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先期到达班佑地区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赶到班佑，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叶剑英建议红军出草地后，应改变方向，放弃从班佑直上甘肃玛曲，沿夏河进攻拉卜楞的计划，应采取避敌锋芒的方式，从班佑转身东北方向的巴西、包座，进人甘肃南部地区。这样可以减少红军进入玛曲草原四至五天的行军时间，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开敌人骑兵的袭扰，直驱甘南腊子口和哈达铺一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听取叶剑英的建议后，同意修改进军方向。用毛泽东当时的话说：“剑英让我们从班佑拐个弯，经巴西、包座入甘，我同意这个好主意。这样可以让我们少走草地，也不担心国民党的骑兵了。”
但是此时，蒋介石得知红军走出草地的消息后，重新调整了布置，急调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红军，企图与敌一师之康庄团会合，拦截红军主力北上。鉴于此，中央和前敌指挥部准备发动包座战役，打通红军北上甘肃的通道。
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班佑以东地区。这里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尤其是上、下包座，地扼松（潘）甘（南）故道要冲。松甘故道北出黄胜关，经两河口，翻山越岭，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山谷之中，是敌人当年的主要粮道。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二团分驻上包座的大戒寺一个营、求吉寺两个营，两处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再加上蒋介石急调而来的第四十九师，总兵力达一万二千多人，几乎是右路军总兵力，而且当时彭德怀的三军团还有一大部分没有走出草地，林彪的一军团在草地行军中减员相当严重，整个部队处在过度的疲惫之中。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在部署战斗任务时，考虑到中央红军万里转战，减员甚大，特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由四方面军所属部队攻打包座，开辟北进通道，及时将攻打包座的任务，交给了红三十军和四军。具体部署是：以程世才、李先念的三十军为主力攻打大戒寺，同时担负上包座的打援任务；以许世友、王建安的第四军作为助攻部队，并以一部攻打求吉寺，整个战役以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全部集结巴西和班佑地区，并负责警卫中央纵队安全。
28日下午，红三十军、红四军和红一军团作战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并于次日黄昏，分别向大戒寺、求吉寺守敌发起攻击。红三十军各部还做好了伏击敌四十九师的战斗准备。
至此，包座战役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我们到达包座的季节，是深秋。
经成都军区宣传部刘旭副部长的安排，若尔盖县人民武装部嘎仁次娃科长早早就等在了俄若乡政府门前。由于从俄若村到大戒寺的路有好几处被水冲断，次仁就带着我们穿过一片茂密的森林，抄近道来到当年的主战场之一的大戒寺。接待我们的喇嘛是位十分友善的青年，据次仁说他是这里的住持。三年前从佛学院毕业分到这里的，是寺院里唯一拿工资的喇嘛。很快小伙子就从后院里请来了88岁的老僧人赫洛次布。老人对当年的战斗情形还记得很清。他说：“红军草地过来后，这里的敌人很担心守不住，就派重兵在大戒寺和求吉寺驻防。他们把从巴西、求吉等地搜刮来的粮食，通过松甘故道运送到包座，存放在寺院的僧房里。在与大戒寺一河之隔的玛日若基山上，还构筑了许多工事，连我们寺里的喇嘛都让他们赶到山上干活、抬石头、打围墙。本来玛日若基山地势险要，可他们还是把前山都修了工事，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打仗的时候，红军会从班佑翻山过来。当年，这山上到处是森林，悬崖陡峭的像刀子削的一样。听到枪炮声以后，当地人都跑到远处躲起来了。我和一些僧人也从寺里吓跑了，躲藏在那边的山顶上，爬在石头后面看他们打。几天的仗都打得好凶。包座河的天上都是烟雾，风一刮就能闻到血腥味，还能听到枪炮声和喊杀声，却看不到人。”
老人说：“我们听说红军打赢了，就纷纷回到了寺院。红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寺院的大经堂内。红军跟国民党的兵大不一样，国民党兵进驻寺院时，有个军官用枪指着僧人要东西，不给就要开枪。战败逃跑时，他们又放火烧了粮食。院子里的这几座残墙，就是当年存放粮食的僧房。红军攻进寺院，有的战士抓起烧糊了的粮食往嘴里填。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饿着肚子在打仗的。但是战斗完了后，没有粮食，他们就吃树皮、野菜和牦牛皮等，但是没人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看到红军没吃的，就带他们进山，去找有钱人藏在山洞里的粮食。八九天后，红军离开这儿，往甘肃那边儿走了。”
在大经堂值班的另一位老喇嘛吾然说：“我出家60多年了，刚来时听说红军长征在这里住过。寺院经堂的柱子上，原来写有标语。懂汉文的僧人说，写的是‘红军万岁’。这寺院周围的山上，现在有时还能捡到子弹壳呢。你想想吧，当时的战斗打得是多么激烈。”
