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扯淡的“团练”
经过一轮疯狂杀人，湖南的局面总算控制住了。可另一个“要命”的问题却又立刻摆在了面前——强大的太平军随时可能杀回湖南。
上一次太平军只是从湖南“路过”，可就那一下，已经在湖南杀出一条血路来。当时湖南省内的各路官兵在太平军面前一个个像龟孙子一样，缩着头不敢打硬仗，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头，太平军杀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战场上见了对手，也只敢远远地开枪放炮，不敢面对面地肉搏。说是拼死保住长沙，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南，其实是拱手“送”出省境去了。
现在太平军已经夺了武昌，占了金陵，拥兵数十万，控制了广大富庶的地区，实力远胜当年。如果这个凶悍的对手再杀回湖南，以眼前这帮官兵的本事，根本就指望不上他们。
这个问题曾国藩心里一清二楚，所以他并不只是想办“团练”，而是急着想组织起一支真正能用的军队，跟官军一起实打实地与太平军对抗。
但问题是清朝廷和咸丰皇帝的想法，跟老曾完全不一样。
这里要先说说，什么是团练？
团练，从字面上讲就是“让老乡们抱成一个团儿，然后练一练”，大概就这么回事。也就是说它纯粹是一种“业余”地方武装，人数要少，势力要小，地区要分散，打仗的本事也不必很强，它的首要任务，只是保证这支民团所在的这一地区比较安定，别有人出来造反就行了。
对，这就是“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当初接下的主要任务。两字形容它：凑合。
这就有问题了：既然朝廷让地方上办团练，那就好好办呗，干吗凑合？
在中国的官场上有一条金科玉律：任何时候，摆平自己人比收拾敌人更要紧（又称“攘外必先安内”）。自大清立国以来，“聪明无比”的满洲王公权贵们又从这句话引申出另一条被他们世代相传的金科玉律，那就是：千万不能让汉人得到兵权。
所以呢，清朝廷宁可让这些团练全都成为废物点心，在战场上一点忙也帮不上，也不愿意看到汉人从编练“团练”起家，一点点控制兵权。
所以咸丰皇帝就“团练问题”专门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命各地官员分头管理自己的所属地区，各自根据当地情况妥善办理，并出示明确的命令，各团练或者筑寨挖壕，联村为堡，或者严守险要关口，捉拿奸人，没有事的时候就各回各家，各吃各拉；有事就互相帮助，互相保护。一切经费由当地乡绅自己筹措管理，官府不管。所有团练壮丁，也不准调到远处执行任务。”这哪是办“团练”？纯粹是瞎扯淡！
对这种玩意儿，曾国藩非常不满，也毫无兴趣。他这一辈子有个习惯，凡事不做便罢，做就要做好。既然自己现在当了团练大臣，就应该认真训练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如果太平军真的杀回湖南，这支队伍要有力量和太平军正面抗衡，就算太平军没有杀回湖南，将来自己把部队练得人强马壮，也可以冲出湖南主动去找太平军较量。
有了这个想法，曾国藩就去找湖南巡抚张亮基商量，具体提出可以在自己的老家湘乡招集一支上万人的乡勇，好好训练一番，使之成为精兵。有了这支精锐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湖南的局势就安全多了。张亮基这人也真干脆，当场就答应了。
张亮基当然愿意。
皇上已经说了，办团练的经费官府不管。而现在“组织一支精兵”的想法又是曾国藩提出的，此人挂着帮办湖南团练的头衔，团练的事儿正该他管。也就是说，张亮基自己一不用费心思招兵，二不用负责训练，三不用花一文钱，就能得到一支队伍，这么好的事儿他要是不愿意，那准是脑袋让门给挤了。
见张亮基点头了，曾国藩立刻开始忙活。这时他手里已经有了一支队伍，虽然人数不算多，只有三营兵，一千多人。
这支团练全是湘乡人，是曾国藩的铁哥们儿罗泽南和他的学生王珍一起组建的。早先罗泽南一直劝曾国藩出山，就是想让他挑头，给自己的队伍找个靠山。后来曾国藩终于出山了，罗泽南立刻带着自己的一千乡勇跟着曾国藩到了长沙，现在曾国藩就准备以这三营人马为基础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团练。
