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在社会分化等级序列或无序状态中最本质的处境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她们被剥夺男性群体所能享受或控制的各种社会资源或机会，比如受教育的资源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等，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忍受各种来自因性别而导致的知识和分工上的歧视，受占统治地位的父权文化价值观的支配。这一处境，一方面使农村妇女在社会性别角色的领悟、学习过程中被剥夺了可供能力增长的有效资源，失去了在角色扮演中协商、对话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农村社区实际的和潜在的由两性不平等的关系引发的社会紧张关系，而这些实际上都在本质上破坏着社区的整合。
农村社区中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结构关系正沿着贫困、权力两大轴心运行。农村社区贫困的状况，使资源等级更加匮乏，两性互动关系在这样的氛围内显然更加紧张，而围绕权力的争夺也必然更加激烈。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因此为男性在有限的资源内提供了更多的获取机会，而农村妇女则在性别角色的规范下，各种资源及机会被理所当然的剥夺。即便是部分农村妇女在某些方面从事点滴的抗争，也被视为对男性权力的挑战，引起男性极端的表达方式——暴力，以此维护或强化对农村妇女的控制。
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重角色：再生产角色、生产角色和社区管理角色。而对这三重角色的分析，恰恰是认识社会性别关系结构的重要环节，也是阐释农村妇女现实处境及寻找可能的突破空间的途径。农村妇女的三重角色在两性关系结构中一般表现出如下的特征：
被剥夺性。农村妇女大都固守着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扮演着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她们的责任是在物质上和感情上照料家庭、抚养子女，从事无报酬的劳动，而本该属于她们的权力被剥夺了；在生产领域，尽管农村妇女也同样从事生产性工作，甚至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这类活动日趋增大，但她们的付出并未被赋予与男性同等价值的回报；在社区事务角色的扮演中，她们则被排斥在拥有权力的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之外。这种两性角色的不对称性反映着权力的不对称，即农村妇女的被剥夺的角色身份。
脆弱性。受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结构的制约，就整体而言，农村妇女在性别角色认同、资源获取渠道、多种能力发展和决策、控制权分配等方面均处于受父权文化支配的弱势地位，甚至受这种文化压力的影响，她们也在有意或无意地透过角色的扮演强化着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结构化过程。这样，她们在自身评价和两性互动中表现出诸多方面的脆弱性特征。在再生产领域，他们承担着家庭事务中绝大部分密集型劳动和生儿育女的职责，却没有相应的决策权、甚至生育自主权；在生产活动她们同样付出，却缺乏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在社区管理上，她们更是处于权力的边缘。而三重角色的关联性特征更在多个方面强化着农村妇女的脆弱性，使她们在物质资源的占有、支配方面，社会支持网络方面和态度、观念上均表现出脆弱的一面。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妇女的地位更加边缘化，易损性和不平等化日趋加重。
差异性。在强调农村妇女作为整体的弱势、边缘地位的同时，不能抛开其群体内差异性存在的事实。对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分析，既可以从社会结构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宏观结构来认识，分析社会角色中规范、期待、义务等强制性因素，也可以从社会过程的微观状态去观察，发现行动者个体在社会角色中学习、领悟等自主性因素。因此，在现实状态下，农村妇女因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年龄、能力、职业、婚姻、声望及居住地等因素的不同，使她们在三重角色扮演中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出现群体内的分化现象。正是这种差异性，影响了人的社会性别的动态理解。
既然社会性别角色不是“概化的他人”，而具有动态的意义，那么，每一个角色扮演者就会参与到社会性别关系结构化的过程之中。社会角色与社会制度一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异性，它是社会关系在一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结构化、模式化的表现，是互动关系中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对传统结构和规范的对话、协商、继承、妥协或批判。农村妇女在三重角色的扮演中其实也拥有自己特有的优势资源，这就是常常涉及到的使用性资源，而作为支配方获得权力也具有转移性，在不同的时空会发生转换。农村妇女在再生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有可能在特定的状态下成为再生产过程中权力的拥有者，同样，在生产和社区管理角色中，她们也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男性权力的部分转移实际上已经发生，而农村妇女的地位正随着权力的转移而变化。可见，社会性别关系、社会结构是两性互动的结果。
