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首要特点，可以用“连坐”一词来概括。其意义之深远，内涵之微妙，西方人完全不得要领。我们知道，在西方，个人就是一个单位，而国家则是个人的总集合。在中国，社会的单位则是家庭、村落、宗族，这些词语经常可以交换使用。无数的中国村庄，各自都由同一个姓氏同一个宗族的村民所组成。从一开始安居生活，他们就住在此地，他们的谱系从不间断，可以溯源到几百年前的最后一次政治风暴，比如明朝灭亡，或者甚至是明朝建立。在这样的村庄里，最远的亲戚关系也是堂亲表亲，每一位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舅舅，或者是哪种“爷爷”辈的人。有时，一个小村庄里会有十一代人。这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年龄大，辈分就大。中国人结婚早，并且在高龄还经常妻妾成群，还不断地生孩子。结果是，亲戚关系错综复杂，除非专门询问并仔细注意同“辈”人名字里特定的那个字，否则就无法搞清楚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一个年近古稀的老者，却说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是他“爷爷”。同辈的许多“堂表兄弟”都称为“兄弟”，要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外国人坚持要问清楚，他们是否是“自家兄弟”，他们回答说是“自家堂（表）兄弟”，这会使这个老外心中突然亮堂。笔者有一次就这样问，那人愣了一下，回答道：
“是的，你可以认为他们是自家兄弟。”
这些都是中国人社会团体的实例。正是这种相互“株连”的（血缘性）团体，形成中国人的“连坐感”。父对子有责任，不仅要养大“成人”，而且还要负责一生，而子则有责任给父亲报恩。兄对弟有明确的责任，而“一家之长”——一般是最老一辈中最高龄的人——则要对整个家庭或家族负责。情况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
各地风俗天差地远，但“个体差别”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很少有理论研究。所以，在一个有威望的大家庭里，尽管不少人有文化，有的还是当地要人，也许还中过科举，但“族长”却可能是一个脑袋糊涂的老人，从来就不识字，一生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十英里。
哥对弟的影响，实际上是家庭里长者对幼者的影响，最为直接和绝对，与我们西方意义上的个性自由不相容。弟弟像小厮一般地被呼来唤去，他想抛弃这个职位，但哥哥不会答应。弟弟想买一件大衣，但哥哥觉得太贵，不许他买。写到这里，笔者看到这样一篇报道：一个中国人拥有一些罕见的古币，有个外国人想买。这个外国人害怕物主不卖——一个人有样东西，另一个人想要时，中国人就是这样做的——发现古币的那位皮条客，就建议外国人送点外国糖果之类的小礼品给物主的叔叔，这种间接施压，迫使物主不得不卖掉古币！
有一个笑话，在西方某地，有个旅客看到一个白胡子老人在痛哭。这件怪事令旅客奇怪，他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老人回答道，他爸爸刚才揍了他一通！旅客惊问道：“你爸爸在哪里？”“在那边。”老人说。旅客骑马朝那边走了一段路，发现一个更老的老头，胡子更长更白。“那个人是你儿子吗？”旅客问。“对的。”“你打了他？”“没错。”“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当面顶撞他的爷爷，他下次要是再犯错，我还要打！”要是把这个故事放到中国，就不好笑了。
仅次于家人之间责任的，便是邻居之间的相互责任。邻居之间是否有亲戚关系，并不能使他们相互要承担的责任有所差别，责任仅仅取决于住在附近（这就是连坐制度）。根据是善恶都会传染。好邻居会造就好邻居，而坏邻居也会把邻居带坏。孟子的妈妈三次搬家，为的是找一个好邻居。而一个西方人，刚刚学会主宰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共和思想，对他而言，同谁做邻居都不重要，要是他住在城市里，他可能住了一年，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姓名。但中国那就不一样了。要是某人有罪，他的邻居也就有罪，这种罪类似英国法律的“知情不报罪”，断定邻人知晓犯罪企图，却不去报告。只说“我不知道”，是无用的。你是邻居，你必须知道。
怎样处理弑父或弑母案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的负责（连坐）思想。我们在讨论孝时，就已说到，这种罪犯通常被视作疯子，正如一个人本来可用自杀来逃脱惩罚，而他却甘心被凌迟处死。《京报》几年前报道，中部某省的巡抚上报，他处理了一件弑父母的案件，拆毁该犯所有邻人之屋，因为他们失职，没有教化好该犯。这样的处理办法，在中国大众看来，完全合乎情理。有时，某地发生一起大案，除了惩罚全部相关责任人之外，还要拆毁一段城墙，或者把城墙改个样子，圆的转角改为方的。或者新开一个城门，封闭旧城门。要是某地接连发生大案，据称整个城市都要摧毁，重选地址，另建新城。但我们迄今还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例子。
