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全镇男女老幼齐集街头，依依不舍为红军送行。马青年（后任甘肃省省长）等十几名青年高高兴兴参加了红军。后来红军在回民地区根本不需要找向导，回族战士用自己的暗语、暗号很快就和当地群众接上了头……
在兴隆镇附近的单家集红军长征纪念碑前，老乡们说，当年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时，毛主席听说了二十五军的事后，夸“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离开兴隆镇后，红二十五军又于当天一举攻克隆德县城。然后沿西兰公路东进，乘着茫茫夜色翻越了六盘山……
红二十五军神速西进，敌人为之震惊。蒋介石曾接连发出五道电令，要求于天水、成县以东渭水以南地区，将红二十五军“聚而歼之”。但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使得敌人的计划成为泡影。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红二十五军神速西进北出，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防线，让敌人十分震惊。蒋介石大为恼火。从7月26日至8月10日，接连从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报命令，要求各部“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继尔，“督饬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并严令毛炳文、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堵截，以围歼红二十五军于两当一带”。最后，他在电报中指出：
一民兄（朱绍良的字，时任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绥靖公署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查徐海东匪部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集中剿灭徐海东匪部。
中正
民国24年8月10日
据此，川军一部也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和天水，准备南下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充第一旅，也全力回防文县、碧口一带，严防二十五军南下与红军主力会合。
但是，红二十五军在飞渡渭河后，又于8月11日，经千户、西川一线，直插秦安县城，开始了新的战斗。
红二十五军，最早创建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11日，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形势，回避国民党重兵的“围剿”，奉中央命令，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当时全军下辖4个团，共3980余人，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豫陕边境地带打破20余倍于己之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并在途中成立鄂豫陕省委，创建了鄂豫陕苏区，随后于1935年7月，从陕西省长安县丰峪口出发，8月1日，翻越秦岭山脉，入甘作战，以实际行动迎接主力红军的出川北上。
此时，红二十五军已经离开故乡半年之久，已成功地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给敌人后方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蒋介石曾多次电令，要求西北绥靖公署各部“防徐（海东）匪于天水、成县以东，渭水以南地区”，并“全力聚而歼之”。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围绕南下和北上的问题在毛儿盖附近一个叫沙窝的小山庄召开会议。会议的议题还是两河口会议的老话，团结北上，出川入甘。
沙窝并非地名。当毛儿盖河的河水流到今天的下八寨的血洛村后，在村子东边的河心。形成了一片不大不小的绿洲。绿洲上长着几棵白橡树，白橡树下分布着几个大大小小的沙滩。千百年来这片沙滩就是附近的民众夏天纳凉，冬日晒日的好地方。至于说到“沙窝”和“血洛”，四川阿坝自治州党史办的同志说：“你们汉族不是有十里不同俗的说法吗，血洛和沙窝就是我们这里的安多藏族和嘉绒藏族的方言之别。”这就是当今的中国地图上只有“血洛”而没有“沙窝”的原因。由此，在血洛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得名为“沙窝会议”。沙窝会议的会址当年是红四方面军十一师的指挥部。
如今，这里居住着一户藏民。主人叫肖东巴。
2005年7月9日，我在这里看到，肖东巴家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土木结构的房子，仍然耸立在血洛寨的最北端。
对于70年前的那次会议，现在的血洛寨的人们已无太多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前来的党史军史专家和一队队一群群策杖而行的老红军，才让村民们意识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大事。90岁的洋尔基老大娘在我们离开寨子时，还站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说：“红军来时，青稞都黄熟。寨子上下住满了红军。老扎西家的那栋楼下，到处都是站岗的兵，人人都是荷枪实弹。后来过了几十年，我们才听说这里原来开大会的全是中央的领导……”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几乎所有的党史资料都说，在沙窝会议上，对局势了解于胸的毛泽东，面对来自党内的困难和国民党军的外部围攻，他据理力争，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对张国焘，他更是极尽了斗争、批评、忍耐、甚至是等待，最后达成团结的所有手段，为扭转“松潘战役计划”后，红军面临的危局。促进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坚持北上方针，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这次会议是在大家极大的克制和忍耐下，在激烈的对抗中进行的。当时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共11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关于组织问题。张闻天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并对张国焘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处于低潮的悲观论点和南下西进的主张进行了批驳。《决议》指出：“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目前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它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发展。红军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决议》还要求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指出：“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地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的，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还针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号召全党坚决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张国焘倚仗人多枪多，想从根本上改变党中央的领导成分。他在“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四方面军干部九人当政治局委员，比原有政治局委员还要多一人。党中央未同意他的要求，但为了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在组织上作了适当的调整。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最后，张国焘终于同意了党中央的北上决定和“夏洮战役计划”。但是，从根子上他还是没有放弃西进南下退却的打算。回到毛儿盖不久，他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方针公开叫板。
会后，周恩来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肝脓肿。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鉴于张国焘依旧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8月15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就这样，在中央的再三督促下，张国焘的左路军先头部队，才于8月下旬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方向前进。但是，部队占领阿坝之后，张国焘又按兵不动了，继续与中央的北上方针对抗起来，而且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升级对抗，最后发展到了对中央采取“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沙窝会议之后，毛泽东又在毛儿盖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会议决定，由叶剑英亲率两个团担任右路军先遣队。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召见红军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
后来杨成武将军回忆道：“当时，毛主席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后来，“主席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特别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8月19日，再次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会上，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
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右路军靠拢。毛泽东在作会议总结时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下来，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目前战略方针的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等人的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此时，由于左路军正在进攻阿坝途中，朱德和张国焘没能出席会议。中央为此专门致电两人通报了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
而这时，转战于甘肃的红二十五军，由于大纵深长途奔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加之国民党军前有堵敌，后有追兵。蒋介石又多次电令西北剿总：“限期于8月15日以前肃清（红二十五军）。”指责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人“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如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随后又下令西北的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各抽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
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面临的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特别是连日来部队所经之地，几乎天天下大雨，西兰公路以北的泾河水势猛涨，部队无法北渡。而公路以南又被几十里宽的黄土大塬所阻，全军进入毫无回旋余地的狭长地带。在此情况下，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人果断决定，暂时离开西兰公路，翻越王母宫塬，南渡泾河支流油河，摆出佯攻灵台、“夺路入陕”的态势诱敌回防。从而实现向西进攻崇信县城，扭住西兰公路不放的战略目的。同时，部队继续多方打探主力红军的行动消息，寻找会师机遇。
8月21日，就在二十五军各部翻越王母宫塬、南渡汭河时，突然遇敌一○四旅二○八团1000余人，一场恶战就此拉开序幕……
这天，朱德和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已占领川西古城阿坝。
还是这一天，中央纵队所在的右路军先锋团（杨成武所带的二师四团），奉命率先进入草地。
随后，林彪的红一军团（含中央领导纵队、左路军机关）、红军大学、四军、三十军，也开始草地行军。
走在右路军最后的是病中的周恩来带领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