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是两性互动的关系模式，社会性别角色是两性对话的结果。因此，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结构，改善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就需要从调整社会性别关系的计划着手。摩塞提出的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和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的区分为挑战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有目标地调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提供了行动策略与工具。而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性别计划也在从意识提升、扩大妇女参与、能力建设、制度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展开了对父权制的批判，赋权理论正成为影响和改善农村妇女社会性别关系的指导性框架，它强调增强妇女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统治别人的权力，而是提高妇女自我依靠和内在力量的能力，其定义包括妇女有权利进行生活中的选择，并通过自己的能力，控制关键的物质及非物质性资源，从而对变革的方向施加影响。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目前是处于父权支配下的弱势地位的社会边缘人群，但通过由男女两性共同参与的社会性别计划的实施，将调整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使农村妇女从被剥夺、依附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建构平等的社会性别结构和健全的社会。
乡村健康卫生医疗状况与需求调查
一、调研背景
社区健康需求评估需要考虑收集疾病和医疗、经验的资料，测量服务使用型态，以及与之相关的卫生、健康习惯和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料。从被访者的态度、认知和行为中发现社区的需求。这一评估当然可以，也需要采取“多元方法”的需求评估模式。在这里，只是从定量调研所关注的范围进行描述。
关注贫困农村社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发展一直以来是陕西省妇女研究会的重要领域，而其中最为关注的又是对妇女卫生健康状况、问题和需求的干预。以下介绍的定量需求评估报告，正是陕西妇女研究会为即将实施妇女健康教育项目的丹凤县毛里岗乡常路村、栗树村、黑沟村、天坪村等四个行政村进行的社区健康医疗卫生，尤其是妇女健康医疗卫生状况与需求的基线调研。
1．理论背景
对农村医疗卫生健康状况的需求评估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本次需求评估的基本思路是以可能实施干预活动的领域：社区卫生习惯、健康知识、医疗卫生服务的状况和需求为主。设定探讨的分析范畴：以资源理论和性别视角为出发点，通过对与健康相关的资源占有、分配、交换关系的性别、地域、教育等差异分析得到结果。如此，健康资源在本次调研中不仅是一个重点关注领域，而且将是一个开放的范畴，包括物质（医药、卫生院／室）、经济（收入）、地理（社区不同的居住距离、居住高度等）、规范（习惯、权利）、技术（医术）、信息（相关知识及其获得渠道），还包括心理的（整体感受、具体评价、满意度、信誉度、信赖度）、社会的（权力、控制能力）等，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交换结构和关系。性别视角努力贯穿在整个需求评估过程之中。
2．问卷设计逻辑及其内容
因本次调查并非实验性研究，而是探索性研究，故并未建立系统性的研究假设，而是依据资源分析的路径，将资源描述、资源获取、资源利用、资源评价、资源控制、资源需求等几个方面作为重要的评估因素。
按照这一思路，根据对社区以往的调查，本次问卷设计收集资料的范围大致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社区环境（安全饮用水、处理垃圾方式、环境满意度等）、社区人群健康（自我评价、卫生习惯、人群常发病、患病起因、求医行为等）、社区资源控制、利用及评价（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利用状况、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服务状况的评价、社区健康知识及获取渠道）、社区健康需求（资源需求、知识需求等）。
3．调查实施与数据说明
调查实施前，我们对参与此次调研的访问员进行了严格的访问培训，使他们充分了解此次调查的项目背景、项目目标和主要项目活动以及项目村的基本情况，明确此次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理解问卷调查的质量控制、抽样方法、调查技巧、调查问卷等。
2004年7月31日～8月6日，我们按照计划对丹凤县毛里岗乡常路村、栗树村、黑沟村、天坪村等四个行政村20一65周岁之间的当地村民（暂居者除外）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基于调查地点山大沟深、受访者居住分散的特点，为了减少误差，提高调查效率，结合此次的调查目的，本次调查采用了整群抽样的抽样方式。即先将4个行政村的22个村民小组进行编号，然后随机抽取若干小组对其所辖所有住户均进行访问。若被抽中的村民小组样本量不足，用同样方法在剩余的村民小组中进行补充。在具体人户访谈对象的确定中，我们采用了KISH表，以保证样本的概率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到有效问卷265份，问卷有效率为88．3％。
