，作者单独把其真实名字写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这个曹雪芹的名字是真实的，但就这部书的结构而言，作者把这个名字掺和其中，也就完全丧失其真实的意义了。王国维对此评论说：“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
曹雪芹的先祖是辽东汉人，被俘虏而成为满洲贵族的“牛录包衣”（家内奴隶）。后来，他的六代祖曹饧远、五代祖曹振彦虽以军功得到提拔，并从龙入关，但曹家此时并未取得显赫的地位。直到玄烨亲政以后，出身“包衣下贱”的曹家，才“赖保育之恩”——即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当过玄烨的“保姆”（非乳母），方逐渐发迹变泰。康熙二年（1663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被点放江南织造，“专差久任”，从此奠定曹家的基业。继曹玺之后，曾做过玄烨伴读、侍卫的曹寅继任江南织造，“专差久任”使家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生于末世运偏消”。赫赫扬扬的江南曹家终于运终数尽，树倒猢胁散。刚刚13岁的曹雪芹从此结束了“锦衣纨袴，饫甘餍肥”的富贵公子生活，于雍正六年（1728年）初夏，离开了那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石头城，回到了“月照丹墀环佩齐，风生青琐旌旗扬”的天作神京。从敦诚、敦敏、张宜泉诗文集中的记载，以及《红楼梦》“楔子”中的“作者自云”、“自又云”与清宫档案里知道，曹雪芹一家回到北京后，先是居住在曹寅曾经住过的南轩——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旧宅之内。约在乾隆二年（1724年）之后不久，曹雪芹离开南轩，屡栖破庙，最后结庐西郊，“茅椽蓬牖，绳床瓦灶”的穷困生活由此开始。
清乾隆二十二年秋天，出身于“天潢贵胄”的宗室诗人敦诚，在喜峰口松亭关榷署写了一首《寄怀曹雪芹》，诗云：
敦诚在这首寄怀诗中，真实地描述了曹雪芹家世变化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况；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们于“虎门”（宗学）朝夕相处的高情雅谊；高度称赞了曹雪芹诗笔的奇崛和高谈雄辩的傲岸性格；真诚地劝勉他在困窘的条件下坚持“著书黄叶村”。
毫无疑问，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的内容，是我们推究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所谓“扬州旧梦久已觉”，“扬州旧梦”指曹家在江南的繁华生活已成“旧梦”，“久已觉”含意非常深刻，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曹雪芹在经历了自己家庭生活的巨大变故之后，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很快地“觉悟”了。
“江南”——当时的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一带，是中国首先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圣地”之一。这些地方的丝织业、盐运业、商业及其他手工业最为兴盛发达。曹家久居江南长达60年，与他们的亲戚——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联络有亲，互相遮饰扶持”，过了一段“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世家大族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曹家连同他们的几门亲戚盛极而衰，如同《红楼梦》中所说的“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梦散”扬州任所，继而曹雪芹的生父又不幸“染疾”身故，黄口无知的曹过继后不久，曹家的大靠山——康熙皇帝也寿终止寝了。新皇帝雍正上台，励精图治，要扭转江河日下的政治局面。1723年，雍正皇帝亲政伊始，即从整顿经济、吏治两方面开刀。首先，他下令严查钱粮亏空，追补积欠。曹家因在康熙年间四次接驾中堆山填海般地肆意挥霍，让老主子尽情享乐，欠下国库十几万两银两。结果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底，曹任上仍然偿还不清所亏银两。这些亏空连同骚扰驿站事件，终于触怒雍正皇帝，导致首先是被革职，然后遭遇抄家籍产的厄运。
曹家家道中落，不仅改变了曹雪芹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轨迹，同时对这个正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少年的思想也是一个意外的冲击。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倘若仅注意到曹家家世变故带给曹雪芹思想的影响，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及曹雪芹生活的时代，随处可见与曹家变故极为相似的例证，这种变故绝非个别的偶然现象。不同之处在于，当家族由盛而衰之后，其子孙后人所选择的道路极不相同：有的终生消沉、颓废，抱怨造化弄人；有的潦倒不堪却安于现状，无所事事一事无成；有的则阿谀当权，投机钻营，想方设法混上个有饭吃的“官长”，做统治阶级的鹰犬。具有同样家世变故的人是很多的，但能如曹雪芹一样，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诗人、戏曲家、小说家，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作出重大贡献而名垂青史者，却绝对是凤毛麟角。因此，曹雪芹能够从“旧梦”中觉醒，思想发生变化，并写出伟大的《红楼梦》，除了饱受家世变故这一原因之外，还应该有他所处的时代原因，以及他个人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等主客观条件。
曹雪芹生活在封建“末世”，这是一个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的时代。这对曹雪芹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他家世变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社会剧变，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着新思想的“因子”，它悄然而有力地冲击着封建制度的根基。整个封建社会内部，随着新经济因素的萌芽、发展、壮大，市民阶层也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两次启蒙思潮已经在呼唤人们的觉醒。新与旧、前进与保守，在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搏斗。一个是在搏斗中成长、壮大，一个是在搏斗中走向衰落和死亡。
“秦淮风月忆繁华”，曹雪芹的少年时代是在山明水秀、繁花似锦的江南度过的。那里的成长环境，使他有机会首先呼吸到新时代到来前的新鲜空气，而曹家的败落又使他有机会看到旧时代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对于这位天资聪颖的未来的大作家来说，江南的生活虽然仅有短暂的13年，但却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会不停地向他的祖母、母亲、叔父，乃至他所认识的每一个管家奴仆，追问家世兴盛与消亡的原因。一幕幕的“往事”在脑海中闪现，如锥刺骨般敲打着他的心扉。他在吞咽一颗“苦果”，品尝着其中的酸甜苦辣，最终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真实素材。他在《红楼梦》中所写的江南“贾家”，正是隐去“真事”的曹家的影子。而小说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思想中所反映出的那些民主与自由的要求，也正是曹雪芹受到新时代影响的表观。
一个作家的文化修养是长期积累而成的。曹雪芹是在二个“诗书旧族”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时不仅可以从织造官衙中送往迎来的文人墨客、外国贡使、传教士身上学习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且还有条件从祖父曹寅留下来的《楝亭集》和数以万卷的藏书中，得到别人难得一见的书本知识。这些条件，加上他个人的勤奋努力，“杂学旁搜”，为他未来的《红楼梦》创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恩格斯在《致裴·拉萨尔》一信中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8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现实，为曹雪芹提供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帮助他认清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因此，他能够在《红楼梦》中塑造出贾宝玉、林黛玉这些追求自由、平等，具有博爱精神的典型人物。曹雪芹把一个为人称颂的“盛世”，看成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认为那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衰亡前的回光返照。在曹雪芹心目中，旧制度终有一天要“运终数尽”的。这绝非是因为曹家一门遭受变故，或是他个人由“锦衣纨袴，饫甘餍肥”落到“举家食粥”穷困生活的“琐碎的个人欲望”的发泄。他同旧制度彻底决裂，用如椽巨笔写出《红楼梦》，把旧制度撕开来让世人看，让人们看清历史的走向，“正是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