包座战役，从8月29日到31日，经过连日激战，包座战役以红军全胜告终。此战，我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等部，毙、伤、俘师长伍诚仁以下5000余人，其中俘800余人，缴获步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及牦牛700多头、羊1000多只，还有大批弹药、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
据说，当红军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听说部队俘获伍诚仁后，高兴地在电话里向程世才报告：“军长，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伍诚仁被我们抓住了！”
“还活着吗？”程世才问。
“活着，一根毛也没少，就是胳膊受了点伤。”郑维山说。
“好啊！赶快派人把他押到军部来。”程世才命令道。
李先念政委也非常高兴，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随后徐向前又报告给了毛泽东。可惜的是，徐向前和毛泽东到底也没有见上这位被俘的国民党少将师长。因为在押解路上，由于当时天黑又下着大雨。伍诚仁乘着战场混乱和夜暗，带着伤跳进包座河逃跑了。
但是在攻打求吉寺的战斗中，我红四军十师师长王佑均却光荣牺牲，年仅24岁。
若尔盖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蒋桂花说：“包座战役战线长，两端的战斗最为激烈。早在红军过草地期间，敌人就派一个团进驻了求吉寺。囤积了大量的粮食等物资，并构筑工事，凭借寺院坚固的墙体，准备拼死抵抗。接到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后，红十师向求吉寺发起进攻。在战斗中，战士们勇猛果敢，将求吉寺附近的几个据点相继摧毁。然而由于寺院墙体坚固，红军多次进攻均未奏效。这时，王佑均把机枪架在警卫员的肩膀上，猛烈地向敌人扫射，掩护战士们往前冲。他自己却不幸中弹牺牲，长眠在求吉的土地上。1936年8月5日，根据党中央速出甘南的指示，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制定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将红二、四方面军，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纵队，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之前，先机取得岷州、洮州和西固地区，最终实现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期间，徐向前还特意来到王佑均墓前，献上了亲手采摘的山花。为纪念红军烈士，我们求吉人把噶嘎山改名为‘红军山’。”
求吉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纳戈顶着烈日带领我们来到了街面背后的求吉寺战斗遗址。他说：“寺院在解放前，南迁到街道入口。这里只留下一座土墙体。寺院迁走后，几十年的风雨侵蚀，墙体却没有倒塌。这里的土一旦由工匠打成墙，就像钢筋水泥一样坚固。”
纳戈指着墙上的几个洞说：“这些都是枪眼儿。当年，敌人把寺院与背后的噶嘎山，用通道联为一体，并在山顶上修了碉堡等。红军攻打求吉寺时，牺牲了许多人。我军北上后，求吉的农牧民把求吉寺内外的烈士遗体进行了掩埋。
几天中，我们穿行在当年包座战斗的土地上，进行了大量的采访。综合了各种史料，对包座战斗的大致经过进行了整理。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包座战斗，过去的党史、军史都只是一带而过，对于它的过程，特别是意义没有更多的阐述。第一，包座战役的胜利，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对红军川西北会师后采取的“长围高困”新战略；第二，包座战役的胜利，为实现党中央的北上战略和红军的生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三，包座战役的胜利，是红军一、四方面军并肩战斗，团结一致的成功典范。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战斗打响之前。红三十军先头部队就奉命赶到包座，以第八十九师为一梯队，由该师第二六四团担任主攻，消灭包座河河东岸大戒寺内之敌，其余两个团在大戒寺西北地区担任侧攻；以第八十八师（缺第二六五团）为第二梯队，隐蔽于班佑至大戒寺路侧待机，准备打援。军长程世才、军政委李先念和第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在包座河西岸设立指挥部，负责围歼敌师。
8月29日黄昏。红二六四团率先向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但是战斗进展非常艰难。一直打到晚上9时，才攻占了大戒寺外围北山山脚下的几个碉堡和西坡半山腰的一个碉堡，随后，占领大戒寺。歼敌200余人。其余敌军被红军围困大戒寺后山碉堡之中。
30日傍晚，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二九一团先头增援部队在大戒寺以南与红军警戒部队接火。红军为了诱敌深入，二六四团完成象征性的阻击任务后，撤至大戒寺东北山地隐蔽，放敌二九四团进入大戒寺内。