当然，在正式练兵之前，曾国藩得给咸丰皇帝写个奏折，把自己练兵的想法跟皇上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折子曾国藩早在来长沙之前就写好了，只是现在才拿出来，递了上去。折子的篇幅很长，词句很绕，一会儿可怜巴巴地说自己去长沙办团练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一会儿又骂官兵“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而官兵之所以这么废物，是因为他们“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转了好几个弯子之后，这才切入正题，“现在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后面还有好些话，因为没什么用，就不引述了。
这道奏折说复杂，非常复杂，因为绕了好几个弯子，一会儿扮可怜，一会儿扮激昂，一会儿扮精细，一会儿扮迟钝，其表情之丰富热闹，简直赶上一位话剧演员了。可要说这道奏折简单，也确实简单至极，其核心不过就那么两句话，十六个字：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皇上您看看，我组织的这支部队不管到什么时候人数也不会很多，而且就我这点儿本事也训练不出什么像样的队伍来，最多就是对全局有点儿帮助罢了。
这不是客气话，而是一种暗示：我老曾人又忠诚，拉起来的部队人数又不多，训练也不会太好，所以皇上您真的别多心，更不用担心我会那啥——谋反……什么呀，不就训练一支团练乡勇嘛，至于把个曾老先生吓成这样？
当然至于！在曾国藩的年代，从满人手里要军权，基本等同于从老虎的牙缝儿里往外剔肉丝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上下了这么大的工夫，总算从咸丰皇帝手里拿到了八个字的批示：悉以办理，以资防剿（相当于“知道了，照你说的办”）。
有了这道批示，曾国藩手里最初的湘军算是“合法化”了。
此时的“湘军”仅有三营兵，每营三百六十人，分别由罗泽南、王珍、罗信南统领。后来这支队伍就成了拥兵三十余万、震撼了整个中国最终取代了绿营兵的“湘军”的开山鼻祖。
当然，光有这千把号人远远不够，曾国藩立刻开始着手扩建湘军。扩建的方法可谓三管齐下。一是“混淆视听”；二是“高薪招聘”；三是“死活都管”。
首先，老曾在团练两个字上下工夫，硬把原先的一个词儿分拆成了两个字，团是团，练是练，完全两码事儿。
团是干吗的呢？“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团”就干这个。
练是干吗的呢？“简兵请师，制械造旗”，就是说“练勇”是一支简化了的正规军，有整齐划一的器械，有自己相应的旗号。
然后曾国藩又接着解释，说搞“团”不用花钱，而“练勇”又发武器又造旗帜，是要花钱的。花钱的事儿乡下老百姓肯定不愿意搞，那当然就只好由曾国藩这个团练大臣“亲自”来抓了。所以曾国藩认为，乡下的民团只要“团”到一块儿就行，操练不操练没什么关系，而城里的“练勇”则应该认真操练，不能像民团那样懒散。
说这套话，当然是给老曾自己训练精锐之师做铺垫。有了这些借口，他才能把乡勇们从乡下提到城里来，面对面认真地训练他们。
铺垫做完了，曾国藩开始筹划湘军的基本编制。以营为单位，一营的指挥官称为管带；每营五百人，下设四哨（连），一哨一百六十人，哨官有正副两位，正的是哨官，副的叫哨长；每哨设八队（班），一队十人，队长称为什长。
有了基本编制，就可以放手招兵了。但在招兵之前，他先到四乡去张贴告示，把自己给湘军部队定的工资水平向大家“公示”一下。
说起湘军官兵的工资待遇，着实让人大吃一惊！营官的月薪高达二百两，下面的人则按天算银子，哨官每人每天三钱银子，哨长每天二钱，什长每天一钱六分，正勇每天每人一钱四分……也就是说，在湘军里，一个普通的大头兵每月能挣四两多银子！
除了这惊人的高工资之外，打仗受了伤还有补助，严重的给三十两，中等的二十两，轻伤也给十两，如果战死，则给家里抚恤银六十两。
那时候的湖南农民，全家劳作一年能挣几两银子？要是在湘军里当了兵，吃饭穿衣全不要钱，还能往家寄银子，一个人的饷银是全家收入的好几倍！也就是说一人当兵，挣的饷银能养活一大家子。万一打仗打死了，也不错，一次就发六十两！
估计当时有好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到招兵的告示，都一边摸着自己的脖子一边想：乖乖，这个兵应该当！等将来上了战场，老子一定得想个办法让“长毛”把咱打成重伤，要不干脆直接打死也行！我要是一死，家里可就发财了！
所以说“二十三史”这套书真有用，曾国藩从这套书里学来的东西马上就能用，而且一用效果还特别好。但他是怎么把这些有用的资料汇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呢？
曾国藩用的办法是记日记。