除了邻居之间要相互负责之外，就是村子里的甲长或保长负责制，他管的事最多，有时只管一个村子，有时管到许多村庄。不管何种情况，他都是地方官与老百姓之间的一个中间人，无数的情况使他一不注意就惹祸上身，常常可能因为未能报告他无法知晓的事情，而被苛求的官员打得遍体鳞伤。
知县的官位要比保、甲长高很多，对他治下的老百姓而言，他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员。对于下面的百姓，他们是老虎。对上级官员，他们是老鼠。一个知县的职责，起码应该分给六个不同的官员。一个人集民政审判官、行政长官、验尸官、司库和税务官于一身，不可能方方面面管到。这些职责被错误地集中于一人，在精力和道德上，官员都无法履行职责。许多官员对他们的工作没兴趣，除了从中捞到的油水。而这些职责又庞杂而相互冲突，使得他们很多事情得依靠幕僚和下属。事情这么多，就算这些官员尽心尽力，也不免犯错，而他们要为此负责。知县，同所有中国官员一样，被认为理应对辖区内一切熟悉，并且精明强干，能阻止一切犯禁的事。为了让知县和保、甲长耳聪目明，城乡都由十户一甲构成。每户一牌，写明户主名及家庭人数。这种登记制度，好比盎格鲁-撒克逊人古老的十户区或百户区，易于确定当地的职责范围。可疑之人一旦出现在某甲，第一个看到的人就马上报告甲长，甲长马上报告保长，保长马上报告知县，知县马上命令“严加搜捕，严加惩处”。通过同样的方式，地方上的所有犯罪，要是并非“面生可疑之徒”，而是当地住户犯下的，在发案之前就会被察觉，于是，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代代相传了。
显然，这样的手段，只有在住所必须固定的社会里才有用。无疑，即便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流动极少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实际上也只是一种制度上的陈年老套。有时，根本没人还记得有什么门牌，却一夜间全都挂了出来，这表明知县要来检查了。有的地方，只有在冬天才见到这些门牌，因为冬天犯罪最多，最危险。但据我们所知，保甲制度只是一种昔日理念，即使看到也可能流于表面。实际上，门牌并不常见，起码有些省份，你可以走上一千英里，走上几个月，而发现沿路城乡挂门牌的人家还不足百分之一。
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提一下：中国的保甲制度，与所谓的人口调查密切相关。要是每家每户挂出准确而且是一直在根据变化而更正的家庭人数；要是每个保长持有他所管辖各甲人口确切数目的账本；要是每个知县能再把它们确切地汇总——那么，很容易，只要把这一长串数字加起来就知道这个帝国的总人口了，因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这一切都是没谱的“假设”，真实情况是这些“假设”都无法实行。实际上没有门牌，偶尔问一位知县，他或者他的众保长们都对精确数目没兴趣。是的，此事很难做到。从人口调查之中，又“捞”不出什么，仅此一点，就足以使精准的中国人口调查成为想象和虚构。即使在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人口调查就表明为了税收，这样的想法都无法根除。在中国，这更是让人们疑神疑鬼。因此，除非保甲制度在各地都实事求是地执行，否则，不会有精确的人口数字。
一个知县，做事会有种种不妥，为此可能惹上麻烦，也可能没什么。他可以通过几个有力量的朋友，或者明智地打点一下，就可以躲开责罚，但最终还是因为辖区内发生的挡不住的案子而免职，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连坐的制度怎样在各级官员中施行，这里不必详述。《京报》的每一期译稿中都经常见到。几年前，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士兵，监守自盗，偷了大约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锡匠，锡匠以为这些子弹是废品。结果，这个士兵被打一百大板，流放边疆当苦工。管库的小吏被判八十大板，革职处理，支付罚金，才减免成这些刑罚。考虑到买主不知情，因而免于处罚，但也打四十大鞭。顶头上司尉级军官，也被撤职查办，以惩罚他治军不严，不过他巧妙地逃脱了。写给刑部的一份报告，要求刑部给将军定罪，他同样也有罪责。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条自上而下的链条中的一环，谁都不能以不知情或无法避免而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