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生平
马鸿宾，字子寅，清光绪十年（1884）出生于临夏韩家集。从小习武，颇有胆略。其父马福禄在庚子之役阵亡时，年仅16岁。其叔马福祥因先兄为国牺牲和继承其馀荫而发轫，所以对马鸿宾异常器重，一直带在身边，亲自督导，朝夕课读。并聘请临夏秀才马良（字眉山）为家庭教师，教以四书五经，声律史鉴。之后钻研《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五功积义》等伊斯兰教著作，信奉虔笃。在汉学方面，专心于《五种遗规》（清乾隆年间东阁大学士陈宏谋辑），奉为立身处世、治家、治军之圭臬；又服膺于李颙（号二曲，陕西周至县人，明末清初理学家）的学说，律己以严，治事以勤，待人以宽，治家以俭。从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来说，在旧社会统治阶级中，算得上具有平民作风的人。平时不喜戎装，一般是布料长衫或棉袍。日常以素食为主，请客的上等食品则是“手抓羊肉口捣蒜，韭叶面片杂烩汤”。他在银川城内的住宅是简陋平房，院内花木扶疏，名之曰“五亩宅”，与紧相毗邻的马鸿逵富丽堂皇、封建地主庄院式的“将军第”形成鲜明对比。出行则轻车简从，常乘大卡车，随从一个副官、两三个卫兵。对其部队要求也是如此。他的部队不实行交旧领新制，要求官兵尽先穿用旧军装，新军装一般只用于节假日，所以其部队有“叫花子兵”的谑称。部队无论住在哪里，只要有条件，就要求从事生产活动，开荒种植或饲养牛羊，用于改善生活。对于常住地方，则要求自己动手建造营房，而且一般是川地以土坯箍明窑洞，山地和丘陵地挖暗窑洞。如解放初期尚存的中宁
县城南的营房，全系土坯箍成的窑洞群，因是处地势较高，远望颇像楼房，故有人打油诗云：“远看是座楼，楼上没木头；木工用不上，泥工发了愁。”他经常告诫部下说：“你们都是乡里人，都知道乡村里穷家小户人家过日子的苦处。到部队来不愁吃、不愁穿，日子比家里好过多了。但你们吃的穿的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这里面也有你家里拿出来的一份。如果你们多花一点，你们家就得多纳税款，怎样对得起你们家里的父老兄弟呢？钱是个有用的东西，也是个坏东西。钱多了就胡花，胡花惯了就学坏，好多青年就是从胡花钱坏的，最后把自己毁了。”他治军也好发“善心”。对于缉归的逃兵禁止酷刑和体罚，多是说些安慰的话，令其安心服役。有一个连长叫士兵给他洗脚，被马鸿宾看见。就对这个连长严加训斥，并当面给以撤职处分。后来此人在抗日战争中因功擢升为营长，旋又为国捐躯，鸿宾悲痛异常，泣不成声。所以有些士兵和群众称他为“马善人”。
马鸿宾重视中华传统美德，恪守孝道，家教极严。有些小故事颇能说明问题。1946年5月，马鸿宾到重庆参加会议，会毕乘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专机绕道北平。之后又乘飞机回中宁，在进机场门口时，却被站岗的卫兵挡住，因他身穿长布衫、家做布鞋，戴礼帽和墨镜，很像商人。对身着戎装的上校、中校两个随员却不阻挡。随员连忙向卫兵解释说：“这是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马鸿宾，乘李主任的专机回银川的，可能已通知你们长官了。”这才准予放行。但所提皮箱一定要开箱检查，交涉多时无效，随员只好向马鸿宾要来钥匙开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既不是违禁品，也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一些破旧衣服，有的上面还有血迹。由于拖延过久，可能是机场负责人向李宗仁报告了，李便乘车急忙赶来，见了马鸿宾，连忙说：“子寅受辱了，对不起，是我工作不周所致，望多加包涵！”同时当场批评机场负责人和卫兵。马鸿宾说：“严格检查是正确地履行公务，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接着解释说：“这些破旧衣物是我祖父母和父母亲的遗物、纪念品，带回去永久保存，并教育后人，使他们不忘本，要雪洗国耻，振兴中华。”说着，提起一件补了补丁的褐子大襟上衣，说是祖母穿过的，并且是她自己织缝的。又提起一件血迹斑斑的清代武官军服，说是父亲（马福禄）牺牲在正阳门时穿的。李宗仁听了肃然起敬，立即立正行以军礼。之后，马鸿宾才登机起飞。
