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干预项目的关注点很快就集中在三个方面：（1）单一内容的宣传品显然不能满足农村的需求，提供尽量多的信息是村民了解、预防“非典”，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保障。于是，为村民提供系列宣传品更为有益；（2）作为一个关注性别问题的女性民间组织，在非常时期站出来，有必要反映出女性民间组织的特征，发声是必要的，宣传中也应体现这一形象；（3）接受知识的对象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群，她们／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因此，在文字表达上要有可接受性，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在内容选择上，要更突出村民的实用性、可及性。
妇女民间组织在进行社区干预时往往强调保持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女性特质也有争议，但我们总感到作为女性特有能力的张扬，正是实现权力转化和寻求解放途径的基础。女性民间组织需要发现并不断扩大自己表现的场所，从而避免复制父权文化将女性作为边缘位置的处境。以抗击非典为线索，关注身体、关注健康，尽管这种介人与传统的女性身份有联系，但女性的这种人类关怀的品质，应该在挑战性别规范的活动中表现出来。
其实，挑战的意义还在于一种创新。它的意义就在于使女性的活动空间突破公私领域的划分，由私领域向公领域的扩展，使女性不再是被动的，而首先是具有主体感的，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者，而成为知识传播者，以此突显妇女在社区健康中的贡献和价值，表现边缘的力量。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作为保健提供者的妇女》一书，对妇女在健康方面的作用是这样描述的：（1）妇女在提供保健卫生方面承担着一种传统的自然角色；（2）在一般家务劳动如打水、购物等过程中，妇女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许多有经验的健康信息的传递；（3）妇女在社区健康方面通常有更深厚的根基；（4）社区中存在的许多妇女组织为妇女参与健康促进活动提供了现成的机构。尽管我们对妇女与健康的“自然”关系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与评价，但我们仍要看到女性经验是知识生产的首要前提，同时，在贫困农村社区开展健康宣传活动，面临着男性大量外出打工、获得“非典”知识的渠道相对匮乏、妇女承担着生产生活的负担较重的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性别敏感的角度出发，强调尊重女性经验，在此基础上为妇女赋权，这样做既利于她们能力的增长，又能突破她们传统的角色定位。
能力增长作为研究会工作理念之一，总期望在社区干预过程中体现这一目标。其基本原则是：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倾听她们的声音，并按她们提出的需求规划和实施项目；促成规划者同参与者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以赢得参与者的信任；为人们的“知情选择”提供足够的信息和知识，特别是要让人们了解参与的权益；要增强社区成员的权力，即增强他们对资源、网络、信息及决策的控制。（《妇女生育健康促进与研究》，Cordia Chu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当然，这里无论是用“为”、“给”、“赋”都存在一个“外”与“内”的关系。一般来说，权力的运作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在上的权力”，其特征是存在主从关系；“获取的权力”体现决策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共享的权力”共同努力实现资源的控制；“自在的权力”即主体自我意识、实现自觉。在实施项目之前，我们也了解过需求，但客观地说，由于多少具有紧急救援的性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因此，如何看待赋权（暂且沿用习惯用语）是一个重要前提，我们需要将它看着是一个权力运作系统的连续过程来理解，而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好“给”与“需要”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时的理解是，为社区群众提供尽量多的信息获得渠道，传播更多的“非典”症状预防知识及政策、法规等相关权益保护方面的宣传，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社区来说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女性主义倡导平等、关注弱势人群，因而我们更期望活动设计能切实地为村民服务，满足其需求，突出社区人的介入和贡献：（1）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发展的主体。女性和男性以及她／他们之间构成的社会互动关系构成了发展的主体要素。（2）女性的决策权是体现参与式理念的重要方面。参与不是出席，而是发言和决策。女性和男性在现实生产和生活中的角色和体验的不同使她／他们很可能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因此她／他们都应被给予发言权和决策权。（3）女性应该公平地获得资源。拥有资源是获得机会的基础，也是参与的前提，更多地参与也有利于获得资源。资源包括：教育、健康、资产等。（4）妇女组织与网络。弱势群体要想参与到主流中去，要通过斗争和争取，在这种过程中，自我组织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妇女组织是妇女获得支持、妇女相互支持、妇女参与社会决策的重要手段。（见《性别与发展导论》，林志斌、李小云著，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为了使男女两性都成为主体，公平的获得资源，也为了使她／他们能自己发掘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的困难，为农村提供一系列的知识也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将参与性与社会性别敏感有效地运用于紧急救援项目中，确实存在不少难度。可以想象，这时的参与性评估难以获取更直接的资料，当然，在后一期的农村预防“非典”宣传中（加拿大资助项目），由于时间相对较为充分，我们增加了下乡反馈、收集意见这样一个环节。
