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通行散句单行的散文。这种句式自由、便于表达思想的文体，后来逐渐为骈文所代替。骈文是先秦、两汉辞赋和散文结合诞生的一种格律化的散文。骈文滥觞于汉末，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而大盛。骈文的主要特点是：句式整齐，一般是四字句和六字句；讲究句子的平行对偶；要求音韵和谐，平仄相协。此外，喜爱用典、词藻华丽也是骈文的特色。骈文铿锵悦耳，琅琅上口，有一种整齐匀称的美，也产生过一些情词俱茂、千古传诵的好作品。但是骈文过分地讲究形式的整齐谐美，严重地影响了作家思想的表达；追求词藻华丽又往往使骈文浮艳靡弱而欠缺刚健。骈文在形式主义的泥淖越陷越深，逐渐发展成一种文字晦涩、思想贫乏、内容空虚、格调萎靡的畸形文学。骈文在南北朝是一种通行的文章形式，到中唐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从南北朝到中唐，不断有人提出改变这种浮艳的文风。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作家，他们以“复古”为口号，要求散文回复到先秦、两汉的体裁，提倡在文件方面以“古文”代替时文，这实际是以“复古”为口号的散文革新。他们在理论上提出一系列的革新主张，在实践中采用散句单行、行文自由的体裁，同时又吸取骈文典雅、凝重的优点，创作出一批堪称典范的作品，文坛很快出现一股创作“古文”的热潮。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中唐作家散文革新的胜利，扫荡了六朝以来浮艳柔靡之风，延续数百年的骈文的统治地位，才逐渐为“古文”所代替。
韩愈是中唐散文革新的主要领袖。中唐散文革新的首倡之功属于韩愈。
进入元和时期，柳宗元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才把精力转到文学事业上。这时期他主要用“古文”写作，创作了大量足以彪炳后世的“古文”作品，以杰出的成就成为散文革新的领袖之一。“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他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有大批的追随者，影响不在韩愈之下。这时期，他的散文革新理论也渐趋成熟。他发表了有关散文革新的一系列的言论，与韩愈遥相呼应，为散文革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系统地提出自己关于散文写作的主张：首先，他指出“……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火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即文章是为阐明道理服务的，反对片面地追求形式漂亮、文采华丽、音节动听。这就是主张思想内容重于艺术形式。
其次，既然文章是为阐明道理服务的，他就特别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要求作者在写作时不能有轻忽、懈怠之心，不能有昏昧、骄矜之气，否则写出来的作品就将会浮滑、杂乱而不能为读者接受。“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换句话说，只有作到思想端正明朗，态度严肃谦逊，头脑清醒，作品才能明辨事理，分析深刻，具有逻辑性和感染力。
第三，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他要求文章具有丰富多采的艺术手法：“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这里揭示的“奥”、“明”、“通”、“节”、“清”、“重”六种手法是相反相成的，把它们综合利用，辩证地统一起来，可以使作品深刻而不隐晦，鲜明而不浅露，源流通畅而不一泻无遗，含蕴曲折而不壅塞，清新活泼而不轻浮，质实厚重而不凝滞，达到深入浅出，波澜壮阔，丘壑幽深，结构谨严，气势通畅的境界。也只有作到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担负起反映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和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的任务。
第四，他提倡广泛学习古代文化遗产。“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就是要求吸取从《尚书》、《诗经》、《春秋》、《易经》、《礼经》到《梁传》、《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各种作品的不同特色和长处，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这些都是柳宗元在长期学习和写作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对当时散文的发展是起了很大指导作用的。
柳宗元这些比较成熟的文学思想，无疑是他对于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历史的总结，在指导唐代散文创作实践的健康发展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它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