马鸿宾一贯严于律己，不但自己烟酒嫖赌不沾，还教育后代严格遵守。子女见他时都毕恭毕敬，垂手而立，不敢轻浮散漫，长年坚持早晚请安。吃饭时他不动筷子，其他人不敢动手；行路时一律遵守“长者先，幼者后；骑下马，乘下车”的古训。男女界限严格，没有一个妻子儿女敢在他面前有衣冠不整、嬉皮笑脸者。1948年，六儿一次在厕所偷吸香烟，不慎将烟盒滑落未拾，被他发现，经追查是六儿所为，立即传来训斥，还让传令兵将他按倒打尻板子，众人多次求情无效，老夫人闻讯求情也不行。打到最后，大家一齐下跪再求情，才令住手，但要他将剩下的几支烟吞吃下去。他的这种严格要求，笔者也有所闻：他的八十一军起义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后又改为农业建设第一师，师长马敦信（他的二儿），政委王世杰，住银川城内。约当1954年秋，马鸿宾到了师部。马敦信、王世杰一同迎接落座，王世杰拿出纸烟礼让座中人，轮到马敦信，他急忙递眼色、打手势拒绝。事后，我听到马敦信对王世杰说：“你这个人差点给我闯下大祸。要是老汉知道我在吸烟，那还了得！”斯时马敦信已是五十左右的人了，对其父犹且如此敬畏，平素如何，不问可知。对于他的这种作风，马鸿逵则背地里常以“我家的圣人”相讥讽。总之，两个堂兄弟之间思想作风迥不相侔。这，大概也是两人后来走了不同道路的思想因素吧。
二、三主宁夏
马鸿宾三次主持宁夏军政，一次是北洋政府委任的，一次是冯玉祥委任的，一次是蒋介石委任的。也可以说是三朝元老。在宁夏这块地方发展、保存了他的力量。
光绪三十年（1904）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马鸿宾为其侍卫头目。之后成立西宁矿务马队，光绪三十四年，马鸿宾任西宁矿务马队队官，从此这支队伍成为他的基础，开始了他的军官生涯。1912年马福祥任宁夏镇守使时，马鸿宾跟随到宁夏，改任昭武军骑兵中营营长，后任甘肃新军司令，拥有骑兵5营，军衔升至陆军中将，勋四位。1921年，马福祥任绥远都统，率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赴任，马鸿宾则升任宁夏镇守使，仍兼管内蒙三旗军事，成为方面大员。其主要兵力：1．昭武巡防军：共骑步5个营，司令为其三叔马福寿；2．甘肃新军：骑、步各3营，炮兵1营，司令马鸿宾兼，炮兵营长为其长子马普仁；3．镇守使署卫兵马队1营，营长马楚卿（马鸿宾的岳叔）。1924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任会办，实际上马失去了绥远地盘，他向冯玉祥要求扩充马鸿宾兵力，冯允许其自行招兵，够一师编师，够一军编军。因此，马鸿宾委派宁夏士绅和头面人物在自己地方上拔壮丁，够一排委排长，够一连委连长，一共扩充了3个补充团，计步兵7个营。以上骑、步、炮兵共20营，约有4000人。1926年秋，冯玉祥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是年冬到宁夏，将马鸿宾所部昭武巡防军、甘肃新军、卫兵马队和补充团等名义一律取消，改编为国民联军第22师，马鸿宾为师长，仍兼宁夏镇守使。22师下辖3个旅：64旅，旅长王德铨，下辖两个团，团长马玉麟、马维麟；65旅，旅长马显图（马鸿宾之弟），下辖3个团，团长马义新、马显诚、马彦新；骑兵旅：旅长马献文，下辖两个团，团长马忠、马荣华，师直属队有炮兵营、手枪队，共8000余人，马1200匹，各种步枪4000余支，各连的第四排均持矛杆。到1927年4月，委马鸿宾为甘边剿匪司令，无形中取消了宁夏镇守使。这6年当中，他主要扩充了自己的兵力。为此，除了拔壮丁给老百姓带来苦难之外，还以搜刮款项而弛烟禁，给老百姓增加了祸害。本来，民国以来，甘肃已禁种鸦片，陆洪涛任甘肃督军后，各地相继种植，宁夏道尹陈必淮也想开禁种烟，马鸿宾初未同意，并派士兵将群众偷种的鸦片打毁。从1922年起，在马福祥授意下，马鸿宾默许种植，并收取烟亩罚款。进而借此敛钱，用以扩充实力。他以宁夏防地辽阔、兵力单薄，需要加强防卫力量为理由，向宁夏8个县提出“借款八万元”购买枪支。而所借之款又不收现金，以低价折收鸦片。然后通过绥远，运往北京出售。当时有人估计，此8万元的折价鸦片，到北京可卖30万元。即使如此，所借8万也分文未还。购回各种枪支600余支、子弹26万多粒；另购小汽车、马车各1辆。可以说是为扩充自己力量，而不择手段。这是马鸿宾的第一次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