陕西妇女研究会用自己独有的视角，以女性主义者具有的基本理念，实施了农村社区抗击非典的大型宣传／干预活动。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是怎样做的？她们面对怎样的挑战？又引发了哪些思考呢？
二、一种经历
介绍非典症状、预防措施和相应出台的法律法规成为陕西妇女研究会农村社区宣传层面最为重要的内容。这一点正如研究会新闻通稿所表达的那样：
5月16日上午，装有漂白粉、药皂、防护服、口罩、宣传品等防非典物资的三辆汽车从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出发送往我省宜川县、丹凤县、山阳县、紫阳县和商洛市的农村各乡、镇、村庄。这是我省妇女民间组织——陕西省妇女研究会继关注城市社区之后，将关注的重点投射到贫困农村社区的又一举措。
五月份以来，随着非典疫情的肆虐，政府已将防止疫情向农村扩散作为抗击非典工作的一个重点。陕西省妇女研究会敏感地意识到在现实社会结构下，城乡之间在知识获得、信息渠道、资源利用、权益维护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因此，广大农村，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他／她们在这场灾害面前，更显脆弱，更易遭受损害。为了使人人平等地共享健康的权利，作为长期以来关注贫困农村社区发展的民间机构——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唤起全社会对边缘、弱势人群的关注。
为此，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及时向开展农村实施发展和健康项目的丹凤县、山阳县、紫阳县、宜川县等地了解实际情况，在掌握了宜川县近期回乡的200余名民工大多数来自山西疫区；丹凤项目点所在的商洛市从山西、河南、北京、广州等地返乡的民工已近35000人；紫阳县在“五一”期间每天外出打工者返回人数在800名左右；目前已接近麦收季节，返乡高峰将在5月下旬出现等信息后，立即开会商议，认为返乡人口量的增大有可能增加农村地区人口感染非典病毒的渠道和机会，而这对缺乏预防知识和医疗条件的贫困农村来说，采取预防措施已迫在眉睫。作为一个民间妇女组织，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已多次积极回应各种灾害，并积累了一定的紧急援助、灾后重建经验。4月底又成功地在西安市开展了“众志成城、抗击非典”大型系列宣传画进社区活动，在借鉴这次活动方法和经验基础上，陕西省妇女研究会结合农村医疗卫生实际情况，提出了迅速在贫困农村开展针对非典的宣传和干预活动。
经过一周的紧张筹备、多方联络，共筹集资金1 6万元人民币（香港乐施会、嘉道理慈善基金会出资15万元人民币，岐山县第三化工厂女企业家李建华捐赠1万元），为丹凤县、山阳县、紫阳县和商洛市的农村各乡镇、村购买漂白粉13吨、药皂6000块；为这些地区的县、乡镇卫生医疗机构购置防护服120套、口罩2000只；设计、印制以宣传非典预防常识、预防办法政策法规、个人权益保护、等内容为主的宣传张贴画（每套三张）21000份；向各个乡村提供适合当地的预防知识宣传单页（每套四张）40万份。这项活动将有近120万人受益。
“知识·权益·力量”是这次活动的主题，陕西妇女研究会希望通过公共健康与预防非典知识的传递，物质上的点滴援助，国家政策信息和维权理念的支持，把政府对农村群众的关心、把国家相关的政策传递给村民，使他们理解共同的利益和维护权益在抗击非典中的意义，增强贫困地区的农民抗击非典的能力。我们深知，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既要靠凝聚力、民心，靠科学精神，也要靠法律的保证。广大农民兄弟既要有物质上的帮助，也需要知识上的提供，更需要权益的维护。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村民的力量，而这正是战胜非典的强大动力。
新闻通稿的叙述方式具有挑战权威倾向，采用这种策略也是经过研究会精心思考、反复修改的。它的本意并非是如何树立自己的形象，但结果却是对女性主义团体的张扬。女性民间组织为何不能体现权威性、排他性？为何不能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为何要在行动和表达上都处于被动要求的位置？
为了宣传张贴画和一组单页，研究会首先围绕主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确认了活动的主题：“知识·权益·力量”，并通过四个板块试图达到以下效果：（1）“人人自觉，预防非典”：在介绍非典症状之后，从个人层面介绍了如何预防非典；（2）“群防群控、预防非典”：主要是从社区层面讲述了预防非典应该做什么？作为社区一员的责任和义务；（3）“尊重科学、预防非典”：主要想介绍一些简单、实用的科学预防措施；（4）“维护权益、预防非典”：介绍了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各种政策和新的规定。
在简单的分工之后，大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收集相关资料，网上下载，剪裁报刊，筛选、提炼适合农村的知识信息；编写文案，与美工沟通设计绘画思路，联系印刷厂等。既然是一个团队，集体的认同感自然与团队合作联系在一起。
项目执行过程是在一个既紧张又自由的空间内进行的。动员每个人的能力，又保持相互间的支持，这种做法在女性民间组织中是经常的现象。在这里，权力是弥散的，它存在于每个人的知识和特长之中，也正因此，团结与协作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