二、主要发现
（一）社区卫生环境状况
对社区环境卫生状况的描述，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观察，可包括自然环境状况和人文社会环境状况，其指标会包涵水文、气候、地理、家庭类型、居住情况等等。鉴于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干预活动而设计进行的，所以，本次对社区环境卫生状况的调查只是以村为单位选取了整体的评价、饮用水情况和环境危害情况作为主要调查指标。
1．环境卫生状况评价：四成以上认定不好，黑沟村自我评价最低
卡方检验：卡方值=65．511；P值=0．000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村民持“不太好”（30．7％）和“很差”（11．1％）负面评价的占到了41．8％，而持积极评价的为34．1％。可见，有相当数量的村民对目前社区的环境卫生状况是不满意的。如果从自然村上分析，各村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黑沟村自我评价最低，“很差”（27．1％）和“不太好”（54．2％）累加达到了81．3％。天坪村对本村的卫生状况评价相对较高。2．用水情况：难以饮用干净、便利的水，天坪、黑沟村饮水困难。
卡方检验：卡方值一95．779；P值=0．000
调查结果显示，四村中能用上自来水的仅占10．7％，大部分家庭仍饮用住房周边的“河水或泉水”（47．5％）和“附近的井水”（19．5％）。需要说明的是，在社区中，仍有5．4％的家庭使用“窖水”（4．6％）或“涝池水”（0．8％）。另外，到距离住房较远处拉水的还有10．7％。
如果从自然村上观察，则可见到明显的差异性。其中，仍饮用“涝池水”的天坪村比例最大为2．7％，但其使用“自来水”的比例在各村中也是最高的（31．5％），可见其内部的差异。“窖水”使用各村均有类似的现象，依照突出的程度依次为：黑沟村（8．3％）、天坪村（6．8％）、栗树村（3．3％）和常路村（1．3％）。需要到“较远的地方取水”的则是栗树村（18．0％）和天坪村（17．8％）所占比例最高。整体看来，受访各村在饮水问题上都存在困难。而其内部又由于各组所处位置（或位于山上，或位于沟底）的不同存在较大差距。
3．处理垃圾方式：主要倾倒在河道里或随意扔掉
卡方检验：卡方值=43．042；P值=0．000
当我们以“处理垃圾的方式”进行调查时，结果看到，有80％以上的村民都选择“随意扔掉”或“倾倒在河道里”。交叉分析结果显示，除自然村／组间差别较大外，其他分析因素在处理垃圾的方式上差异性并不显著。其中，栗树村（54．1％）和黑沟村（50．0％）“倾倒在河道里”的比例比较高，天坪村因为地势较高的原因，更多的是选择了“随意扔掉”（47．3％），而“倾倒在河道里”的比例为27．0％。相反，常路村在“火烧”中的比例最高，为10．5％，高出其他村子8个百分点。
（二）社区人群健康
在本部分中，我们主要对可能影响村民身体健康的卫生健康习惯、社区高发病、传染病的状况、健康检查行为以及村民的求医行为进行了调查。在我们看来，这是实施社区健康干预的基本分析数据。
1．身体健康状况评价：半数以上认定不太好，黑沟村评价最差
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村民中，5成以上村民对本村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评价并不乐观，持“很好”和“较好”正面积极评价的比例为20．0％，持“一般”态度的为31．2％，而持消极评价（“不太好”41．5％；“很差”6．8％）的比例则占到了近50％。可见，有相当多的村民对本村村民身体健康的评价持不乐观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不同性别、年龄段、收入水平、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的村民看法基本一致，但在个自然村间，受访村民的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结果显示，认为“比较好”的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天坪村27．0％、常路村21．9％、栗树村14．8％、黑沟村4．2％；认为“不太好”的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黑沟村58．3％、常路村43．1％、栗树村39．3％、天坪村32．4％。
当询问产生负面评价的原因时，得到的结果（可多选）排在前t位的依次为：生病的人多（49人次，占19．4％）、经常下地干活，体力活多（48人次，占19．0％）、农村卫生条件差（44人次，占17．4％）、村民自我感觉身体状况一般（42人次，占16．6％）、医疗条件差（36人次，占14．2％）、经济不好，没钱看（34人次，占13．4％）、“河里／涝池水不卫生”（21人次，占8．3％）。
2．卫生习惯整体状况评价：黑沟村评价最低，天坪良好评价达5成
调查结果表明，受访村民回答“非常好”的占3．8％，“较好”的占24．8％，累计不足30％，而认为“不太好”（26．7％）和“很差”（8．4％）的比例则占到了36％左右。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强的村民已经意识到村民的卫生习惯并不好。这方面，受访村民没有因性别、文化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各村仍存在明显差异，黑沟村卫生习惯评价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