是夜，我二六四团一部，在夜幕掩护下，突然向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毙敌营长陈嘘云以下数十人。在审问俘虏后，李先念和程世才获知，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主力明天就可到达包座。程世才当即决定，由第二六四团先将包座守敌包围起来，围而不打。再以八十九师两个团，迅速进入包座西南地区会同八十八师，共同埋伏在敌四十九师援兵必经之路。
完成设伏之后，李先念又向松潘方向派出了侦察警戒部队。直到次日中午，敌人才从松潘到包座的大道上，进入我红三十军伏击圈内。
但是，敌军十分狡猾，只以一部兵力搜索前进。与红军接触后，也是先进行局部战斗，在夺取有利地形后，主力再作前进。
李先念和程世才，干脆将计就计只以正面二六三团一部。进行接触性抗击后，主动撤退，不断诱敌深入。等敌人大部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李先念又命令第二六四团开始猛烈攻击大戒寺守敌。寺内国民党守军急呼第四十九师主力火速来援。此时，胡宗南也下令第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迅速增援戒寺守军，必于今晚占领包座。”
当敌前卫团全部诱至包座以南5公里的地区时，李先念下令第二六三团发起攻击，不准敌人前进一步。顿时，阵地上硝烟弥漫，枪声、杀声震耳欲聋。这时，敌师长伍诚仁也下令加强反攻，并亲率第四十九师师直部队，在前卫团的掩护下，将全师分为五路纵队，向包座方向蜂拥而来。
等待多时的李先念、程世才，见敌军主力大部进入我预设战场，当即命令：二六五、二六三两团主力全体出击，决不让敌人突破第二六三团的防线，靠近包座。同时，又以一部主动吸引敌后卫团迅速来援，等敌全部进入包围圈后，再全线出击。
直到下午3时，敌第四十九师才全部进入红军预设战场。程世才当即下令：“全线发起总攻。”
顿时，隐蔽在山上的红军主力，发起全面出击。方圆七八公里的战场一片火海。红二六八团从正面直插河西岸国民党军南北两团结合部之间，并以一部夺取包座桥。切断了东西两岸国民党军的联系，将国民党军一下子分割为三截后。又以红二六三团、二六五团、二六八团，从包座河两岸。实施分割围歼。
战斗刚刚拉开序幕，整个包座河谷，硝烟翻滚，烈焰升腾，红军英勇出击，奋力杀敌，不断采取小集团冲锋扑向敌阵，发扬近战特长，与敌肉搏在一起。战斗持续了7个多小时。我三十军主力终于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毙敌团长、副团长各一人，俘敌团长、副团长各一人，敌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也被俘虏。
就在红三十军主力打响包座战斗的同时，许世友的红四军主力也在包座以北22公里处，打响了求吉寺战斗。
求吉寺战斗是包座之战的一部分，当时国民党军在求吉寺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团长康庄是在7天前率领本团主力进驻寺院的，在这里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
战斗打响之后，敌人凭借寺院高墙和坚固工事，拼命进行抵抗。担负主攻任务的红十师主力部队，在屡次攻击受阻之后，师长王佑均见敌人用几挺重机枪封锁冲击道路，部队伤亡很大。寺院前，倒下了成片的战士。
王佑均又组织了几次进攻之后，生气地抓过一挺机枪，大喊一声：“警卫员，过来。跪下！”
王佑均将机枪架在了警卫员的肩上，就开始了扫射，很快就压住了敌人的火力。他一边用机枪向寺中射击，一边指挥部队向寺内守敌发起新的冲击。当第一批突击队员冲进寺内后，他甩下机枪领着大刀队冲了进去。
求吉寺内顿时喊杀声一浪高过一浪，28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在王佑均的大刀队前，成了红军的刀下鬼。正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王友均的头部，年仅24岁的师长牺牲在了求吉寺内。守敌团长康庄乘机率残部突围逃窜。等许世友率部冲进寺内时，王佑均手里还提着那把跟他走了一万多里长征路的大刀，安详地躺在寺内一棵高大的松树下了。
包座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将王佑均的遗体，安葬在求吉寺附近的山坡上。
至此。包座战役宣告结束。胡宗南坚守的川甘交界的松潘通道，形同虚设，对红军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红军出川进甘的大门，已完全呈洞开之势。
包座战役结束后，已到达阿坝多日的左路军，却在张国焘的掌管之下，依旧按兵不动。连日来，就连最听张国焘话的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都有些沉不住气了。在包座战役期间，他发电建议张国焘应尽快率部北上。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再次电报告诉朱德、张国焘，指出：“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候左路到达后，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这样，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但是，张国焘于9月2日复电说：“葛曲河水大涨，不易消退，侦察上下30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
红军左路军与右路军的会合，再次出现新的障碍。
红军是进是退，已到了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
事隔若干年后，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里对他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