早年他在北京当翰林的时候曾给自己订过一个课程表，其中就规定每天看多少书，读书感悟全都记录在《茶余偶谈》这本读书笔记里，这种极其有效的读书习惯，就是曾国藩一生办事效率奇高、办法奇多而且往往行之有效的原因所在。
记日记，不只是为了老了以后拿出来看着玩儿的，应该把自己平时读书、做人、办事的心得体会一一整理记录，作为借鉴，以资反省。这样，我们才能跟着自己的日记一起长大，逐渐进步和成熟起来。
2．一支畸形部队
随着团练大臣老曾高薪招聘乡勇的告示贴遍四乡，数不清的地痞流氓、无业闲汉、城市混混、农村泥腿子蜂拥而来，在团练大臣公馆门口排起了长龙，来报名的人远远超出了估计，比招兵名额多出十倍还不止。
当时的大清国太穷了，老百姓日子过得太苦了，所以拿自己的脑袋不当回事的恶汉子也太多了。
面对这样的场面，曾国藩这位老夫子又动起了心思。
招兵这种事，人跟人的想法可不一样。有些人就专门喜欢招那些胆壮心黑拳大臂粗的无赖泼皮，认为这些人性子狠，上了战场肯定够生猛。但曾国藩对招兵的事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那些泼皮无赖虽然性子狠，但心眼儿坏，人也不可靠，打硬仗肯定顶不住，抢劫的事儿却一定少不了他们，如果招收这样的人，湘军的纪律难以保证，战斗力也不会很强。与其招些心黑手狠却不听话的家伙，不如招收那些身体素质好，没读过书没见过世面脑子单纯迟钝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肯听命令，好管，好带。
至于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上了战场能不能做到勇猛顽强，杀人不眨眼，在这方面曾国藩有个相当“幼稚”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和这支湘军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是朝廷的忠臣，是正义之师，所以可以用正义之言感动部下，使他们像老曾自己一样，为了儒家思想，为了伦理纲常，为了忠君，而不惜效死！
这是个傻想法。
曾国藩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天真，中年的时候相当天真，到老了才慢慢不再天真。现在他正当中年，处在“相当天真”的年龄段，有时候想事情未免太理想化了。
但曾国藩不仅是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个实干家，在他身上有一股子特殊的钻劲儿，就像个木螺丝，看准了目标之后，不是猛一使劲钻进去，而是咬着牙一圈一圈往里“拧”，所以进去得虽然比较慢，却特别结实，有个成语形容他这种性格，叫做坚韧不“拔”（进去就拔不出来）。这样的人天生有一种本事，那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实干来填充理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幻想”。
拿定主意后，曾国藩就开始正式招兵。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他经常找时间到“征兵办公室”来坐着，只要看见来的是个皮肤黝黑满手老茧的乡下人，呆头呆脑的，问他几句话，吭哧半天答不上来，曾国藩就高兴，马上叫人把他收下。如果进来的小子皮肤挺白，俩眼挺贼，一说话唾沫星子乱飞，特能白话，曾国藩马上摇头，让这小子滚蛋。
不久，负责招兵的人都把曾国藩挑乡勇的一套准则吃透了，自然而然按他的要求挑选那些木讷厚道的乡下人，曾国藩这才放下心，不再管招兵的事儿。继而去抓下一件事：思想教育。
令人惊讶的是，曾国藩这个从未带过兵的老夫子靠着熟读史书，借鉴古人的智慧，放在自己那个书呆子脑袋里消化吸收，竟然整理出一套极度现代化、完全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治军理论。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
首先，曾国藩抢占了“道德制高点”，把太平军贬为败坏伦理纲常的“禽兽”，把自己和湘军捧成维护儒家思想的战士。然后把这些大道理讲给当兵的听。而且绝不是讲一回就算了，而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但给当兵的讲，他还给军官们讲，给自己手下的将领们讲，又要求部将们、营官哨官们回到军营也和他一样不停地讲下去，直讲到当兵的心坎儿里去为止。
可惜，曾国藩这个“老天真”把事情想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